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春秋战国的城市演变为工商业中心，是城市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根据当时城市的主要特征，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与商业城市、大手城市、中小工商城市、文化城市四种类型。此一城乡分离运动的发生，是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立局面的形成，技术的进步，城市本身的向心力作用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的。这对于推动当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是有积极作用的。

   【关 键 词】春秋战国 城市 经济特征 类型城乡分离运动

   【正    文】

    城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只有成为工商业中心才算得上真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文明社会之初并未出现，因之城乡分离运动迟迟不曾发生。三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经济职能十分微弱，所呈现的只是城乡无差别统一的经济面貌。然而，当时针指向春秋战国之时，工商业城市却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从而揭开了中国城市经济史上五彩缤纷的第一页。本文拟就此时城市经济特征、类型以及城乡分离运动发生的原因等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一般说来，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总是比乡村有更集中的人口，更集中的生产力，更高的消费要求，更高的文化水准等等。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①]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来说，这种商品经济特征有了普遍而充分的体现，从而使城市与乡村经济分离开来，完成了城市自身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下面分几个方面来谈。

　　１．城市数量的增多与规模的扩大

　　春秋战国的城市，有的是在前代城址的基础上增修而成，有的则是重新建筑的。西周初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②]，其后还陆续建有封国。当时立国的一项根本大计就是营建城邑，所以西周先后有近百个城邑的营建应是没有问题的。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事频仍，各诸侯国莫不纷纷筑城自卫，致使城市数量空前增加。美国学者PaHH Wheatly主要根据《左传》的材料所绘春秋时代城邑分布图，有４６６个分布点，比西周城邑图多出３７５个点[③]，反映了春秋的城市在先前西周的基础上成四倍的增加。又据杨守敬《赢秦郡县图序》的估计，“秦县当八九百矣”。秦统一的时间不长，其县城应是在战国原有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战国的郡县国都合起来也不会少于此数。这样，战国较之春秋的城市又有成倍的增加。

　　当时的城市不仅数量空前增多，而且规模也相当巨大。按照周礼的规定，各级贵族所封城邑大小是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的。《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此处讲的是周王朝国都建筑的规模和布局，其面积为方９里即８１平方里。又据《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艺文类聚》等引作六百为是）二十丈”。孔晁注“大邑成周”为“王城”是正确的。焦循以为“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计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与《考工记》九里正合，则谓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④]若以１周尺折合０．１９９１米来[⑤]，天子之城“方九里”约为今１０．４平方公里，与考古发掘洛阳王城遗址为１０平方公里[⑥]大致相合。是知天子之都以方９里为建制规模应属可信。至于诸侯国都和卿大夫都邑则要小于方９里。《左传》隐公元年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是说卿大夫的都邑不超过“百雉”，此“百雉”为诸侯国都的三分之一，是知诸侯国都当为三百雉，一雉长三丈，即方９００丈，１８０丈为一里，则为方五里，约今３．２平方公里。而卿大夫的都邑大者方３００丈，次为方１８０丈或１００丈，都在方二里以下，总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此所谓“先王之制”不管在西周实行情况如何，但到了东周以后却因“礼崩乐坏”的冲击，转眼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是时诸侯各国“城郭不必中规矩”[⑦]，不少城市已大大超过王都之制的面积。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看，超过１０平方公里的东周故城有：秦都雍城、鲁都曲阜、秦都咸阳宫城、魏都安邑、齐都临菑、楚都郢、赵都邯郸、郑韩故城、燕下都等。其中最小的秦都雍城面积是１０．５平方公里[⑧]，居中的齐都临菑为１５平方公里[⑨]，最大的燕下都约为３２平方公里[⑩]。这些东周列国的国都，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是当时头等的大城市。次如考古发现的宜阳城、京襄城、轵城古城、栎阳城、吴起城、宋国故城、薛城、侯马晋故城、中山灵寿城，面积即在３．２—８平方公里之间，属于当时的中等城市。至于３．２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小各类城市星罗棋布，遍及全国，且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已冲破礼制的束缚，其建筑规模空前地扩大了。这虽然不能说明城市发展变化的本质，却为城市发生本质变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２．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

　　春秋时期有多少城市人口，还不好估计。战国中期的城市人口，或可作出推算。《战国策·齐策一》载：“临菑之中七万户”，这句话出自苏秦的游说之辞，是否可靠有不少人怀疑。其实，从薛城７平方公里尚有６万人家来看，１５平方公里的临菑城住有７万户并不是没有可能。就是从当时城市人口的密度来分析，临菑所能容纳的城市人口也不会太少。反映先秦城市人口密度的材料有两条：

　　（１）“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Ａ）。……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Ｂ）相望也”。（《战国策·赵三》）

　　（２）“率万家而城方三里”（Ｃ）。（《墨子·杂守篇》）

　　根据这两条材料并以每家５口计，可算出３个城市人口密度的数据来：Ａ４２０４４人／ｋｍ[２]；Ｂ １２６１３人／ｋｍ[２]；Ｃ ４３２５５人／ｋｍ[２]。其中Ａ与Ｃ相当接近，大概反映的是所谓“古者”即夏商时期的情况。而Ｂ所反映的则是赵奢所处战国时代中等城市的人口密度。以此推来，１５平方公里的临菑城通常可居住１８９１９５人亦即３７８３９户人家。但临菑是当时特别繁华的大城市，街市之途，“车毂击，人肩摩”[①①]，人口密度应比一般中等城市为大，所以至少有四万户人家是决无问题的。那种以为临菑只二三万户的估计是过于保守了。

　　在战国时期，相当于临菑这种规模的城市并不少。《盐铁论·通有篇》追述战国时的大都市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上述诸城多因位居交通中心而成为天下名都，其中只有小部分兼具政治中心的功能如临菑等。若加上后一类以及铸币城市，“全国的重要都会大约总数当在五六十个左右”[①②]。其中又以十个与齐临菑城市人口相当来计算，全国则有二百万人居住在头等大城市中，余则以“万家之邑”为标准，也当有二百多万人居住在中等城市中。即使不把众多小城市的人口计算在内，全国也当有四百多万的城市人口。按一般认为战国人口总数约两千余万来推算，当时城市人口则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０％左右。可见当时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城市人口增多的同时，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士农工商纷纷移居城市，城市人口不再以统治集团纯消费人口为绝对多数了。以齐国为例，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①③]。韦昭注：“国，国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农不在也”。当然，齐都临菑城内不可能全无农民居住，但工商之民已成城市居民的主体似可肯定。具体说来，“商工之乡六”，以每乡二千家计，城内工商居民可达六万多人。这在春秋初期着实是个惊人的数目。这种情况表明，城市人口的集中，主要是工商居民的集中，它标志着生产范围和交换关系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城市加速形成工商业中心。

　　３．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

　　第一，资本在城市的相对集中。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本，与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是不同的。对手工业者来说，“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①④]；对商人来说，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靠贱买贵卖以剥削小生产者剩余产品的商业资本。这两种资本在当时都比较发达，从而加速了城市货币财富的积累。城市个体手工业发展起来了，专业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出现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盛况。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经营盐铁业的大手工业者。诸如：“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①⑤]，等等。盐铁产品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自己不能生产便只有仰给市场的供求，这样，城乡人民之间“以粟易械器”，“陶冶亦以械器易粟”[①⑥]，便产生了城乡间对等的商品流通关系。于是“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①⑦]如果说，春秋初期经商还不足以牟大利，有如管仲那样仅能养家活口的话，那么，从春秋中晚期直至战国，经商就成为“用贫求富”的一条通衢大道了。在这个通衢大道上奔走着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队伍，其“家累千金”的佼佼者便成为商人资本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如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①⑧]；完全靠自己的经营打出了天下。郑商弦高在西市于周的途中，竟能以国君之礼，“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①⑨]，其财力之富厚可见。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以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②⑩]。范蠡弃官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②①]。白圭经营丝漆谷物，生财有道，享有“天下言治生祖白圭”[②②]的盛誉。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②③]，以此从事政治交易，位极人臣。这些富商大贾以及大手工业者活跃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使城市积累起最初的资本，极大地增强了域市的经济实力。

　　第二，官府手工业商品经济色彩的日渐浓厚。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对部分盐铁产品曾一度实行过专卖政策，粮食平籴政策也先后在齐、越、魏、秦、楚等国实行过[②④]，这种由官府自行经商的活动，自不待言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城市手工业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官府手工业，也从过去与市场经济完全绝缘的狭小天地里走了出来，开始涉足流通领域，从而使城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在当时官府所经营的冶铁、煮盐、铸币等三大新兴的骨干手工业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商品经济成份的渗入。在东周列国的城市考古发掘中，其官营冶铁作坊的出土文物除有统治者所需用具和武器外，还有一个现象曾多为学界所忽视，那就是为一般民众所需生产和生活制品的出土，如刀、削、斧、斨、凿、锥、锛、锄、铲、钁、镰、犁铧等。这些铁器或铁范，在燕下都、侯马、郑韩故城、中山灵寿故城、阳城、古薛城等官营冶铁或铜器作坊遗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在河北兴隆大副将沟曾发现大量战国晚期铸造农具的铁范，有锄、镰、钁、斧，其次是凿和车具范。在镰、凿、钁、斧等范上，都有“左廪”二字铭文。廪为粮仓，“左廪”说明这批铁范是燕国地方官府粮仓下设的铁农具作坊为生产铁农具用的[②⑤]。据云梦秦简《厩苑律》规定：“假借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勿受责”。这里的铁器为官有铁农具，并对那些无力购买农具的农户实行借给制，只要在生产中逐渐损毁的，官方只需登记上帐并收下废器，而借器人并不须赔偿或受罚。这说明官营冶铁作坊生产的铁农具并非无偿送给农民，即使借给也是有条件的，所以其主要目的应是向农民销售，以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样做就不免使官营冶铁业部分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官营煮盐业也有这种情况。如齐景公时，晏子曾说到齐国，“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征敛无度，人民苦病。”[②⑥]杜预注：“言公专守山泽之利，不与民共”。这是说齐国一度把食盐产销之利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秦并巴蜀之后，蜀守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盐井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②⑦]。官府生产食盐满足民用，其商品经济性质是明显的。而铸币业更是当时官府手工业中一个特殊的商品生产部门。齐都临菑城内即有“齐法化”铸钱遗址一处[②⑧]，燕下都的铸钱作坊遗址面积约８００平方米[②⑨]。从传世币上的文字来看，各国尚有不少的铸币城市。如见于魏国方足布、尖首布上的币文就有梁邑、安阳、安邑阳、安邑阴、戈邑、皮氏、蒲陂、晋阳、共邑、平邑、山阳、虞、垣、平周、高都、宅阳等。官府控制这种特种商品的生产，既是一种营利手段，也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从上述官营冶铁业、煮盐业、铸币业等方面可以看出，官府手工业之商品经济色彩确是日渐浓厚起来，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实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市场交换活动的兴盛。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直接促进了市场贸易的繁荣。春秋战国时代，“前朝后市”的建筑模式还依稀可以看到，如秦都雍城遗址，其城区中部偏南为宫殿宗庙区，秦市则位于城内北垣偏东３００米处，其位置完全符合“前朝后市”的格局[③⑩]。“近三万平方米的市场面积，以及咸阳器物长途贩运到这里交易，说明当时雍城的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商品生产相当发达”[③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大都市的市场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前朝后市”的建筑模式，如临菑的市置于非宫城所在的大城东北部[③②]；纪南城楚郢都的市在城东部；郑韩故城的市在郭城中段偏西处；燕下都的市在东城（内城）南部[③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多市制”已经产生。记载齐国存在“宫中七市”[③④]和“国之诸市”[③⑤]。齐国陶器还有“中市”、“右市”等印文，燕国亦有“左市”印文，“可知当时大都邑设有几个市”[③⑥]。郑国的都城内也有多处贸易市场，特别是“逵市”[③⑦]之称尤饶兴味，当是大道逐渐发展为商业区而得名。市场上“湫隘嚣尘”[③⑧]，从事商品交换的人相当多，“朝则满，夕则虚”[③⑨]。“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④⑩]。“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④①]。繁荣的市场贸易活动并不单纯以满足统治者的奢侈需求为限，而与人民大众经济生活紧密相连。齐景公时，以晏子之宅近市，每天脏乱嘈杂不堪，“欲更晏子之宅”，晏婴拒绝说：“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④②]这说明身为“小人”的平民大众无日不与市场发生密切关系，即使象晏婴这种自谓“小人”而实非的统治阶级成员也是依赖于市场而生活的。不只如此，市场所得的工商业税利即关市之征，还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当王室和各诸侯国相继铸造金属货币以取代实物货币后，征取“关市之征”也就有了便利的物质手段。过去“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④③]，现在一变而为“*[亻+甾]价之关，暴征其私”[④④]。晋文公“轻关易道”[④⑤]，臧文仲“废六关”[④⑥]之征，都说明关市之征有日渐加重的趋势。齐桓公十九年，管仲“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④⑦]。这２％大概就是春秋时关市之征的常例税率。战国时，有“什一，去关市之征”[④⑧]的记载，表明税率指标从２％提高到１０％了。这就反映出当时市场交换关系的发达，使统治者要从中分肥的欲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得多。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出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工商业日益繁荣，城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只有到这时，城市才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具备与乡村经济相分离的条件，真正发展为有大量８商品集散的经济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虽已成为工商业中心，但其模式和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依其主要经济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⒈与商业城市

　　一说到商业城市，人们便以为，在那些列国都城所在的中心，居住着庞大的统治阶级寄生群，由于他们奢侈性消费生活的需要，使城市出现了畸形的商业繁荣。这样看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还有些城市政治中心的作用并不突出，只因为处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也就发展成为相当繁荣的商业都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莫过于“陶、卫”兴盛的事实。陶在西周春秋时是曹国的都城，但曹国一向渺无声誉，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由于鸿沟运河系统的开凿，陶便处在“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④⑨]，它南通吴越，北适燕赵，东接齐鲁，西连韩魏，成为列国瞩目的水陆交通枢纽。齐鲁的丝麻，郑魏的五谷都在这里集散。范蠡居陶，“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⑤⑩]，富甲天下。陶的兴盛既由经济因素所致，政治变迁对它的影响相应就小得多。春秋末年，曹为宋国所灭，战国时又被齐秦争来夺去，却并未削弱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仍是饮誉遐迩的经济都会。卫国这时也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卫都濮阳通过济水可与定陶联络，又是齐秦东西干道的必经之地，还是大梁与邯郸之间的交通中间站。如此有利的交通条件，使濮阳商业的发展与陶也不相上下，故时人有“富比陶、卫”[⑤①]之称。由于鸿沟运河系统水道纵横，新兴的经济都会尚有获水睢水之间的睢阳，获水泗水之间的彭城，以及与睢阳、彭城同在此一大水道网附近的陈与寿春。此外，“西贾上党，此贾赵中山”的温轵，“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洛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栎阳[⑤②]，这种陆路交通线上的商业城市亦为数不少。拿栎阳来说，它作为秦国都城的时间只有三四十年，自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中心，却“亦多大贾”，有着繁荣的商业活动。“从调查所获的各类现象和实物标本来看，这个城市似乎是先起造各类建筑，以后才围做城郭的”[⑤③]。这些情况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商业城市都是在政治中心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也有一些城市由于交通便利，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而逐渐发展演变为经济都会的。

　　⒉大手城市

　　当时的大手工业主要集中在采矿、冶铸、煮盐、造币等生产部门。无论是官营或私营手工作坊，规模一般都比较大，手工工人动辄上千人，其中相当数量的是有一定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者。在私营手工作坊，“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⑤④]。这些“依倚大家”的手工工人主要应是雇工，奴隶劳动的数量不会太大。据统计，十一世纪英国西部一些铁矿业中心城市如格洛斯特有３０６５人，赫里福德有１２００人，德罗威奇有１０００人[⑤⑤]。象这样的工业中心城市在春秋战国时期决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如赵都邯郸故城内，曾发现冶铁、制陶、石器、骨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多处，其中三处比较大的炼铁作坊应是官营的，而那些有少量铁渣的地方，则应是私营冶铁作坊所在[⑤⑥]。郭纵就是当时邯郸经营冶铁业的大手工业者。传世币中有“甘单”（邯郸）字样的尖足布，说明邯郸不仅是一个冶铁中心，还是一个重要的铸币城市。猗顿经营池盐的猗氏这个地方，可视为一个盐业城市。巴邑有寡妇清家族世代经营丹砂矿，应是一个矿业中心城市。楚国的宛更是一个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宛钜铁釶，惨如蜂虿”[⑤⑦]，其兵器之锋利使强秦深感不安。后有大私商孔氏在此冶铁为业，“家致富数千金”。而“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谷阳膊、宛冯、龙渊、大河；皆陆断牛马，水击鹄雁，当敌即斩”[⑤⑧]。棠溪属韩，以它为中心铸造兵器的城市就有五六个，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冶铁工业带。黄国故城仅２．１年平方公里，却有十二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范围大的占九处，以生产礼器、兵器为主，当属官营手工作坊；范围较小的以生产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应属民营作坊[⑤⑨]。所以它也算得上一个大手工业城市。此外，当有数十个铸币城市亦属此类。

　　⒊中小工商城市

　　这类城市以郡县所在地为多。它们远离内河通商大道，也没有大型的矿冶手工业，于是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经济的色彩较为浓厚，属于当时城市发展中步伐比较缓慢的一类。如扶沟古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现存墙基宽２０米，高２—８米不等。城内总面积４０万平方米，建筑有序，街道规整。城墙外仍保留着城濠遗址，宽２０—４０米，低于地平面２—１０米，濠内至今绿水清澈，环城而流。在这城墙和城濠的后面，也有各种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从城内清理出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冶铁炉看来，估计冶铁、冶铜及其他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在东周时期就一直比较兴盛。加之城内出土有大量的战国货币，可知此地亦有较为兴盛的商品交换活动[⑥⑩]。这种城市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小工商城市了，并且在当时整个城市数量上居压倒优势。

　　⒋文化城市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被打破，民间私学迅速兴盛起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也就骤然增多。这些用文化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便成为城市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孔门高足子贡除为官从政外，还“与时转货赀”，“亿（臆）则屡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孔子在曲阜办私学，有教无类，规模甚大，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邹之孟子游学论道，“后车数十乘，从者（弟子）数百人”[⑥①]，其盛况空前。韩宣子曾出使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⑥②]！可见鲁国文化之盛。象邹鲁这种城市可谓典型的文化城市：“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只是到了战国后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风气才渐有改变，“多去文学而趋利者”[⑥③]，淡化了邹鲁文化城市的特色。当然，这类城市在当时还不多见。尽管列国都城已成文化中心，但由于其他经济特征更突出，故不以文化城市名之。如齐之稷下先生有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⑥④]，文化气氛相当浓厚，但临菑主要还是一个“甚富而实”[⑥⑤]的商业城市。又如吕不韦入秦执政，“亦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⑥⑥]咸阳城有不少文化人士风流云会，著书立说，盛极一时。但其商业都会的特点却相当明显：“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玩巧而事末也”[⑥⑦]。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分离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这种分工在春秋战国时确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

    以上各类城市的个性经济特征是鲜明的，但作为工商业中心这一本质特征却是共同的。只不过我们还不能把当时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准估计过高。一方面，这种发展在春秋初期才刚刚起步，从春秋中晚期直到战国始得有较大突破而趋于繁荣。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还有它极不成熟的地方。其主要表现是：（１）依附性。当时的城市基本上是各级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统治者权力的支配，甚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方向。如尹铎被委任治晋阳时，他向赵简子请示究竟视晋阳“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⑥⑧]为前者，城市可发展为经济都会；为后者，则发展成军事基地。统治者既可“通商惠工”，也可强本抑末。这说明这时城市还不能不受统治阶级利益的制约，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２）消费性。当时较大的经济都会多为列国的政治中心，居住着庞大的统治阶级寄生人口，致使各种工商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其奢侈性消费轨道。大量纯消费人口涌入城市，是不利于城市发展为生产型的经济都会的。如“孟尝君相齐，封万户于薛”，这时薛的人口还不多。后来，“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寄生人口，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教化，“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⑥⑨]。（３）原始性。当时大多数中小工商城市商品经济不太发达，工商业与农业尚未完全分离开来。就是一些大的经济都会，居民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到处弥漫着古代城市乡村化的情调。考古发现表明，临菑故城内还有大片空地存在，当为园囿农田之域。洛阳“绝大部分仍然是空旷荒凉之地，其居民大半为农业人口”[⑦⑩]，经济上的原始性相当突出。这些情况表明，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城市发展水平估计过高，乃至认为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那就与实际不大相合了。

    三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中心的形成，原来城乡无差别统一的生产范围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依靠交换而联系的生产范围——城市和乡村。“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⑦①]那么，这时出现城乡分离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⑦②]从春秋时期开始，黄河流域由使用木石工具的锄耕农业发展为使用铁木工具的犁耕农业，土地私有制也逐渐代替作为公社份地的井田制，村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这就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据学者研究，战国中晚期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成品粮２０２７市斤，接近西汉２１５１市斤的水平；每人占有成品粮５６３斤，接近西汉５９３市斤和宋代６０５市斤的水平[⑦③]，可见农业劳动生产率确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样，粮食生产除能维持村社农民本身的生存外，还能养活大量的统治阶级寄生人口以及依靠商品粮为生的工商业者。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保证城市商品粮的供应，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便失去了物质保障。一个宜阳城“材士十万，粟支数年”[⑦④]，可见城市储粮之多。田单等人坚守莒和即墨两城，“距燕军，数年不下”[⑦⑤]，城内若无足够的粮食储备也是不可想象的。总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为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根本的经济前提。

　　⒉政治分立局面的形成

　　从春秋开始，周天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各大诸侯国再也不受周天子的控制和约束，为争夺财富和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霸和兼并战争。战争之连绵不绝，使筑城成了立国的根本。“凡欲安君治民，兴霸称王，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⑦⑥]。统治者要真正使城市坚不可摧，还必须“通商惠工”，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又由于各国会盟和战争的需要，无不重视交通道路的整治。如鲁襄公时，郑国子产至晋国，就曾责备晋国不能续文公之业，“以时平易道路”[⑦⑦]。“吴城邗，沟通江淮”[⑦⑧]，更是运河开凿的巨大成就。西周的主要交通线仅限于宗周与成周之间，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⑦⑨]。到春秋战国时，则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如“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⑧⑩]。列国注重对交通的开发，便利了商旅往来，适应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往来的需要，加速了城市向经济中心迈进的步伐。

　　⒊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深入，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单从矿冶方面来说，不仅采矿知识有了增进，冶炼技术也有了划时代的突破。《管子·地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反映了人们在探矿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大量的找矿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矿苗与矿物的共生关系，即“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鈆（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矿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⑧①]所谓“山之见荣”就是矿苗的露头。铁矿表面高价氧化物呈赭色，铅与银共生，这是为矿床学所证实了的。尤其是在冶铁技术方面，这时已取得三项重大进展：一是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使生铁可以作为原料直接铸造器具以用于各个生产领域，二是锻钢技术的出现，给社会生产提供了锐利坚韧的铁制原料；三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出现，增加了铁制品的强度和韧性[⑧②]。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冶铁手工业的进步，使不少工矿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如战国时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西北部的“少室之山”，人们发现“其下多铁”[⑧③]，确为建国后的地质勘探所证实。有此丰富的铁矿资源，阳城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城市。

　　⒋城市本身的向心力作用

　　城市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自身就会产生一种推与拉的力量，导致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去从事工商业活动。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对乡村自然经济的冲击，便产生一种推的力量，使部分债台高筑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去谋求生存之路。齐国刁闲使用“贱奴虏”以“逐渔盐商贾之利”，其中或有这种破产农民得以“自饶而尽其力”[⑧④]。同时，城市的富有生活和从业门路的广泛，也产生一种拉的力量，诱使一些乡村青年男女去城里寻求富裕的生活道路。如吕不韦就曾对他的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⑧⑤]看来，吕不韦早年或许是一个务农的青年，他从“力耕疾作”到“往来贩贱卖贵”，再到“建国立君”，不仅摆脱了农耕不得“暖衣余食”的困境，而且使他由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还有一些不安于贫穷的农村女子也有流入城市的，甚至不以出卖色相为耻。如有名的“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⑧⑥]城里还招来了任侠奸人，也集中了高谈阔论的学者名流。社会阶级构成愈益复杂起来。可见城市商品经济产生的这种推与拉的力量，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起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只把它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附产物来看待，就不免失之偏颇了。

    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和乡村一经分离，就显现出尖锐的对立形式。这种城乡利益的对立具体表现为城市中的各级统治者在政治上控制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并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体力发展的基础。”[⑧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便成了需要消灭的社会差别之一。但我们如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程看，城乡分离运动的进步作用还是不能完全抹杀的。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赘疣，我以为这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原意。马克思说：“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成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⑧⑧]十分清楚，只有城市与乡村不曾分离而处于“无差别的统一”状态，才能看作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三代的城市或可作如是观，但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却是需要我们正确估价的。是时，城市已发展为多功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活跃，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推动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了城乡经济双向交流的力度，进一步改善和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尽管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还不可能改变全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但它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毕竟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把这时的城市视为社会经济经结构的赘疣了。

注释：

[①]《马恩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６页。

[②]《荀子·儒效》。

[③][①②]参见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和商业的发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

[④]焦循《群经宫室图》卷一。

[⑤]吴承洛著、程理浚修定《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４页。

[⑥][⑦⑩]《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４２页。

[⑦]《管子·乘马》。

[⑧]《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⑨][②⑧]群力《临菑齐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５期。

[⑩][②⑨]《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１９６５年第１期。

[①①][⑥⑤]《战国策·齐一》。

[①③]《国语·齐语》。

[①④][①⑦]《马恩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版，第５９页。

[①⑤][②⑩][②①][②②][④⑨][⑤②][⑥①][⑥③][⑥⑦][⑧④][⑧⑥]《史记·货殖列传》。

[①⑥]《孟子·滕文公上》。

[①⑧]《国语·晋语四》。

[①⑨]《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②③][⑥⑥]《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④]详见拙作《工商食官解体说献疑》，载《四川师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②⑤]郑绍宗《热河发现的战国铁工具铸范》，《考古通讯》１９５６年第１期。

[②⑥][④④]《左传》昭公二十年。

[②⑦]《华阳国志·蜀志》。

[③⑩]宋镇豪《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③①]《秦古雍城发现市场和街道遗址》，《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１日。

[③②]刘敦愿《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历史地理》１９８０年创刊号。

[③③]贺业钜《春秋战国之际城市规划初探》，载《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③④][⑦④]《战国策·东周》。

[③⑤][③⑧][④②]《左传》昭公三年。

[③⑥]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③⑦]《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③⑨]《战国策·齐四》。

[④⑩][⑥⑨]《史记·孟尝君列传》。

[④①]《太平御览》卷７７６引《新论》。

[④③]《礼记·王制》。

[④⑤]《国语·晋语九》。

[④⑥]《左传》文公二年。

[④⑦]《管子·小匡》。

[④⑧]《孟子·滕文公下》。

[⑤⑩]《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⑤①]《战国策·齐六》。

[⑤③]《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１９６６年第１期。

[⑤④]《盐铁论·复古》。

[⑤⑤]参见马克垚《西欧封建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１２页。

[⑤⑥]《河北邯郸市区古遗址调查报告》，《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２期。

[⑤⑦]《荀子·议兵》。

[⑤⑧]《战国策·韩一》。

[⑤⑨]杨履选《春秋黄国故城》，《中原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⑥⑩]《扶沟古城初步勘察》，《中原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⑥②]《左传》昭公二年。

[⑥④]《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⑥⑧]《国语·晋语九》。

[⑦①]《马恩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９０页。

[⑦②]《马恩全集》第２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８８５页。

[⑦③]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５页。

[⑦⑤]《史记·田单列传》。

[⑦⑥]《吴越春秋·阖闾内外》。

[⑦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⑦⑧]《左传》襄公九年。

[⑦⑨]《诗·小雅·谷风之什》。

[⑧⑩]《战国策·魏一》。

[⑧①]《管子·地数》。

[⑧②]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⑧③]《山海经·中次七经》。

[⑧⑤]《战国策·秦五》。

[⑧⑦]《马恩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３１６页。

[⑧⑧]《马恩全集》第４６卷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８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