9月20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主办，恩施州政府协办的“2014年海峡两岸论坛”在恩施举行。来自大陆和台湾地区的120多位专家，围绕“海峡两岸城市发展：比较、借鉴与合作”这一主题，就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发展与治理、两岸城市发展合作前景等，展开深入研讨，呈现前沿观点。本报记者现场采访其中的10位专家，现将专访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全球进入经济新常态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李扬

    经济新常态，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首次提出并使用的。1987年至2007年，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达20年的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作“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其主要特征是：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同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明显弱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外围/中心”的不平等地位为基础，这本就深藏着失衡的根源，且愈演愈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全球的分工、生产和交换体系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亟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美国、欧洲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债务危机仍未过去；新兴经济体增长下滑。二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非同步性，资本投机性增强。三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和以前不同，要旨是“修护资产负债表和去杠杆”。五是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乃至局部战争频仍。

    目前，“新常态”已获国际社会共识。中国经济自2008年开始，就已进入新常态。

    从供给面的原因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这种结构性变化，是经济成长阶段推移的结果。它区别于周期性，更区别于政策性，是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

    从需求面的原因来看，消费作为慢变量，其规模相对稳定，急切间难有作为，而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急剧下挫，剩下的唯有投资一途。当前应尽快改变政府主导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的局面，更多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投融资模式，加强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合作。（记者 星星）

    大城市优质资源宜分散化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潘家华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从根本上说要实现大城市优质资源分散化，产城一体化，还要注重保持城市特色和优势。

    在大陆，好的医疗、教育，好的公共服务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优质资源的高度集中，让上学难、看病难等矛盾突出。以高校为例，北京、武汉等地高校林立，可以说大城市集中了相当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但事实上，在国外，斯坦福建在旧金山一个空旷的地方，剑桥大学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国外这些大学都没有在所谓的大城市中心。

    如果优质资源可以分散化，人们能在乡镇接受好的公共服务，就不会一味向往大城市，就能实现人口就地城镇化。现在的问题是中小城镇吸纳能力不够，大城市又难以容纳那么多人。城市越来越膨胀，社会、经济、环境成本非常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幸福指数也会受影响。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市和农村都有同等的社会服务。发展中，特别要注意产城一体化，注重学校、医院、文化、商业等服务设施的配套。否则，只有产业而不考虑人的需求，就会出现“潮汐”式现象。 （记者 艾丹）

    城市不是越大越好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黄平

    现代城镇化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便捷、方便、有效的服务，而并不是单指工资多高。

    中国下一步城镇化战略要处理好管理与服务、发展与环境、社会和个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怎样让城市规模与城市功能匹配，城市设计理念怎样体现以人为本？城市不是越大越好，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城市人口不是越多越好。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而是互利、互补、共赢。城市发展不能简单追求大，追求快，而应该是大、中、小，甚至微型的城镇，星罗棋布、搭配有序，实现优势互补。像现在推行的京津冀一体化就是形成序列，和而有序、搭配有当。对城市而言，大有大的苦恼，小有小的好处。像广州等地，城市垃圾处理、交通问题越来越突出。就湖北而言，武汉是超大城市，宜昌若按欧洲标准也是个大城市，可以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在追求大城市。但实际上，需要避免城市大而无当，要因地制宜。比如恩施就不必追求大城市，它有自己的民俗特色，就应该利用好特色，走生态的、绿色的、民族的、旅游的发展道路。 （记者 艾丹）

    打造世界级特大城市群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魏后凯

    长江经济带是继沿海经济带之后，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导增长带，以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为核心，重点和潜力在中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战略定位，必然是构建世界级的特大城市群。

    建成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需通过资源整合和产业链重组，积极推进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四圈（群）融合，构建一体化的特大型长江中游城市群，充分发挥“1+1+1+1>4”的系统集成效应，极大释放和激发整个区域的内在增长潜力和发展活力，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该区域整体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居中区位以及协调东西部、统筹南北方的战略支撑点地位，使长江中游城市群拥有发展内陆开发型经济的最佳条件。应深入实施全面开放合作战略，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坚决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消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合理流动，引导人口与产业合理布局，全面提高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全国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战略高地和示范区。 （记者 星星）

    乡愁，需要地方特色支撑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 吴中书

    我祖籍广东梅县，希望能在大陆找到乡愁的根脉。对大陆的城镇化，我充满期许的同时，也有一些建议。

    首先，建议城镇化更加注重留存地方特色。不能为了城镇化而把传统文化丢掉。千城一面的城镇化既违背了城市发展的规律，又消磨了地方的独特文化，让人难以寄托乡愁。我对湖北印象颇深，像恩施这样的城市，环境好、民俗浓郁，有丰富的硒资源，应该充分凸显地方特色，以浓郁的地方特色激活优质旅游潜力。以我之见，城镇化过程中，人和文化是最重要的着眼点。其他都是次要的。

    第二，建议城镇化更多兼顾乡村。当年轻人都涌向城市，留下来的老弱妇孺、空下来的乡村阡陌不能被选择性遗忘。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兼顾留在乡村的居民，保障他们的福利。城镇是相对农村的，农村丰富的资源不能荒废掉。将农村土地出租给企业是个好办法。台湾采取的就是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种植，既创造了财富，又保证了乡村文明的接续，让村落不至于慢慢消失殆尽。

    第三，期待湖北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台湾开展更多合作。在城镇化、绿色资源开发、传统文化保护上，台湾走得更快一些。而大陆的很多发展经验也值得台湾借鉴，彼此之间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目前，已经有荣成纸业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台湾可再生资源企业在湖北投资，期待湖北在政策和法律法规上给予台湾企业更公平的环境、更便捷的准入，这样必将极大调动两地的经济、文化合作。（记者 李思辉）

    电子化政府探索值得关注

    台湾彰化县政府计划处处长 陈金哲

    本届论坛更多关注城镇化问题。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政府如何在城镇化背景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台湾彰化县以政府政务网为载体，实现社会福利与跨机关资源整合，提升了服务质量，有一些实践经验。

    近几年，为了主动发掘高风险家庭及福利边缘户，彰化县开发了一套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对辖区老年人状况、困难户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和需求预测。同时，通过政府政务网络受理有关福利申请、审批事项。最终集中到一个窗口统一办理手续，以此提高行政效率，效果不错。城镇化背景下，民众需求更趋多元，发挥通讯科技优势，为民众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是大势所趋，值得关注。未来，电子化政府将进一步连接小区、非盈利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终端。网络的无穷活力将在优化公共服务上发挥更大作用。

    彰化县的电子化政府实践，似乎离大陆很遥远，实际上却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大量人口迁徙造成的陌生人社会的问题、服务效率不济的问题很快就可能凸显出来。我们需要做好应对的探索和准备。 （记者 李思辉）

    注重发展的公平性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金碚

    工业化和城镇化要处理好人口迁移、产业发展、城市建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矛盾。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发生了许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人口聚集大于产业发展，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压力非常大，外来人口的吃、住、行都存在问题，城市脏乱差也比较突出。人口聚集小于产业发展，就会出现“空城”、“鬼城”。

    城镇化产业发展，在区域上需要有分工。以湖北为例，湖北有很好的工业基础，有汽车、有装备制造，这都是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地方发展，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生态区域。中国人口很多，发展不平衡，有必要考虑各个地区发展权的问题，注重发展的公平性。作出生态贡献的地区要有生态补偿，落后地区要得到援助，让大家都有发展机会，实现各具特色的发展。 （记者 艾丹）

    要关注小农户诉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 张晓山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化农业与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大战略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广大消费者对多样化、安全卫生、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广大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增加收入、过上富裕文明生活和享有较好公共服务的向往不断增强。协调这两种期盼迫切需要深化改革，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

    由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城镇化进程所决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经营主体的构成是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

    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是大量小规模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及农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排头兵和农业企业家的雏形，但在他们旁边的是上亿小农户。小农户在社会转型期将长期存在，他们的利益诉求必须得到重视，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应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使他们能分享到农业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利益。 （记者 星星）

    新型城镇化需人、物协调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车伟

    新型城镇化需要考虑人的问题，更需要考虑物的建设。只有实现人的城镇化和物的城镇化相协调、相匹配的城镇化，才是健康的城镇化道路。

    人的城镇化需要以物的城镇化为基础，人需要就业岗位，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基本的公共服务。物的城镇化需要人的城镇化提供动力和支撑，人不仅是城镇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源，更是城市活力和创新的源泉。

    沿海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今后，任何地方的城镇化发展，都要找到吸引人口的具体动力，根据自身优势寻找发展着力点，而不要一味贪大。比如恩施，受限于多山的自然环境，难发展成特大城市。但这里风景优美，非常适合人类居住，被称为世界硒都。利用这些天然优势资源，恩施可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和养生养老产业。（记者 星星）

    期待更多的马云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所长 张荣丰

    大陆的城镇化效率体现了政府的作用。同时我也建议，要更加注重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市场能解决的就交给市场，政府不要过多干预。台湾在城镇化过程中，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要求，民众在家中完成垃圾分类处理。回收车每天固定时段收垃圾，进行再利用。在政府、民间组织的大力倡导下，台湾人养成了这个好习惯。有人开玩笑说，台北太干净了，“想在台北的街巷踩到狗屎都很难”。另一方面，市场自身也在起作用。有企业看到垃圾回收利用的商机，成功地把矿泉水瓶子等生活垃圾加工成运动服，售价达到每套100多美元。本届世界杯上，超过一半的运动员服装布料都来源于台湾的这种垃圾再生。可见，要解决城镇化中的种种问题，政府的引导是一方面，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另一方面。

    目前，大陆在完善市场机制，深化分配调整上有一些新常态，这是值得期待的。我很欣赏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前几天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马云成为中国新首富，这种靠自身努力成功的企业家值得尊敬。鼓励这样的创富，应当是大陆未来改革的方向。（记者 李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