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9日发布《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称中国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
　　“城市病”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受到的。由于近些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及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域分割等一系列问题，既影响了城市和谐稳定，也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51.27%，首次超过50%。可以说，这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的一个里程碑性质的变化，农业人口大国正以“快马加鞭未下鞍”的姿态向城市化全面转型。我国城市化速度在全球处于前列，喜中有忧。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不仅是城市资源承载力和城市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更有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巨大冲突。几亿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融入城市文明，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学习和适应过程。我这里不涉及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优劣问题，只是说“入乡随俗”的表层问题。比如说，过去在农村走路没有红绿灯，抄近路随便走，到了城市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红灯停绿灯行，这就要求改变多年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这在农村生活中不是问题，到了城市可能就需要改变。但似乎很少有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哪怕你是从最善意的动机指出或提示，农村人也会认为是城市人瞧不起他们。这就只能等待他们的觉悟，自己慢慢地意识到城市生活的规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甚至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炎黄春秋》今年2月刊登《田纪云1988年谈通胀》一文，他在谈到解决物价上涨七条措施的第一条时，着重谈了下决心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速度。他说：“我们的速度不要搞得那么高，我认为7%、8%、9%就是很高的速度了，如果我们连续若干年保持百分之十几的速度，过若干年回头一看，保险吃大亏。”“速度过高，就意味着对原材料的需求膨胀，就意味着必须多建厂、多投资或者多进口，多进口就要多搞外汇，多搞外汇就要收购国内的东西去卖。苏联很愿意卖给我们飞机，我想了一下，用我们的大豆换他一架飞机，不知道要用多少列火车装大豆，要用多少冻猪肉。反正我们2000年要达到的目标，如果说提前个三五年完成，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下个世纪50年代要达到的目标，一定要在2000年达到，是办不到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生命里只能干一段，就像接力赛跑一样，只能跑一段，这一段我们争取跑快一点，为下一段多作点贡献也就可以了。想由我们自己跑完全程，这办不到。毛主席想跑完，想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他不是栽了大跟头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后出问题，还会出在这上面。我们一搞一件事情，就想立竿见影，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警惕。可能我这个看法不对，但是要讲这个观点。这是一家之言，我认为对。现在上面只要一说快，下面就要快马加鞭，层层加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1988年1月的讲话，今天读来仍然给人启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加快，但并非越快越好。究竟多快才好，才能避免“城市病”集中爆发(没有“城市病”也是不可能的)，减缓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巨大冲突，需要认真考量，我们这一代人不大可能跑完中国城市化的全程。(苏文洋)  中国规划网北京2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