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真的要重建？

　　单纯提出重建圆明园，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于重建到什么程度，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记者/王若翰

　　2011年11月17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就加强国家文化中心建设提出九大建议，其中有关研究论证恢复重建圆明园的建议颇为引人注目。由于历史上的特殊遭遇，与其他文化古迹相比，圆明园更多了一层民族屈辱史的象征意义。多年来，围绕圆明园“修”“存”问题展开的争议从未停息。

　　当伤口不再呈现撕裂的血腥与狰狞，疤痕又以岁月的风沙为脂粉掩盖形迹，除教科书以外，我们如何能让后人继续铭记历史？

　　几经劫难的历史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由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组成，鼎盛时期曾有“万园之园”的美誉。

　　世人熟知的圆明园屈辱史始于1860年。是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于10月6日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法军队洗劫两天后，向城内开进。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英国全权代表詹姆士·布鲁斯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议和先决条件。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这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教科书上的内容止于此，使得在这之后，这座“万园之园”的后续经历鲜有人知。事实上，从历史的记载看，1860年的火烧，却只是圆明园历经浩劫的开始。

　　据2000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拟定《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记载：1873年，同治帝重修圆明园，但未告竣即停工。这次重修因取用大量木料，反而拆除了圆明园在第一次火烧后幸存的藏舟坞四座。由此可见，此修缮举动在客观上也对圆明园残存古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上演了第二次火烧圆明园，使这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又遭掠夺焚劫。

　　在此后的岁月里，圆明园又因国人的私欲或无知屡遭破坏：自民国初期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车辆满载圆明园残料离开，此行为共持续了20年多之久；“文革”期间的1969年，曾有大批军民把圆明园的砖瓦、石料搬去建防空洞；1975年的农业学大寨阶段，圆明园区域内曾进行了大量的挖山填湖工程，将原来的山形水系改造为农田；上世纪末，由于各种经济原因，圆明园内建起了一些与遗址公园不相符的设施，这些经营项目和活动，也对圆明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今，北京市101中学依旧占用着部分圆明园遗址区域，万春园内的别墅依还是照常被租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龚益，在就圆明园内部生态问题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假如有本书，叫做《圆明园劫难史》，那么这劫难应该一直记录到昨天。”

　　圆明园走访实录

　　如今的圆明园没有什么特别，除长春园内的几处西洋楼遗址外，这座承载着深刻历史意义的遗址公园与其他公园无异，千篇一律的湖光山景，让见惯了皇家园林的北京人视觉麻木，曾经被列强付之一炬的焦土残骸，却已遍寻无迹。斜阳古道、寻常巷陌，150多年过后，辉煌、屈辱皆被雨打风吹去……

　　时值隆冬，坐落于北方的圆明园呈现出一派草木枯黄之景。临近北门的鉴碧亭内，正在免费展出原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青铜兽首的仿制品，并搭配售卖各种以十二生肖兽首为原型的纪念品，以及各类工艺品。令人不解的是，展出十二生肖兽首仿制品的场所在圆明园内不止鉴碧亭一处，展品也被仿制了不止一套，每个展出场所在展出的同时，均配有大量纪念品出售。从鉴碧亭到交通船售票处的约百米距离内，各种商业摊位鳞次栉比，颇似老北京的“早市儿”。

　　长春园内的西洋楼景区遗址是参观游客的必到之所，作为向外界宣传最多的一处遗址景区，很多人甚至将其当做圆明园遗址的全貌。大水法遗址处，多块巨石被围栏圈起，作为重点保护。记者注意到，多数游客在此留影后，转向了修复过的谐奇趣景区，以在迷宫里穿梭为乐。至于景区内关于记录民族屈辱史的《寻找失去的文明》介绍，则很少有人驻足细读。

　　走至长春园景区交界口，记者在检票工作人员处得到这样的说法：“圆明园内遗址部分就是西洋楼景区这么一块儿，看完这个就没什么了！”事实的确如此，含经堂遗址前的土坡已在几年前被铲平，成为了牡丹观赏园，隆冬季节百花凋敝。旁边紧贴围墙处几间房屋正在施工，框架已基本成型，正在装窗框。

　　针对这样的园内改造工程是否合理一事，记者专程致电师从梁思成的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采访中罗哲文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含经堂前的土坡改建牡丹园一事，因为没有亲眼所见，故不便发表意见。至于园内出于方便游人考虑，进行的小规模房屋再建工程，如果选择在地下没有埋藏遗址的区域，是可以的。”同时，罗哲文也指出，如果出于现实因素考虑要增加园内房屋设施，最好采用活动板房，不可采取打地基的建筑。

　　但据记者观察，含经堂附近的施工建筑并非活动板房，至于地底是否有地基，便不得而知了。

　　关于重建的模糊态度

　　2011年11月17日，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委员孙世超就“加强国家文化中心建设”提出了重建圆明园的提议。此提议一出，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而作为此次提议的发起方，北京市人大在此之后却并无下文。面对社会上褒贬不一的声音，和诸多专家学者关于重建细节的疑问，相关部门却一直未予以回应。

　　采访过程中，记者从相关人员处辗转听到传闻：由于社会各界对重建圆明园提议颇有微词，北京市人大目前对此也未有进一步的表态或说明。登录北京市人大的官方网站，也并未看到有关圆明园重建一事的相关内容，甚至连网站上涉及当日“加强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议案的新闻中，也未出现圆明园的字样。

　　上述种种迹象，让圆明园有关方面对“重建”提议也不甚了解。导致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言语之间亦多有所保留。在记者致电圆明园学会时，一位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关于此项重建圆明园的提议，他们也是从新闻中得知，与市人大提议方并无任何沟通。所知信息与外界所掌握的并无不同，因此在未充分了解重建的具体所指时，不便发表观点。

　　在记者的再三询问之下，该工作人员又隐约透露，2000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拟定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观点基本客观正确，此规划系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目前圆明园内的各项修缮维护均是遵照该规划进行的。

　　在此规划中，记者看到4条建议：

　　1、 坚持“整体保护、科学整修、合理利用”的方针，明确保护遗址是整修、利用的前提和核心。三园内的遗址(包括山形水系、植被、建筑遗址)必须整体保护，体现圆明园盛时的基本风貌。在充分发掘、深入研究、依据可靠、史料准确的基础上，清理展示遗址，进行必要的恢复和整修，使遗址得以科学保护和永续利用；

　　2、 圆明园遗址公园分为三园遗址和遗址范围外规划绿地两部分，采用内外有别的原则，即三园遗址内不新构思，不添新景，遗址的修整、恢复必须有利于体现圆明园历史潮流的真实性，以确保博物馆式的园林遗址，充分发挥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及史料、借鉴和教育作用。三园外的规划绿地，可按一般公园规划建设，但三园内外在环境、景观设计，市政委管线安排和整治搬迁等方面要统筹安排，协调一致，形成整体。

　　3、 处理好社会、环境、经济效益三者的关系，注重社会效益，突出环境效益，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4、 三院内外的所有居民点、单位及与三园风貌特色相悖的经营项目都应迁出或停止经营。园内各种市政管线尽可能埋入地下，确保规划范围内的风貌不被破坏。

　　但另据记者了解，这套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方案》，在后续的执行环节中也遇到了很多阻力，担任该规划主持工作的吴淑琴，在2005年依据该规划对圆明园部分区域进行修缮时就曾提出，当时的修缮工程发展形势，与原规划有所背离。

　　采访中，圆明园学会的工作人员还表示，关于圆明园是否重建，该重建哪些区域，是全面重建，或是仅仅对一些古迹进行修缮，这些都有待讨论。圆明园作为古代皇家园林的历史文化遗址，承载了包含历史、建筑、文物、考古、艺术、园林等一系列文化元素，因此重建一事也涉及诸多学术领域，并不是某一位专家可以下定论的。在此情况下，作为国家文化部主管下的一级社团组织，圆明园学会也只能对此事持观望态度。

　　除圆明园学会之外，包括圆明园管理办公室对外宣传科在内的诸多有关部门，也均以各种理由对重建一事保持沉默态度。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龚益表示：“单纯提出重建圆明园，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于重建到什么程度，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一个宏观的大概念上讨论具体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同时，龚益还提出，如果要考虑是否重建，首先应考虑的不是各专家从技术领域上的解读，而是应该给出两点先决条件，即：资金支持与民众意向。重建圆明园的大笔资金从何而来，如果是国家出资，是否征得全国纳税人的同意？在重建过程中，各种花费款项是否透明。这才是决定圆明园是否应该重建的最重要条件。

　　北京市人大关于重建的模糊提议，导致各相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不愿详谈此事，而此举又客观上造成了公众对于重建问题的诸多不了解。在这样一种信息不透明的背景下，社会上反对重建的声音占据大多数，人大对于此事也不再进行后续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讲，重建圆明园一事陷入了一个信息封闭化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