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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持续了数十年的“学习新加坡热”，在诸多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与治理经验依然是中国努力学习的重要样本，来自不同城市的规划者与决策者络绎不绝地南下取经。 是什么让这个原本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棚户区林立，连饮用水都要由马来西亚提供的贫穷渔村，成为如今人文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交通井然有序、住房自有率超过90%的花园城邦？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新加坡高瞻远瞩的城市规划。近日，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原建屋局局长、原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77岁高龄的刘太格博士，在狮城接受了头条新闻的采访，讲述了新加坡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背后的奥秘，并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现存问题给出了建议。 “每个城市都有希望改变、改善，你越早下决心，花的成本就越低。新加坡为什么能够相对富裕？我们一开始就下决心做合理的事，所以几乎没花什么冤枉钱。中国现在要改善大城市的现状，当然要花相当一部分钱去处理，如果现在不处理，以后的问题会更严重，花的钱也会更多。”刘太格说。 高密度建筑城市规划秘诀：仿效西方棋盘 开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世界花园城市”新加坡历来是现代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经典案例。更令中国效仿者欣喜的是，这一样本看起来是如此具备现实吸引力和参考价值：新加坡的总面积约718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北京的4.4%，还不及中国一个较小的地级市。总人口约547万，人口密度约为7600人/平方公里，是北京的5.8倍。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罕见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基础设施完善，吸引外资能力一流。 头条新闻记者探访新加坡的数天内，曾于早中晚多个出行高峰时段乘车穿梭其中，即使在中央商区，也几乎没有遇到堵车。由于绿色植被覆盖率高且层次丰富，建筑错落有致，作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丝毫没有许多大城市“标配”的压抑感。 仅从国土面积上看，新加坡是地地道道的小国。即便如此，规划者依然将全国划分出5个100多万人口的片区。5个片区之下再分割出25个卫星镇。各级中心依据人口规模和布局配置了相应等级、规模和功能的商业、学校、医疗、交通等设施，民生问题基本能就近解决，极大地减少交通出行。对于中国的超大型城市，刘太格曾提出类似的“星座城市”理论，也正是源于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建筑密度很高，不过我们做规划的时候做了巧妙处理。我讲一个新加坡的巨大秘诀，那就是我们在处理高密度建筑时，是拿西方的棋盘作为参考。”在刘太格口中，新加坡城市规划的思路清晰明了，“西方棋盘就是黑白相间，黑的我们就当作高密度的住宅或是写字楼，白的就是公园、广场、不能太高的商场和体育场所等等。所以感觉没那么压抑，经常能看到天空。”为了研究高楼密度是否有最上限，刘太格坦言自己还在找心理学人士帮忙。
楼群高低错落，没有许多大城市“标配”的视觉压迫感。 东方IC 资料图 在刘太格看来，判断高楼成不成功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不看得到天空，二是电梯设计管理好不好。“现在新加坡人住在高楼里完全没顾虑。系统每5秒钟扫描一次，上万部电梯，哪一个有问题，建屋发展局都比居民提前知道。”
早在建国之初，新加坡政府就制定了建设花园城市的目标。在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他们提出了人均8平方米绿地的指标，并要求在住宅前均要有绿地。若是建筑物前的绿地不足，也会在各个楼层插缝绿化，或是在楼顶建花园。
座落于新加坡市中心的皮克林宾乐雅酒店 (PARKROYAL on Pickering)。
新加坡樟宜机场的设计也延续了花园的概念，众多主题公园让人仿佛处于生态园而非机场。
除了绿道串联、建筑高低错落之外，新加坡的空间环境处处体现出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在保留多重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之余，在城市中心，新加坡政府很强调建筑创造的艺术性，鼓励引进国际建筑大师设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走在新加坡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成片该国用以实现“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政府组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建筑风格完全一致。整齐划一之中，愈加凸显穿插其间的商业建筑多元的形态之美。
新加坡最高的政府组屋：50层高的达士岭摩天组屋（Pinnacle@Duxton）。 “在新加坡，最高领导不是总理，也不是总统，而是真理。” 对于全世界而言，五十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新加坡这个年轻的国度而言，在已故“国父”李光耀带领下的五十年，其从一个一无所有的脏乱差小岛，变成了一个活跃成功的经济体。作为地理位置特殊的小国，实用主义和忧患意识贯穿新加坡的发展史，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其城市规划上。 1969年，刘太格回到新加坡加入建屋发展局工作时，参与规划的新加坡城市发展年限是一百年。在远期规划基础上再做中期规划，做完中期再做近期规划。也就是说，概念式的长期规划已经敲定了大方向，在此基础上不断精细化，才能相互衔接，环环相扣。“为什么要分开做？比如你把15年的规划敲定了，最近15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分期开发，基础设施可能就是到处乱投。结果就是成本无谓增加。这也是我们打了一个经济算盘。” 在提及新加坡成功经验时，人们往往对新加坡“以经营企业的理念来经营国家”津津乐道。投资-收益，刘太格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了这组词。在他看来，若要追求可持续发展，那每做一个投资，就要考虑收益，“我们会把土地先留下来，比如一个三车道，我们会先做两车道，等车流量增加了再做三车道，要是再增加，才变立交。都是当作生意来做的。” 规划的时间跨度太长，如何确保其执行与实施？除了高度法制化之外，刘太格多次强调了领导意志与素质的重要性。“以李光耀先生为榜样，他们每次处理问题都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才做决定，而且是非常客观的决定。我经常对外来朋友说，在新加坡，最高领导不是总理，也不是总统，而是真理。总理和总统都要尊重真理。” 尊重真理所折射的，是充分尊崇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过去做政府公务人员的时候，要是上级领导出于对某个问题不了解而非故意，要我做我不同意的事，我就当面和他说，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基本上百分之百都能说服对方，而且不用费劲，因为我们的最高领导不是他们，而是真理。”刘太格回忆说，上级领导并不会干预技术问题。通常都是确定一个方向，但不对具体操作指手画脚。如果需要上级从政策法令、财务上提供支持，在事先提出要求的前提下，对方也会做到。 “80年代初，他（指李光耀）写给我一封信，要求在两三年内，把所有还没有拆迁的棚户区居民全部拆到公用住宅里，就一句话。他没有说我要你先拆这个再拆那个，没有这些。这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我们就按专业能力去制定计划。坏处就是，你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你的职位就保不住了。”刘太格充分肯定了这一制度，以及与政治领导之间理智化、健康的关系。 当然，以上等式成立的重要前提是，要汇集一群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建国之初，新加坡国内人才缺乏，于是聘请联合国高级专家编制了高起点、高标准、覆盖全境的概念性发展蓝图。“我们还有个好习惯是，请外国人来，让他们和本地工程师、建筑师、规划师对接。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就把他们的经验留下来，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都是世界水平。”
推行政策过程中，或多或少必然会遭遇民意的抵抗。遇到市民的抱怨，刘太格通常的态度“小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在分析之后做出决定，以非常尊敬的态度把道理说给他们听。几乎百分之百的事件我都能过关，他们都能接受。所以不要把他们当成弱智的人，而要把他们当成很聪明的人。”
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博士。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全球搞规划和城市发展条件最佳的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国” 迄今为止，刘太格已给近40个中国城市规划项目做过顾问，也发现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中的诸多通病。很重要的一点是，新加坡和刘太格本人引以为豪的长期规划在中国并不受欢迎。 城镇化势不可挡。早在多年前，刘太格就提出中国政府应对大规模城镇化制定长久的规划。“假如说在今后的30年或者50年里，中国总人口的80%要到城市里面去，那么这些城市是不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一般在我中国工作的时候，总是建议他们做一个到2060年或者2070年的规划方案，先预测未来的人口会增加到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现实依然骨感。“现在是2015年末，你们国内很多方案是做到2020年。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你们国内做的方案起码是2050年，多数是在2070年。但如果你和他们说要做百年的，我看领导们也没有兴趣。” 刘太格还提出，城市规划的“基本功”比“性感”更重要。“现在中国规划界我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很多新的、荒唐的道理，听起来高度性感。因为性感，大家就想做。但这个道理到底正确不正确？多数人搞不清楚。等这项工作做完，20年之后发现不可行的时候已经浪费了很多钱、牺牲了很多人的生活质量。我今天和你们说的理论一点都不性感，所以他们不一定会接受我的理论。但这是良药苦口。” 他认为，中国是最具备条件采纳新加坡城市规划制度和模式的。“我经常和你们国内的领导说，今天全球搞规划和城市发展条件最佳的当然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为什么呢？首先中国重视发展也重视规划，在规划方面投入了巨大资金，只是规划做得不好。中新两国的共同点在于，都可以比较强势地实施土地规划。“但区别是，新加坡是高度法制化的。还有一点和你们国内类同，我们的土地70%是国有的，这很关键。在日本就不可能，如果要建快速路、盖公共住宅、建污水处理厂，每个项目可能要和业主谈5年、10年，才能够说服他们，甚至征收土地都有问题。”
基于两国间的这些共同点，刘太格称，第一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第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势，“你们就没有借口说你们的城市不可能做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