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记者 严凯 编辑尹一杰 摄影邓攀

这里曾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数百年的时间里，这片原始荒原风云变幻，承载着史诗般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土地在战后的废墟上重新苏醒，并寄托着一个国家无与伦比的期待。在中国工业发展史的历史轨迹上，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共和国长子，完成了近乎一个甲子的历史使命。

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这片面积接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创造了人类史上诸多望尘莫及的奇迹后陷入沉郁，曾经高歌猛进、热火朝天的记忆日渐淡去。伫立在这里的老工厂泛起锈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开始告别昔日引以为豪的荣耀，变得困惑、迷茫，甚至恐惧。

人类进入新千年时，“振兴东北”再度以冲锋号的声音在这里吹响。这是新时期下，属于这里的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这场战役换回了这片土地的黄金十年。

但市场经济的轮盘永无休止地转动，历史仿佛正在重演。

2015年倒数第二天，决策层一纸《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审议通过，文件要求未来十年，东北地区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等待这个老工业基地的，是又一个十年经济保卫战。

中捷友谊厂始建于1933年，一部分为日本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东北解放后，更名为东北机器五厂，1953年再次更名为沈阳第二机床厂

半个世纪的荣辱与兴衰，这片关东之地还将走向何方？在国内实体经济迷雾重重时，我们重新踏上这片土地，走访了一批建国初期位列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的老国企和东三省的标杆企业，试图探寻新一轮振兴运动背后，这些历经风云的公司有着怎样的陈痛与苦衷，以及尚难预测的未来。

在工业浪潮沉浮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更希冀在历史的轮回与前行之路上，不再迷失。

东北告急

在哈电集团位于三大动力路附近的家属区内，我们见到了哈电集团退休老职工陈驰玉。去年年底，年近70岁的陈驰玉刚被哈电集团解聘。

哈电集团全称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由国家“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的6项沿革发展而来。其主要成员企业包括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阿城继电器厂等。其中，前三大厂又被称为哈尔滨“三大动力厂”，一条马路从中穿过，也由此被命名为“三大动力路”。

陈驰玉1970年进入当时的哈尔滨电机厂，至今已45年。事实上，陈驰玉早到了退休年龄，因其工程师身份，公司随后又将其返聘入厂。

近两年来，哈电集团经营陷入了困境，业绩大幅下滑。资料显示，2014年哈电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65亿元，亏损近2亿元。哈电集团旗下上市子公司佳电股份（000922.SZ）2015年亏损额达到4.47亿元，同比下降了惊人的8009.96%。

陈驰玉说，哈电集团去年的亏损额继续加大，“为了缩减成本，减少开支，跟我一样之前退休返聘的一律解聘。”

同样陷入困境的还有位于齐齐哈尔市的中国一重（601106.SH），该公司预计2015年将亏损17.5亿元，上年同期业绩为盈利2568万元。

中国一重前身为第一重型机器厂，始建于1954年，是目前中央管理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53户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

去年8月3日，中国一重董事长吴生富“突然去世”，此后被证实为自杀身亡。

吴生富出生于1964年，去世时51岁。1988年，吴生富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一重，到去年27年。吴生富去世前不久，中纪委已进驻中国一重进行巡视，因此外界猜测吴生富可能因为在巡视过程中被发现经济问题故而自杀。

但一位熟识吴生富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吴生富自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陷入了亏损的困境。个中苦楚，外人无从得知。

“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还聊过，他对于中国一重在他的带领下陷入现在的困境感到十分焦虑，而且他还说未来看不到前景。”上述人士说。

去年底，陈驰玉应邀前往齐齐哈尔进行技术交流。他去了包括中国一重、齐齐哈尔铁路车辆集团在内的多家企业，“我发现那里的企业也都不行了，一重就不说了，由于国内运力过剩，齐齐哈尔车辆也处境艰难。”

国内重工产业一片哀鸿。在东北工业重镇辽宁省沈阳市，位于经济开发区开发大路两侧大型重工企业几乎无一能幸免。沈阳机床车间工人杨师傅说，现在他所在的事业部还有活干，但有些事业部可能干一天休息两天。

杨师傅所工作的沈阳机床集团是沈阳市重点扶持的大型工业企业。该公司于1995年12月通过对沈阳原四大机床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中捷友谊厂）、辽宁精密仪器厂等资产重组而组建。其中，沈阳第一机床厂和第二机床厂均位列国家“一五”计划期间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沈机床是中国机床行业的‘摇篮’。”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接受《中国企业家》独家专访时说。

在我们此次东北之行的采访过程中，关锡友是为数不多敢于直面媒体的国企高管。而紧邻沈机床而立的沈阳鼓风机集团和北方重工集团则选择沉默。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沈机床、沈鼓、北方重工一直被认为是沈阳市的三张名片，在中国工业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的兴衰，影响着这个城市的兴衰。

但近年来，沈机床、沈鼓、北方重工的业绩下滑严重。今年1月29日，沈阳机床（000410.SZ）发布业绩预亏公告，预计2015年将亏损5.5亿-6.5亿元，而上年同期则实现盈利2557.85万元。

沈鼓的情况亦不乐观，这家始建于1934年的老厂曾是全国第一个风机专业制造厂。2015年，在申请IPO的过程中，沈鼓集团被质疑虚增收入，十亿营收“不翼而飞”。一位在沈鼓工作的工人说，从去年开始，沈鼓的情况持续恶化，有些车间已处于半停产状态。

根据沈鼓申请IPO的资料显示，2013年该公司净利润由2011年的2.98亿元下滑至1.18亿元，2014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仅有0.3亿元。截至目前，沈鼓并未公布近期的营收状况，亦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

作为工业之城，因核心企业业绩衰弱造成的影响立竿见影。《中国企业家》记者获得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11月，沈阳市工业增加值下跌3%，工业用电量下降7%，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465亿，下降25%。

低迷的产业背景如同瘟疫。

在数百公里外的吉林省松原市，作为当地一名基层干部，李超直观地感受到，近两年来自己的生活发生着显著变化，“单位的各种待遇大幅缩减。”

松原市位于吉林省中西部，地处哈尔滨、长春、大庆三角地带，松嫩平原南端，曾与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一起被称为“中国北方经济增长四小龙”。

但最近几年，松原市的财政收入增长乏力。2014年，松原市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为62.5亿元，同比增长仅0.8%。按照李超的说法，2015年的情况更加糟糕，仅完成了上一年的60%-70%。

这主要归咎于吉林油田效益下滑。2000-2015年，吉林油田累计实现收入3370亿元、利润651亿元、税费838亿元，是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李超的父辈都在吉林油田工作。但李超并没有进入油田，而是选择在毕业后考取公务员，成为一名基层干部。

见到李超时，他正准备下乡。他的很多工作都围绕农村进行，下乡是家常便饭。“现在经济这么差，安抚工作变得更重要。”

李超介绍，吉林油田的采油成本在50美元/桶左右，按照目前的国际油价肯定亏损，“前不久一吨油的价格才卖到1100元。”

吉林油田拥有10万职工及家属，这迫使它无法通过停产来减少亏损。而另一个不能停产的理由是跟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这里离大庆油田很近，这一带是一个盆地，而大庆油田处在盆地的最底部，吉林油田地处盆地两侧位置，如果油不开采，会慢慢流向大庆。”李超说。

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12.7%。 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这十年间，东三省再度成为中国工业的代名词。

由于效益不好，目前吉林油田内部已做出了让职工提前退休的规定，内定女职工45岁退休，男职工50岁退休，退休后仅有基本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左右。

距离松原市车程两个小时的吉林省会长春境况同样糟糕。2015年1-11月，长春工业总产值突然下降了11.5%。上一年，长春的工业总产值实现了6.7%的增长，2013年的增长率则是10.7%。

事实上，不仅在哈尔滨、沈阳、松原、长春，整个东北都在急速下坠。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吉林、黑龙江、辽宁的GDP增速分别为6.5%、5.7%、3%，远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而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去年全国有46个地级市出现了负增长。其中，来自东北三省的19个地级市已连续两年负增长，而双鸭山市、七台河市、白山市、铁岭市则是连续三年负增长。

“这一切仿佛回到了90年代。”当地人说。

灰色记忆

面对惨淡境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举行的东北三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感慨，“我在东北工作过，算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

这并不是东北三省第一次让总理“揪心”，上一次正是发生在杨师傅所说的90年代。杨师傅当时所工作的沈阳第三机床厂便是在那时倒闭。

“那时候不是倒闭了多少企业，而是几乎都倒闭了。”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说，那时候的东北面临着矿产资源枯竭、工业结构失衡、企业步履艰难、效益严重下滑、接续产业匮乏等多重问题，当时被外界称之为“东北现象”。

“东北现象”的发生要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后。彼时，邓小平南下所掀起的市场经济改革风头正劲，南方诸省沐浴春风时，东北地区依然笼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在价格方面，当时国家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商品市场化在南方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东北的石油、煤炭、钢铁仍在按计划调拨全国，价格仍由国家指定。很长一段时间，大庆原油价格每吨仅为200多元，而同期一吨酱油的价格都已达到近300元。直到1996年，鞍钢所产的95%以上钢铁的价格仍按计划执行，比市场价低2000多元。

那时李超的父母所在炼油厂与吉林油田分开独立运营。这个炼油厂叫松原前郭炼油厂。该炼油厂于2008年被关停并划入吉林油田公司管理，一两万人被重新分配了岗位。

父母同在吉林油田的姚成回忆称，80年代末，是炼油厂效益最好的时候，也是职工待遇最好的阶段，“逢年过节，厂里都会发大米、白面等福利，那些往车后备箱一箱箱装苹果的，都是石油系统的职工或家属。”姚成说。

同样作为资源型城市，“煤都”抚顺和阜新境况更差。早在80年代，阜新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这座资源城市紧紧围绕煤炭而转，但当资源开始枯竭时，却又缺乏接续产业。在鼎盛时期，矿区职工占到了城市职工总数的31%，矿区人口占市区人口的60%。到2002年，当时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阜新海州矿因资源枯竭申请破产。

海州矿破产的这一年，抚顺的原煤年产量也由1400万吨锐减到600万吨。全市152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有47户停产，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达62.25%。

作为东北工业重镇，沈阳铁西区无疑是“东北现象”的重灾区。

时至今日，张志贤对当年的情形记忆深刻。张志贤是中捷友谊厂的退休职工，他在1965年进入中捷友谊厂，那一年他刚好20岁，一直到2007年退休。

中捷友谊厂始建于1933年，一部分为日本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东北解放后，更名为东北机器五厂，1953年再次更名为沈阳第二机床厂。1960年，为庆祝捷克斯洛伐克解放15周年，更名为中捷人民友谊厂。80年代，“文革”结束，“人民”二字被去掉，改名中捷友谊厂，沿用至1995年。

这一年，中捷友谊厂与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三机床厂共同组建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备日后上市。当时该厂已被重组，部分优质资产被置入到新公司，不良资产则继续留在了中捷厂里。

1997年，关锡友调任中捷友谊厂厂长。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问财务有多少钱，得到的答案是22个账号加起来不到5000块钱。

关锡友回忆称，1996-1997是中捷厂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大家都认为中捷厂必死无疑。

“当时领导找我谈话，说反正不行了，就死马当活马医，能整好，说明你小子有本事，整不好，就当是锻炼了。”关锡友回忆说。

在张志贤的记忆中，中捷厂在1996-1997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候厂里留不住人，一些大学生来到厂里，呆不了两天就回去了，机床也卖不出去。”

在一个名为《振兴东北》的纪录片中，原沈阳重型机械集团董事长王铁峰说，那时企业债务繁重，金融债务+经营债务+企业内债达到十四五亿，职工工资债务一亿多，1997-2001年，职工基本不能正常开工资，最困难的年头每月仅开200元。

1996年，杨师傅所在的机床三厂被迫破产。同一年破产的还有沈阳拖拉机厂。

当年秋天，沈阳拖拉机厂开了一次破产大会，在大会上，每个来参加会议的债主都领到了一个材料袋，里面有一份法院判决书和一根香肠，香肠就是他们的午餐。很多债主在拿到判决书时当场痛哭流涕，几十万的债务成为虚无。

梁启东也是90年代东北最困难时期的见证者。那时他在社科院机关上班，尽管未受波及，但记忆深刻。

“那时候整个东北都是灰调调的，天是灰色的，人的脸色是灰色的，衣服是灰色的，整个城市也是灰色的，记忆也是灰色的。”梁启东说，“那时候不是倒闭了多少企业，而是几乎都倒闭了。”

调整阴影

企业倒闭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工人下岗、职工长期待业放假以及长时间拖欠工资。

和许多位于北二路的国营工厂一样，中捷友谊厂也难逃工人下岗的厄运。所幸的是，由于张志贤当时在厂内的核心部门（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直接隶属于当时的一机部，属于二类研究所，因此这次下岗潮并没有波及到他。

在由王兵导演的纪录片《铁西区》第二部《艳粉街》里，记录了那个年代铁西区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艳粉街位于铁西区南部，北起沈辽中路，南至艳粉渠，长1800米，1955年始建，1989年更名为艳粉街，曾经国营工厂扎堆。

如今，在中国工业博物馆中的铁西馆里，展示了一张《2002年铁西国有企业冗员情况典型案例》的图表。其中显示，包括沈阳桥梁厂、沈阳铸造厂、沈阳标准间制造总厂在内的企业当年均处于半停产状态。其中沈阳桥梁厂当时的在岗人数为50人，放假人数达到2350人。

而沈阳鼓风机厂这样的巨头在当时尽管正常生产，但依然有595人放假。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在岗人数为4534人，而放假人数亦达到了4085人，还有6587名离退休职工，总计人数为15206人。

杨师傅说，即便那时候没有下岗，工厂也发不出工资。1996年，沈阳第三机床厂由于经营困难倒闭，杨师傅之后被安排到新的车间。“但那时候也是好几个月没有工资。”

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内展示的《2001年铁西国有及集体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典型案例》的图表中，10个案例近半数企业净资产为负数，其中沈阳铸造厂的净资产为-1.5亿元。拖欠工资方面更是家常便饭，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沈阳变速机器厂和沈阳铸造厂，拖欠在职职工工资月数分别达到惊人的90个月和61个月。

除了铁西区，下岗潮席卷了整个东北。到2002年，抚顺的19.5万名集体职工中有14.3万人离岗。

正是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如今东北经济再陷困境，曾经一代人的恐惧也再次被唤醒。

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指出，2015年上半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数下降9%，省会城市平均失业率7%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个百分点。

2015年9月，东北地区最大的煤炭企业——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煤集团”）在机关全体员工大会上宣布，执行集团安置分流人员和鼓励职工创业闯市场的相关政策，要尽快完成分流10万人的目标。这一决定一夜之间将这个拥有24万在职职工、18万离退休职工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推向了舆论风口。

今年3月，两会期间，龙煤集团再度陷入欠薪丑闻，这家企业的艰难处境仍在持续。

而在高层频频强调减少过剩工业产能之时，以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资产行业为主的东三省，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大的人员安置压力。

2016年2月4日，国务院对外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压缩1亿至1.5亿吨过剩钢铁产能，这一纸文件随即如同一股寒流席卷钢铁行业。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不无担忧，“减少这么多钢铁产能或导致40万到50万人失业，可能给社会稳定造成较大隐患。”他说。

“以前下班后大家还会喝点小酒，这几年工厂周边的餐馆都关门了，工友现在每天都在讨论出路，准备退路，大家都很迷茫，甚至恐慌。”长春一个减产裁员企业的工人在天涯社区上发文写道。

体制之困

从黄金十年到东北告急，东北经济的脆弱令人困惑。

黑龙江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笪志刚一针见血地说，上一轮振兴实际上是靠投资拉动，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

2003年10月，国务院第一次出台振兴东北的纲领性文件，即《关于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又称为11号文件。其核心要求推进东北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市场导向。

随后，有关振兴东北的政策和措施密集出台。2004年4月2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的“三定”方案，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正式成立。三年后，《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

政策的倾斜给东北地区的经济环境注入了一管强心剂。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12.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这十年间，东三省再度成为中国工业的代名词。

但繁荣的表象在2013年日渐凋零，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后五位，滑出经济“合理”区间，东北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产业冬季。

梁启东认为，东北整体经济下滑由诸多因素导致，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集中，三个衰退”。两个集中指的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以及体制机制问题的集中表现。三个衰退则是资源性衰退、结构性衰退和体制性衰退。

“结构性衰退指的是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的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在东北不管用了。”梁启东说，“体制性衰退是由东北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最晚，执行计划经济最彻底所致。”

去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吉林调研时曾强调：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

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谈何容易。在梁启东看来，东北的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是因为在东北三省还普遍存在一个“央企现象”。

“东北国企大多是央企，辽宁省属国企也就200多家，但国有企业却有1751家；吉林工业主营业务收入90%都来自央企，地方企业只占10%；黑龙江的央企则占据60%的份额。央企扎堆下，地方政府有些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梁启东说。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的多项改革试点都已在沈阳铁西区率先实施。1984-1986年，铁西区尝试的改革试点包括率先选取30户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尝试中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企业破产倒闭实验、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推行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等。

在此期间，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因资不抵债被沈阳市政府宣布破产倒闭；金杯汽车(4.580, 0.09, 2.00%)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于1992年获得上市批准。

梁启东回忆，东北当年很多改革都走在全国前面，但大多都墙里开花墙外香，“这些改革是那种狂风促进式的，力度很大，但很快就停滞了下来。”

但铁西区的上述改革并没有涉及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而是仅停留在市场化改革层面，这也正是当年改革未能往前推进的根本原因。

在“公一色”所有制结构和“工一色”产业结构体制下，冗员、债务和企业办社会逐渐成为了压在国企头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一重在1985年划给齐齐哈尔市管理后，为了缓解该市的就业压力，成立了若干个厂办大集体。最多时，中国一重拥有200家集体企业。但这些集体企业产品很少，且没有市场竞争力。

而为解决职工子女教育问题，中国一重还创办了普通教育和幼儿园，六所厂办小学，五所厂办中学，教职员工千余人，学生近万人。

除了教育，它还承担供热、供电、离退休、居委会开支等诸多社会职能，从事相关工作的职工2000余人，2002年企业办社会支出1亿多元。

一汽集团亦不例外，拥有14个托儿所，22所中小学，1个公安局，3个消防队，一汽总医院拥有800个床位，每年，一汽补贴的相关支出数亿元。

“企业办社会是中国传统，是国有企业的一个老问题。”一汽原总经理竺延风说。

中国工业发展史中，国有企业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非常普遍。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的经济实体往往圈地建城，以系统为纽带，组建成一个个独立而封闭的小社会。在东北，更为突出。

李超说，过去前郭炼油厂的职工有近万人，而在德国和日本，同级别的炼油厂人数是三五百人，国内的民营炼厂人数也就五六百人。在这些人的记忆里，国有企业什么都有，学校、医院、庞大的家属群。

区域性的体制环境造就了群体性的观念协同。由于不思进取，创新动力不足，作为东北地区钢铁行业的代表之一，鞍钢曾经差点丢失了它在东北最大的客户一汽集团。1995年上半年，一汽在鞍钢的订货量由最高的20多万吨下降到仅仅5000吨。

此后，鞍钢内部进行了大讨论，痛失一汽大客户的反思和警醒成为焦点。为此，鞍钢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名为《倾听上帝的声音——中国一汽集团访谈录》。

这部纪录片拍摄于1995年，曾在鞍钢内部反复播放多达3000余次。鞍钢第一次体会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切肤之痛，讨论的目的是确立市场意识，洗刷陈旧观念。

事实上，鞍钢管理层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转变广大职工的观念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去年7月，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还强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但在体制机制弊端难以破除的背景下，东北似乎陷入了一个“危机——振兴——再危机——再振兴”的恶性循环

人才流失

除了体制机制外，人口流失严重是东北经济振兴乏力的另一重要现实原因。

在北京市东三环国贸CBD附近的一栋高档写字楼里，31岁的姚成经常会站在200平米办公室的窗前，望着不远处的北京最高楼——国贸三期。他说，这里的繁华老家无法相比。

“那时候整个东北都是灰调调的，天是灰色的，人的脸色是灰色的，衣服是灰色的，整个城市也是灰色的，记忆也是灰色的。”

2007年毕业之后，姚成曾辗转过多家单位，直到3年前与朋友一起创办了这家珠宝公司，从此踏上了创业之路。他经常戏谑地说，创业艰辛，赚的钱都用来付了房租。但每当父母及朋友规劝他回老家工作时，他又都会断然拒绝。

姚家境不错，父辈和祖辈都是石油系统的职工，几个朋友也先后回到了故乡。

对他来说，要想进入当地的石油公司工作并非难事。“那会比现在的生活更加安逸、稳定，收入也不错。”姚成说，“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姚成的职业选择是东北人才流失的一个缩影。无数个个体的聚合效应，让多年来东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又一内在基因得以暴露。

“这些年整个中国经济动力发生改变，这一轮显然是人才经济。资金和人才流向北京、深圳、杭州等这些城市，而中西部，包括东北，一直以来主要靠资源、靠黑大粗的发展模式，靠投资，现在土地红利时代结束，投资投不动了，加上基础设施投资收益下降，这种情况下很难再往前走。东北是其中的典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研究员易鹏说。

官方数据显示，从2000-2010年，十年间东北净流出180万人。根据齐齐哈尔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按户籍人口统计，2014年齐齐哈尔市共迁入48075人，迁出85854人，净迁出37779人。2013年，齐齐哈尔市户籍人口净流出数量为25381人，流出速度呈加快趋势。

在陈驰玉的印象中，过去哈电集团对新职工的招聘标准堪称严格，“只招毕业于‘985’、‘211’学校的学生”。但如今，即便是哈尔滨本地诸如哈工大和哈工程这样的“211”大学毕业生大多都已不愿去哈电工作。

陈驰玉说，一方面可能是哈尔滨这个城市吸引不了年轻学生；更重要的原因是哈电集团本身对优秀人才已经没有吸引力。在哈电集团内部，有这样一个“怪象”，新招聘进来的博士生的工资能拿到五六千元，但那些在公司干了一辈子、退休后被返聘的副总工程师可能只能拿到三千元。

“年轻的博士生瞧不上老骨头，老职工会因为待遇不高而产生情绪，不愿意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结果导致公司缺乏创新。”陈驰玉说。

黑龙江农垦系统一位官员有着相同的感触，他说，每年当地林业系统内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达到近2000人，占总考生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但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几乎都不会回来。

“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林区还会奖励五万元，就现在看来，我还是建议取消了，因为你奖励了他也不会回来。”这名官员说。

路在何方？

区域性经济塌陷迷雾压城时，在硬币另一面却不乏对标把脉的问诊样本。

与东北大多数国企陷入困境不同，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的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松机器人”）的生存处境则是另一番景象。

无数个个体的聚合效应，让多年来东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又一内在基因得以暴露

“现在是新松最好的时期。”新松机器人总裁曲道奎说。

来自新松机器人的财报数据显示，2015年，新松机器人实现营业收入16.85亿元，同比增长10.62%；实现净利润3.95亿元，同比增长21.23%。

新松机器人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是一家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数字化智能制造装备的高科技上市企业，是全球机器人产品线最全的厂商之一，国内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化基地。

1986年，曲道奎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硕士毕业后开始从事机器人研究。

1992-1993年，曲道奎在德国萨尔大学做过短暂的访问学者，从事神经元网络在机器人中的应用研究。

基于对机器人研究的坚持，曲道奎1994年从德国回来后立即组建了机器人研究开发部，并担任部长，他的判断，未来机器人行业市场将大有增长。

“其实我们所里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已开始搞机器人了，只是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大姑娘一样养着，也是时候把她推向市场了。”曲道奎说。

2000年，新松机器人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彼时，东北三省的制造业依旧处于灰霾之中，绝大多数国营工业企业处境惨淡。

成立初期，新松机器人在自动化所里租了一个一千多平米的房子当成临时办公室。

曲道奎说，2005-2008年是新松机器人的成长阶段，这期间有不同的产品推向市场。自从2009年成功上市之后，该公司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综合实力进入全球前三。”曲道奎说，“之前，我们只是市值进入了前三名。”

新松机器人的“异军突起”引起了辽宁省政府的重视

2015年，辽宁省经信委、发改委等几个部门找到新松，希望能给当地其他企业诊断设计规划。

“当时就挑选了120多家企业，现在已经做了20多家。今年辽宁省可能会挑选出300家企业让新松进行诊断。其中的代表企业有辉山乳业、沈阳金杯。”曲道奎说。

应辽宁省政府要求，新松机器人对一些企业进行了挑选，改造其工艺流程，从物流、仓储等环节来设计，通过自动化设备进行改造。

但对于沈机床、沈鼓这样的大型工业企业，新松机器人也借力有限。“生产过程没法改。因为这些公司的产品没法实现自动化生产，产品的周期又很长。”曲道奎说。

在东北地区，另一家被当地政府列为学习榜样的企业是辽宁忠旺集团。这家民营企业偏居于东北小城辽阳，2009年，以“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1333.HK）身份在香港上市，目前是全球第二大、亚洲及中国最大的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商。

中国忠旺的财报显示，2015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1.7亿元，实现盈利28亿元，同比增长13.2%。辽宁忠旺集团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张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忠旺今日的成就得益于2002年的那次转型。

早在1993年，不到30岁的刘忠田创立了辽宁忠旺，生产建筑业门窗用的铝型材。但就在建筑型铝型材销售市场红火之时，刘忠田却提出向工业铝型材转型。

从1984年第一次出国至今，刘忠田参观过国外的钢铁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等，这些让他看到了工业铝型材的发展潜力。

“老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会英语，但这么多年前前后后跑了200多个国家，他很固执，一直坚持技术创新，并且只做铝加工，别的行业哪怕再赚钱，公司再有钱也不去碰。”辽宁忠旺集团一名中层负责人说。

于是，在2002年，刘忠田力排众议，决定进军工业铝型材领域，并且第一次就斥巨资购入了一台当时世界上用于生产高端大截面工业铝型材最大的125万吨铝挤压机，成为中国首家涉足该领域的民营企业。

目前，这家民营企业除已全部投产的21台75MN及以上的大型挤压机外，忠旺还于2014年底引入了两台全球最大最先进的225MN超大型挤压机，进一步巩固了忠旺在高精密、复杂大截面工业铝挤压产品生产方面的领先优势。

颇具意味的一个鲜明对比是，同为铝加工企业，央企中国铝业(4.690, 0.13, 2.85%)却在2009年后深陷亏损泥潭，在长达7年的扭亏之路上艰难挣扎。2014年，其净利润亏损高达162亿元。

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中国忠旺还将于近期以“红筹回归第一股”的身份寻求分拆上市。根据交易预案，中国忠旺拟作价282亿元借壳中房股份(12.130, 0.00, 0.00%)实现A股上市，同时将工业铝挤压业务置入中房股份，港股公司中国忠旺则专注深加工和铝压延业务。

今年3月底，新一轮振兴东北的号角吹向了民营经济，四部委联合出台《关于推进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要用5年左右时间，通过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改革方面的锐意创新，初步形成具有东北地区区域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新模式。

东北的上空依然风云涌动。过去是今天的注脚，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一面铜镜。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姚成、李超、陈驰玉均为化名。本刊记者王博、李潇雄、粟灵、郭朝飞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