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卫报》3月20日报道，世界人口正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城市化扩张。到2050年时，城市人口预计将超过45亿，那时若我们不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日常生活将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滞。

    那么目前我们可为“智能城市”建设的促进做些什么呢？在《卫报》近期与巴克莱银行、Bird & Bird法律事务所以及思科公司主办的线上现场问答环节中，这一问题成为了讨论焦点。6位专家就网民提问进行回答，他们是Bird & Bird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罗纳德·亨德里克斯，巴克莱金融专家约翰·琼斯，思科公司创新战略管理部主任加雷斯·麦克诺顿，哈克设计研究（Haque Design + Research）主任乌斯曼·哈克，生态封存信托基金（Ecological Sequestration Trust）主管、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主席彼得·海德，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可持续性部门主管理查德·米勒。

    讨论由一位网民的提问开始：“智能城市的定义是什么？”海德认为智能化在于为正确决策提供工具，而未必在于智能科技本身。哈克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价值持谨慎态度，“我认为智能化存在于扩大的人类交流与创造之中。”因此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智能公民”而非智能城市。另有人提问说：“为什么许多城市规划师着眼于最新技术及技术障碍的投资花费？” 米勒回答说“小型灵活的合伙人需要具备提供‘智能想法’的能力”，实事求是十分重要，没有城市会支持缺乏经验的中小企业或新兴公司，它们需要的是“具有想象力的整合者”，也就是说，能够整合小型创新企业的机构或个人。

    专家组提出还有其他可促进智能城市发展的方法。其一就是预先落实优势。海德指出：“引入新想法很困难，除非你能够提前展示出它们的收益。”他建议独立的“资源及经济模型”是打造“实证”案例的最佳手段。其次是重视强有力的推动力——领导力。麦克诺顿说：“我们拥有技术和创新的建造方式，但常常缺乏能够整合不同管理环节、预算、利益关系又能加强合作的领导者。”

    专家们接着讨论了“谁来买单”的问题。米勒注意到大多数城市政府“迫不及待地想要投资”，但缺少资金。问题又转到金融界身上。投资者们在寻找什么？他从社会效应投资（impact investment）身上看到一线希望；也就是说，风险由公共部门（风险更高）和财政部门（风险水平适中）共同承担。琼斯认为“适当分配”风险很有道理。“分配”项目相当于分散资本总开支，这也是一种潜在的解决办法。亨德克里斯进一步给出可选方案，极力推崇社区基础设施征税以及“税收增额融资制度”。经调整的融资工具可做为另一选择，他举出能源服务公司项目中的福费廷融资方式用以佐证。

    公民参与是此次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居民的需要应成为智能城市的出发点。麦克诺顿希望改建“积极公民”社区，有了网络媒体的帮助，本地居民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哈克重点提到美国波士顿城的例子，该市推出了一项智能手机应用，供市民投诉。“当地政府发现市民们开始参与到这些投诉的后续解决之中。”他还提到，一名市民设计了名为“dontflush.me（别冲我）”的网页工具，来帮助纽约居民解决下水道溢水问题。“真正的创新，即城市的彻底革新，来自于市民们有组织有创造力的活动，而未必于来自大企业、房产公司或全能的城市规划。”如何使消费者改变其行为同样需要专家们运用想象力。米勒提出可以从能源消费下手。对海德来说，信息透明是重中之重。他认为，如果将不同房产的平均消费数据公布于众，人们就会努力优于平均。 

    最后，有网友提问，哪一座城市是“智能化”的标准？专家们的回答并不一致，麦克诺顿支持阿姆斯特丹，海德支持哥本哈根。米勒根据不同的标准选择了旧金山、新加坡、桑坦德和巴塞罗那。“它们各有特点，但都不能称为完美。”专家组一致认为，城市间必须互相学习，C40城市集团、全球生活实验室（Living-Labs Global）这些智能城市协会正在筹备一些活动，旨在促进与分享最佳城市实例。中国规划网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路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