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规划是社会造福机器上最重要的齿轮，但是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幸福吗?经历过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这一代人，几乎是一夜之间从赤贫，跨入富足。我们现在很多习以为常的消费，电视、汽车、空调、出国旅游，是我们小时候做梦都想不到。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比我们儿时拥有更多快乐。

　　大学刚毕业时，10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记得一次同学聊天，中规院的刘泉就说，我要是挣到了200万，立马就解甲归田，云游四方。他现在的财产肯定在已超过200万，但我敢打赌，当他挣到这个数的时候，肯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然就更谈不上归隐林泉，寄情山水了。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比我们更富裕的欧美人。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是美国国家和个人财富大增长的年代。但今天的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却比20世纪60年代高出10倍，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上世纪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而许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后尘。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只剩下36%。但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提高了3倍。

　　二、

　　1974年，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 Easterlin，1974)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一文中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增加”。他发现，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

　　三周前，伊斯特林(R. Easterlin)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上领衔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

　　这篇充满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印证了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尽管这2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很多，但幸福感并未得到什么提升，反而下降了。来自中国的新鲜证据无非是为“伊斯特林命题”的正确性提供再一次的佐证。

　　三、

　　在各个学科中，经济学是少数几个对“幸福”进行规范研究的学科。在经济学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偏好能否被满足，取决于个人的财富。个人财富越多，能够被满足的偏好就越多。于是，财富的多寡，自然意味着满足的多寡。个人财富因此也就被作为“幸福”的间接度量。

　　但心理学家并不接受经济学家推导出来的“理论幸福”。他们采用的是直接测度“主观幸福”。例如，世界价值普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记为WVS)向被调查者提问如下问题：“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回答者可以从1(不满意)到10(满意)这十个数字中选择答案来评估其生活满意度。

　　测量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幸福水平。Carol Graham (2005)总结道：“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同时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他指出：“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

　　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也就是前面提到的Easterlin悖论。

　　五、

　　其实，在Easterlin悖论刚提出前，Nordhaus和Tobin(1972)就意识到GNP并不能反映社会的福利，他们提出经济福利测度(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的概念替代GNP。所谓MEW，即扣除污染、城市拥挤、精神压力等负面因素，同时补充休闲、家庭劳动等未被计入GNP的正面因素。

　　但Easterlin悖论提出，还是给治通经济学带来巨大的冲击。起初，经济学家们并不情愿接受这个有可能彻底颠覆学科研究基础的结论。他们希望在现有的框内“消化”这个悖论。

　　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戈森第一定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边际效用递减定理。对于焦渴的人而言，水是有效用的，但同样是水，第一杯水和第二、第三杯水的效用却是递减的。当你不再感到渴时，再多喝一杯，效用就会是负的。这一理论解释了满足感不会随收入的增加等比例增加，却未解释穷国里的富人尽管比富国穷人收入少，为何有近似的满足。

　　为此，经济学推出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相对效用假设。在古典边际理论认为，效用或偏好是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的。但这个理论认为，主观感觉幸福与否，主要取决于与相邻他人的比较，而不是其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这种攀比心理被称为“与邻居琼斯家一样(keep up with Jone"s)”。只要邻居比你改善的快，你即使比以前收入高了，也会感到没有以前快乐。

　　显然，如果这个理论正确，整个福利经济学的基础就会动摇。只要收入和满足无关，经济增长就是无意义的指标。实际上，就有人认为，经济学的个人自利性这一基本假设是有问题(Layard，2003)。但更多的经学家并不认为基于心理学的所谓幸福经济学是一种规范分析。个人收入的增加，仍然被视作福利改善的前提和基础。

　　六、

　　我曾看到过一个关于残疾人的跟踪调查。残疾人在失去正常行动能力的初始阶段，的确如大多数正常人所料，感觉非常绝望和不幸。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残疾人渐渐接受现实。到后来，残疾人对自己“幸福”或“不幸福”认知的比例，开始非常接近正常人。其原因，就在于残疾人“接受现实”后，大幅度地缩小了自己的欲求。

　　对于我们经历过财富状态巨变的一代人，外界认为应该最不幸的年代，恰恰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真正意识到“不幸”的，反而是在改革开放后，知道外部世界有多么富裕的时候。第一次出国后，很多人的第一反映，就是如何能够留下来，不再回国。我第一次出国，就到了夏威夷美国仅次于阿拉斯加第二富裕的州。美丽的自然风光、整洁的城市、富足的商品，给我的冲击可想而知。

　　但后来我到了英国，住到外国人家里，才意识到他们远不像我们外面看到的那样“幸福”。他们也为病痛排不上医院苦恼、也不满意上司、也讨厌政府，他们还抱怨税收太高、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送到伊拉克战场……一句话，他们的烦恼一点不比我们少。

　　现在，每当我看到人们以同情的眼光看朝鲜、看伊朗，认为那里的人们有多么不幸时，我都抱有一种谨慎那里的人民本身也许并非认为自己“不幸”，就像当年的中国一样。当时我们还认为别人生活在水深火热。我甚至猜想，那些像我们当年一样，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朝鲜少年们，可能要比我们那些沉迷于游戏或不得不面对无休无止考试的少年们幸福得多。

　　七、

　　我最早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80年代在中规院。那时西方经济学刚进入中国。有一本《微观经济学》，作者记不清了(好像是Nordhaus?)，作者在前言里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在课堂上，老师同学生探讨怎样通过发展经济增加社会的福利。

　　这时，有一个来自缅甸的学生问，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增加供给来获得满足呢?只要我们减少欲求，一样可以达到同样的经济目的满足。作者用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通过把控制欲望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划分出经济“科学”与宗教和哲学的分野。虽然我当时也接受了作者的观点，但这个故事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顶级的经济学家，大都带有哲学家的气息。被誉为“最后一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不例外。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这个公式的含义是，幸福是现实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期望状态的一种比较，欲望越大，达到同样的幸福感就需要获得越多的效用。

　　虽然这个公式没有出现Easterlin悖论中的收入，但却提示我们，欲望并非经济学中的外生变量，也不应被视作阶级分析时的一个常量。要获得“幸福”，并非只有增加收入，同时要考虑管理欲望。个人收入和欲望，如同经济学中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了幸福感受的多寡。

　　2003年我在Cardiff做博士论文时，曾经花了很大精力研究需求曲线。后来，这一版几乎完成的论文被我全盘放弃，最后的论文使用的是我自己发展出的一个非新古典的定价模型。在2003年的论文草稿里，我曾提出一个幸福的定义幸福等于已满足的欲望占所有的欲望的比例(这和我后来才了解到的萨缪尔逊的定义非常近似)。

　　收入的增加可以满足欲望，也可以带来新的欲望。只有当新产生的欲望小于已被满足的欲望，收入增加才会带来幸福。反之，更多的收入反而会导致更大的不满足。同邻人相比，虽不能改变以满足的欲求，但却会影响没有被满足的欲求。如果相邻比较带来更多的欲求，即使已满足的欲求不变，更会感到更不幸福;反之，就会感到更加幸福。

　　八、

　　按照我对幸福的定义，欲望就不再是一个与经济学目的无关的变量。要想达到满足“最大化”，欲望就必须被管理，至少对于幸福来说，“减少欲求”和“增加供给”同样重要。在我的理论里，那个缅甸学生的答案，就不是一个在回答一个宗教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问题。

　　在经过多年的“致命的自负”后，城市规划终于意识到，我们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所有欲求。我们必须学会管理需求。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方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小轿车。规划师曾经试图不断增加道路供给，满足无限的汽车增长。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们想要满足这些需求，即使把所有的空间都用来解决交通问题也无济于事。于是规划开始从要求增加停车位，转向限制停车位;从不断拓宽道路，转向对拥挤收费;从到处高架下穿，向区域限行、先停。

　　城市规划的需求管理，已经和供给管理一样重要。水资源不能无限供给，垃圾不能无限排放，土地不能无限扩张……。城市规划需要抑制项目的菜单不断加强。如何减少(至少是管控)人的需求，很快将成为城市规划的标准内容。我们必须尽快开始寻找“规划欲求”的工具。

　　城市规划不再仅仅是工程师的职业，增加新的道路、管线只是城市规划工作的一小部分;城市规划也不能满足于将经济增长纳入规划目标投入产出分析只能是一个规划的工具而远非全部。

　　城市规划应该领导而不是追随社会的风尚。规划师应当告诉人们，开车是无奈，步行才是时尚;装饰是罪恶，简约才是道德;炫富是弱智的标签，守拙才是大智的境界。规划师应当告诉人们，什么是诗意的栖息，怎样是优雅的逝去。

　　九、

　　对于工程界出身的规划师，要求他们做到这些的确有些“过了”。但我们的同行建筑师在引导社会品位和时尚方面的成功，为我们竖起了典范。这些建筑师曾经也不过是一群工匠，但文艺复兴开始，他们的品味开始改变权贵者长期把持的社会时尚。密斯的“少就是多”，科布西埃“建筑是居住的机器”，莱特的草原风格，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更是借现代建筑之风，重塑全球时尚。

　　在2012年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上，俞孔坚做了一个有趣的报告。他提出要改变城市那些人工矫情做作的审美情趣，创新学会欣赏原始的通俗的自然美(他把这种美，称之为“大脚”的美学，对应的是人工扭曲的“小脚”审美)。

　　按照他的逻辑，公园里不要种那些需要人工修剪的花草，而是直接种庄稼。奥运“鸟巢”变身为“全国农贸市场”，央视“大裤衩”之间安上风电叶片，大剧院“水煮蛋”改造为温室养殖大棚，甚至天安门，最好也不是大而无当的硬地广场，而是种上整片的向日葵。尽管俞孔坚的结论看似荒唐，但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审美模式。审美说到底，也是一种需求。创造或改造审美，也就是在管理需求。

　　“欲求管理”，就是告诉人们那些是我们做不到的，那些是我们不应当做的新的时尚是素食粗衣，过时的锦衣玉食;时尚的是翻新修旧，循环使用，过时的是，大拆大建，推倒重来……。现在，“时尚”还前卫艺术家和民间自发的随机运动，今后，“设计时尚”很可能会成为规划师们管理欲求的工具。

　　十、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必须转变为管理需求。随着高速的物质增长进入尾声，欲望增长快过实际财富增长的趋势正在形成。如果一个政府许诺给人民无法实现的希望，不仅会降低社会满意，而且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医改。最近，摩根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权威《柳叶刀》杂志相继发布关于中国医改进展的评估。所有这些评估无一例外，都对中国医改三年来的进展和阶段性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但国内对医疗的满意度却不增反降，恶性医患矛盾愈演愈烈。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百姓对医改成效的感受与预期有落差”

　　如果舆论总是把我们的生活和更加富裕的国家比较，社会也在没完没了地提高社会欲求的价码，政府为了讨好大众，不负责任地承诺越来越多无法满足的诉求，我们将很快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满足的社会。一旦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突尼斯小贩”，就可以使社会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

　　这就是我们能从Easterlin悖论中学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