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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灾难就像一个老师。但它不是那种循循善诱的好老师，而是冷酷的、暴戾的、不可捉摸的坏老师。它从不会明确地告诉你答案，而是在暗处潜伏着，等你犯下致命的错误。你不能装作它不存在，因为它会用教鞭狠狠地抽你。你不能太健忘，因为你不知道它究竟有多么恶毒。而我们的错误，可能恰恰在于，我们总以为灾难是偶然的和盲目的，因此省略了反思的痛楚，直到下一次灾难猝然降临。
 文/李国平 目前中国是典型的“短记忆社会”，无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当时群情激愤或感动无比，等事件结束之后，很快就会被大众逐渐淡忘，到后来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天津滨海新区港口危险品仓储火灾大爆炸事件，目前爆炸早已结束，大火也被扑灭，让人闻风丧胆的危险品要么被炸完燃尽要么转移走了，事件进入了善后和追责的阶段。民众的情绪从恐惧、关切、质疑、愤怒，逐渐转化为等待的心态：等待政府对大家有个“满意的交待”。 正如我在上周平谈《这一场城市灾难，我们该反思什么？》中所言，目前媒体都把所有焦点放在挖掘出事公司的神秘背景上，揭露到底什么样的人物以及多大的后台，才让这个显然不合理、罔顾百姓安全的危险品仓储地点经营合法化的。这当然是必要的，徇私枉法以及相关的官员腐败必须要彻查及严惩。从目前陆续披露的情况来看，结果未必如媒体和一些民众所期望的那样，能挖出一两个“大老虎”。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即使能牵出并处理“大老虎”（近来中国官场贪腐的“大老虎”也被打了不算少），就这个事件似乎对大众有了“满意的交待”，可类似这样的城市灾难，难道就如大众对这个事件渐行渐远的记忆那样，从此远离我们而不会再卷土重来吗？ 也许长期从事城市开发运营咨询工作的关系，加上参与了天津的许多具体项目，对这个城市相对比较熟悉并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在火灾大爆炸的那个夜晚彻夜未眠！一方面从微信朋友圈和新闻报道中关注事件的进展，一方面就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这样的城市灾难，除了具体层面人为的违法乱纪的直接原因，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及执行管理、城市发展理念和战略层面，是否有更多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而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否才是引发我们城市有可能更多的危机、甚至是灾难的原由？ 按照我上一篇文章的题目，其实就想针对这个问题一气呵成地讨论阐述。之所以写到一半就草草结尾，一方面是当时救灾尚未结束，不想在大家关注的热点中“添乱”，另一方面也有朋友善意地提醒，事件中有那么多人遇难，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在“头七”里先关怀人，然后再去讨论事。 由于我和我的同事们之前未能有机会参与滨海新区整体的城市功能定位和规划的工作，所以本文讨论所依据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均来自于网络的搜索，都是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发布过的公开信息。我想自下而上、先从局部再到整体来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当大家在质问普通仓储如何涉嫌违规转变为“危险品仓储”时，我所质疑的是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居住社区为何能建在工业港口区域？从我们所看到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中的“用地布局规划图”，一条交通主干道加上绿化隔离带将港口区域分隔在塘沽城区与“天津经济开发区”之外，港口区域除了主体灰色的港口用地外，只规划了少量紫色的仓储用地和红色的公共配套用地。这样的总体规划是没有什么毛病的，符合通常的科学规划原理。
问题显然出在后来具体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对总规的调整上。从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离爆炸地点最近的、位置处在港口区的万科海港城，是万科与天津港务局下属的地产开发企业的合作项目。我们可以推测的过程，是港务局也要开发房地产业务，于是在归属自己的港口用地上提出调整用地性质，改为“商业、住宅用地”，找来万科进行合作并提交方案，并最终获得了滨海新区政府规划部门的批准。  在具体地块的使用上，也就是土地出让之前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当然应该是可以调整总规的。因为总规所覆盖的时间往往长达15至20年，在具体时间段执行的时候，由于快速的发展，许多市场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适当的、科学的、可执行的调整是必须的。但是，总体规划中那些重要的、基本的原则是不应该轻易、随意地突破的，否则就失去了总体规划指导性、科学性以及严肃性的法规意义。而在这个案例中，滨海新区总体规划将中心城区、开发区与港口区域分隔开来，是一个极其重要、完全不应该被突破和改变的规划原则。 这其实是一个目前中国城市发展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与问题。在做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经过专业教育培训的规划师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再外行的领导，基本上也不会犯那种明显不合理的“战略上的低级错误”。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在具体地块的使用性质上，无论是因为政治形象还是企业利益的驱动，说难听点就是“利令智昏”，往往无视总体规划中的重大的、必须坚守的原则，犯那些“战术上的高级错误”！ 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城市规划执行、管理问题，已经或者将要在中国各个发展的城市埋下许多“隐患的雷区”，在未来不同的时间段将会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引发城市管理、运营的混乱，有的甚至可能是灾难。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执行管理问题原本只是其中之一，不过这次是被恶性地“引爆”成了一场世人瞩目的灾难。 我们接着往上一个层面来讨论。万科海港城的确是处于港区，并且离爆炸仓库才几百米的距离。但是，在一两公里的范围内还有不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居住社区，还有两所医院，然后还有会展中心、著名的泰达体育场，甚至不远处还有据说是中国最大的计算机中心……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按照一般远离城市中心区的港口区域，即使企业有开发房地产的利益驱动，即使有万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品牌，建造出来的房地产项目也不会有足够的市场支撑。
而滨海新区的实际情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从总体规划图上看到的那一大片橙色的、工业用地性质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在除了之前的工业企业之外，已经开发、建成了大量的科技研发、商务办公楼，城市商业配套，包括五星级在内的多家酒店，以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市政公共配套设施，当然少不了众多的住宅房地产项目。也就是说，与天津港口区一路之隔、紧紧挨着的，实际上是已经建成的、副省级天津滨海新区的城市中心区！  其实，滨海新区真正的CBD并不我们以上说的经济开发区，而是位于同样与港区只隔着海滨高速的塘沽城市的延展部分——海河边上的响螺湾商务中心区和于家堡金融中心。上面这张百度截图，红色标示集中的就是目前已经高楼林立的响螺湾，而其往东离港区更近的中央大道东侧海河边的区域就是蓝图更加宏伟、雄心勃勃的于家堡。 一个实际上已经建成的新城中心区，加上一个初具规模的商务中心区（CBD）以及将要开发的金融中心区，却和一个中国北方最大的、仍在高速运转中的港口放在了一起。这种奇特的、极具冲突、格格不入的城市空间组合，绝对不是当今世界任何一种城市规划体系所能输出的方案，然而却是天津滨海新区目前发展真实的结果与现状。
要反思这种矛盾而令人费解的城市发展结果与现状，我们可能还不得不再上一个层次，从天津市整体的城市发展战略以及当初对滨海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来探讨。下面这张是我们从网络上能够搜索到的，滨海新区在天津市整体发展战略之中的规划图（2005-2020年）。  天津并没有像北京那样选择“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模式，也没有自然条件像上海那样能够越过一条黄浦江“就近”开发浦东，而是选择了沿海河向东，在四十多公里之外，以具有悠久历史和城市人口基础的塘沽为中心，开发滨海的新城区，上演一出城市发展的“双城记”。这种“跨越式”的发展战略，虽然曾经也有人质疑，但现在看来也是一种有魄力、能够适应城市高速发展并给未来留下更多变化空间的不错的模式。 关键是这种双城发展的模式，滨海新区应该是怎样的城市功能定位？从公开收集的资料可以看到，十年前政府规划部门给滨海新区的定位有这么几条：“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我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区域现代服务业中心和休闲旅游目的地；服务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宜居的生态城区。” 从这个定位来看，滨海新区核心发展是“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和“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这也就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天津港口持续发展的定位。而“服务业”和“宜居的生态城区”则是以上两个核心产业的配套。所谓“休闲旅游目的地”那是放在北部的汉沽区域。之于“改革试验区”则是政治口号和政策属性。 今天回过头来看，滨海新区当时的定位是务实而合理的。可问题出在，随着滨海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GDP从落后于上海浦东新区到赶上、甚至超越，各级领导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天津当时提出的城市定位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也许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经济指标超越上海浦东，而是要在更高层次的领域，在城市形象上追赶、甚至超越上海浦东，那目标就不是张江、高桥和金桥，而应该是陆家嘴了。 我当时由于参与了许多天津城镇发展的具体项目，在和各级政府官员、企业领导的沟通、交流中，发现“曼哈顿”成了大家口中的“热词”。于是，2008年的11月份，我在北京《地产》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给天津一个定位》的文章，基本意思是表达天津与北京、上海相比，优势还是在发展高端制造业以及与此相关的科技研发产业。因为在商贸、金融方面，天津与上海相比完全没有优势，甚至在我们国家的体系中，金融业都根本无法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之中的“副业”来竞争。 然而，天津在滨海新区追求“更高目标”的步伐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加速进行，从争取“三板交易中心”到自贸区，从响螺湾CBD的强行上马到于家堡金融中心的蓝图，原来对滨海新区的城市功能定位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其实，李克强还是副总理的时候去滨海新区考察，记得当时中央媒体就报道过其讲话，大致意思是提出了“是否CBD都要建成曼哈顿那种形式？城市现代化就一定要是高楼大厦？”等一系列问题，可见有些中央领导人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模式也是心存疑虑的。 如果滨海新区真能顺利建成商贸和金融中心，那么天津港就有可能成为“鸡肋”了。据说天津的规划部门也安排做过几轮天津港的改造方案，基本方向是逐步弱化货运港口的功能，“退二进三”发展商务办公，甚至港口的外部改造成类似旧金山渔人码头这样的休闲、娱乐商业中心等等。 问题是响螺湾CBD的建设结果并不那么遂人意，高楼林立却毫无人气，于家堡金融区的发展计划也因此推延。经济开发区除了制造业之外，产业升级的所谓“科研转化”部分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港口的货运和物流业还不得不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而难以割舍。“退二”暂时无法实现，可“进三”却没有挡住，于是就有商业以及住宅房地产的项目“挤进”了港口的区域。另一方面，为金融和商贸所进行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付出的成本，只有通过出让更多的土地开发房地产来进行财政的平衡。于是，大量商业、住宅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区、过于超前而人气涣散的CBD和依然繁荣的货运港口就这样“不期而至”地集合到了一起。 我们一直在提倡所谓的“科学发展观”，而目前中国政治生态圈中冒进的、过度超前的发展欲望和目标却仍然大行其道。也许这一代的官员和企业家，大部分是读着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语录长大的，再加上中国经济这二十年的腾飞，大家骨子里有一种“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信念在作祟。 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转型的时期，而我们的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还远远没有跟上。这种过高的“盲目自信”和过度超前的发展目标，与我们实际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能力正在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体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战略及规划执行与管理上，就会演化成城市空间形态的矛盾、变异与混乱，而当这一切最终“挤压”到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人群，就有可能会引发危机、甚至是灾难！而这才是我们在这场城市灾难中应该深层次反思的重大的、更加长远的社会问题。
（本文来自高策地产研究院，作者为高策地产服务机构首席策略官、高策地产研究院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