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错失许多发展良机、没落了二十多年之后，武汉希望藉由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复兴大武汉，成为“中国中部中心”。在光荣与梦想之中，也暗含隐忧与挑战。

　　本刊记者/周政华
 

武汉是一座充满了遗憾的城市。
 

　　它号称百湖之市，长江、汉江穿城而过，却因市容长期脏乱差，被网民讥讽为“全国最大的县城”；它是民国时仅次于上海的内陆繁华都会，新中国第四大经济中心，却在最近二十多年里，在全国城市经济总量排名被挤到十名开外；每年有二十多万大学生从这里毕业，但只有三分之一勉强留了下来，至今它仍然是中国第三大科教中心，却也最大的人才漏斗。

　　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反差，时常让人唏嘘不已，也让土生土长的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屡出感叹，“不把武汉建设好，就对不住这个城市。”然而，风水轮流转，最近几年，随着武汉城市圈、国家中部中心城市获批，特别是近期，高层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的设想逐渐清晰起来，这个一度没落的老工业基地、为人忽视的内陆省会，正逐渐被决策层和商界所注意。

　　被广州、深圳、苏州、成都等后起之秀一一超越后，就连同处于中部的长沙、郑州也跃跃欲试地想要争夺中部老大的座次，这让武汉的主政者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更急于“复兴大武汉”，成为中国中部名副其实的发动机。这一点，阮成发2013年底在武汉远景发展战略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袒露无遗：“到2049年，武汉将成为中国中部中心，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实现大武汉的全面复兴。”

　　主政者的雄心壮志固然鼓舞人心，但仅凭一句口号、一篇长文，还是难以打消外界对于这个城市的疑虑，也不足以重建人们对这个城市的信心。这是萦绕在每一个关心武汉未来的人内心挥之不去的疑问：在错失了诸多机遇之后，在没落了二十多年之后，这一次，武汉如何能够革新内陆意识，如何提升政府效率，如何发挥市场作用，真正抓住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借势复兴、再造长江奇迹？

　　王健林500亿赌注

　　偌大的卖场，一眼看过去，顾客的人数，用十个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

　　6月底一个周四的下午，开业大半年后，武汉汉街万达广场还是有点冷清。这倒与建筑设计方荷兰UNStudio要想追求的“高科技冷感”多少有些不谋而合。

　　在电子商务的冲击下，传统的百货公司无一例外地都沦为了网店的试衣间，万达的商业地产和百货业也遭遇了发展的瓶颈：上海宝山万达广场2013年开业半年后，仍然有近半商铺没有找到租客；成都锦华路万达广场的客流量在2013年也出现了历史上首次客流下滑；万达2013年年报披露，当年万达百货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完成利润计划。

　　但是，无论百货业的前景如何黯淡，也无法扑灭万达在武汉的投资热情，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依然决定要在武汉兴建一座“史上最奢华的万达广场”。

　　驱车驶上沙湖大桥时，远远就能看到汉街万达广场，其外立面安装有全球规模最大的LED亮化幕墙，安装了共计318万个LED灯珠，超过北京水立方游泳馆的用灯量。

　　汉街万达广场的造价是普通万达广场的3倍，集购物、观影、娱乐为一体。但如果与该广场所在的中央文化区高达500亿元的总投资相比，也实在算不了什么。

　　汉街万达广场坐落在汉街西头，比邻楚河。2009年，国务院批准《武汉市大东湖生态水网总体方案》，武汉市呼吁多年的“六湖连通”工程终于拿到了“准生证”。次年，作为首个工程，连通东湖和沙湖的连通渠开挖。

　　“六湖连通”工程的初衷，是把武汉市内多个湖泊与长江串联起来，还原过去的江湖连通格局，达到净化内湖水质、美化环境的目的。与此同时，武汉市也希望借机进一步提升城市地产价值，在武昌打造又一个新的顶级商圈。

　　2009年，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找到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向他推介东湖沙湖连通项目(以下简称东沙项目)。王健林后来回忆，“当时湖北省表示这是一个大手笔的投资，当然也必须是一个高水准的项目”。

　　自2008年万达总部从大连迁到北京之后，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官员来访，想请王健林去投资。有一次，王健林去河南参加当地一家万达广场的开业典礼时颇为自得地说，万达所有的项目都是来自地方政府的邀请。

　　在网购尚未盛行的2004年，武汉江汉路万达广场开业时，配置了当时武汉市硬件设施最好的万达影院，一时成为了当地人观影首选之地。当时，江汉路万达广场里的店铺租金，每平方米月租高达数千元，抬高了整个江汉路商圈的租金水平，周边房价、地价也开始飙升。

　　五年后，武汉决定启动东沙项目时，万达集团为了寻找商业地产之外新的增长点，正式把文化旅游产业定为企业新的重点发展方向。当湖北省把东沙项目所在的1.8平方公里的地段推介给王健林时，万达正缺一个打造文化旅游的样本。

　　后来，王健林透露，投资武汉其实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最终让他下定决心开发东沙项目的，还是整整1.8平方公里的连片土地。从地理上看，东沙板块位于整个武汉三镇主城区的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没有这么好这么大的地块，没有这么好的城市资源，同时还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经过数轮考察后，王健林决定在东沙板块上，打造一个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并给这个项目起了一个有别此前所有万达项目的名字：中央文化区。据万达方面的规划，整个中央文化项目总投资将达到500亿元，其中仅土地成本一项就超过100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武汉市社会消费总额达3878亿元，仅次于4个直辖市和广州、深圳，在全国排第七位，显示出旺盛的消费能力。据戴德梁行发布报告称，2013年，武汉商铺投资回报率在5%到6%，高于北京上海的3%到4%。

　　如今，万达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所复制，“购物中心+商业街+酒店+写字楼+公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在武汉三镇遍地开花，主城区内已经形成了十大商圈，百货公司数量超过百家，仅2011年，武汉获批的奥特莱斯项目就达6个之多，整个零售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熟悉万达武汉项目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考虑到巨大的设计体量，中央文化区项目最终能否成功，还取决于能否吸纳武汉、湖北乃至整个中部地区的人流，最根本的也就是武汉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满城挖”的旧债与新愁

　　从汉口眺望长江南岸的武昌，满眼都是万达的标志性建筑：万达中心、万达威斯汀酒店、万达公馆，十余栋高层建筑沿着江岸一字排开，垄断了整个武昌天际线的制高点。

　　2011年，“摩天城市”网站发布了中国首份以摩天大楼数量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报告中，武汉以拥有13座152米以上高楼排名第八，这比武汉在中国城市经济总量排名位置还要稍微靠前。

　　武汉市从未停止过对摩天大楼的追求，近期，英国的切特伍德建筑设计所对外公布了为武汉市设计的高达1000米的凤凰双塔，设计所称“这对武汉而言，将是规模宏大的环境总体规划中的一座里程碑。”

　　城市规划专家刘昕曾批评，武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设缺乏规划，龟山电视塔的修建破坏了“龟蛇锁江、楼阁对峙、三镇鼎立”的历史格局，汉口武汉客运港的修建更是剥夺了象征汉口近代半殖民地历史的江汉关在天际线的统治地位。而高层建筑的无序布局和缺乏组织协调也造成了城市天际线混乱的局面，更致使“有山不见山，临水不亲水”局面发生。

　　武汉新一轮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显山露水”，城市格局中要显现“两江四山”，即长江、汉江和龟山、蛇山、洪山、九峰山，为此展开了一轮规模空前的旧城改造。而引入品牌开发商，则有助于提升整个城市的建设品位。

　　如今，楚河汉街不仅成为武昌的新商圈，更成为整个武汉市的一张城市名片。

　　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武汉市经营城市意识可谓“后知后觉”。

　　从2008年起，武汉才开始推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随后五年，政府累计投入3500亿元，推动13条快速路、20条城市主干道、6条轨道线同时兴建，最多时，整个城市同时有6000多个工地在施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被人起了一个外号叫“满城挖”。阮成发倒也不怎么忌讳这个绰号，几次对媒体说，“不大搞建设，就对不住武汉。”

　　2012年前后，随着快速路通车、二环路成型、地铁开通，房地产开始成为该市重要经济支柱，土地财政机器轰然启动。从2011年开始，武汉市仅新增住宅供应量连续三年每年超过1200万平方米，比北京还高，而武汉常住人口还不到北京一半。2012年，武汉土地出让收入突破900亿元，位居全国第二，这也为武汉市城市改造提供了强大财力支持。

　　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不仅洗刷了“中国最大县城”的恶名，而且还极大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国际知名不动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在2014年初发布的全球城市活力榜中，武汉被评为第五，其入选理由是：“借助大规模城市建设项目这一契机而崛起，成为快速城市化的城市。”

　　几乎没有人希望“摩天大楼定律”会在武汉重演：摩天大楼建成之际，即是经济衰退爆发之时。但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城市负债率急剧增加。

　　根据国家审计署2012年的审计显示，武汉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将近180%。根据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最新统计数据，2014年，武汉市需要还本付息的债务达311.76亿元，相当每天需还债约1亿元。

　　审计署的报告公布之后，国内外舆论随即又给武汉贴了一条标签：“中国负债率最高的城市”。面对这一质疑，武汉市采取不回应的态度，城市形象危机再次遭受重创。

　　武汉市政府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面对舆论质疑，一位市领导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拍着胸脯说，党中央国务院知道武汉市真实负债情况，我们绝不是负债率最高的城市。

　　2014年初，武汉市长唐良智破例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他和记者谈了三个多小时。几个月后，他在一家视频网站上，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那则新闻专题片——“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与他之前接受采访设想的完全不同，他的采访只使用了不到3分钟，而武汉则被作为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一个代表，被塑造成一个即将破产的城市反面典型。

　　英国广播公司的这部新闻专题片播出后，很多之前打算来武汉投资的外商，也临时改变主意，退了机票，取消酒店预订，决定转投其他城市。

　　此时，武汉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仍需海量资金支持。武汉市建委主任王立认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与中部中心城市的定位相比，与国内先进城市的水平相比，武汉城市建设仍然处于加速发展期。

　　屋漏偏逢连夜雨，城市形象被国内外媒体抹黑之际，武汉的房地产市场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土地市场火爆不再。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2014年上半年，武汉土地成交金额21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三分之一，其中4月份的土地成交金额竟不足1亿元，上半年招拍挂中，三分之二的地块均以底价成交。中国指数研究院预计，三季度，在政策与市场双重积压下，武汉地价、房价拉锯战的爆发不可避免。

　　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分院研究副总监李国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经历了2012、2013年的连续销售新高之后，目前的调整是政策与市场叠加的效果。武汉的城市基建与重大招商成果不断，交通配套、经济增长、就业提升有目共睹，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而这些都是楼市乃至整个武汉经济稳定发展的最根本要素。

　　李嘉诚也来武汉了

　　看好武汉前景的，不仅只有王健林，一些外资也试图在中国内地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5月20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市长唐良智等湖北省、武汉市党政一把手，齐聚武汉万达瑞华酒店，参加了湖北长江国际商会成立仪式。

　　这家商会得到了全球诸多跨国金融财团、国际著名社团和海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家的支持，亦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当天焦点人物，是出席会议的一位85岁的老人——长江实业(集团)公司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他同时担任长江国际商会名誉会长。步入会场时，李嘉诚只是拱手作揖，整个会议期间，除了道几声谢谢外，没有正式讲话。

　　2013年下半年开始，李嘉诚旗下公司多次抛售大陆地产项目，包括上海陆家嘴东方汇经中心OFC写字楼、广州西城都荟广场和停车场、南京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套现数百亿元，此后，有关李嘉诚从大陆撤资的传闻甚嚣尘上。

　　按原定计划，李嘉诚将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但是临到会议举办前一天晚上，负责会议筹备的长江国际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刘萌，收到来自李嘉诚秘书的消息称，李嘉诚临时决定取消演讲，改为请人代读。

　　2004年6月，和记黄埔与武汉市签订协议，进入武汉房地产市场。当时，李嘉诚就表示，武汉四通八达，得“中”独厚，现在到武汉发展的时机正好。

　　一年后，和记黄埔地产集团旗下的志力有限公司拍得江汉区花楼街的花楼片和京汉大道于江汉路交叉口处的老莆片；2006年2月，和记黄埔再次拍得江汉四路于东民巷交叉口地块；2007年11月2日，在与碧桂园在蔡甸经过204轮竞价后，和记黄埔最终竞得汉阳马鞍村1156亩临湖优质地块。

　　李嘉诚最近一次大笔投资武汉，是在2010年，当时杨泗港整体外迁，腾空出来一大片“工”字地块，此地紧临汉口标志性历史建筑江汉关，临近“老租界”区，相当于是武汉的外滩，也是汉口为数不多可供出售的黄金地块。最终，和记黄埔联合香港世贸集团、保利集团拿下该项目。

　　此次，李嘉诚发起创立长江国际商会，这也是首度在一家内地注册的商会担任名誉会长，则被外界解读为布局长江经济带，进一步扩大对武汉投资的信号。

　　除李嘉诚外，担任长江国际商会名誉主席的还有世界金融保险教父之称的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局主席莫里斯·格林伯格，以及美国泛亚公司董事长、知名社会活动家李方邦琴。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担任商会会长。

　　长江国际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刘萌表示，长江国际商会的定位旨在汇聚以金融为核心的国际商业资源，实施长江经济带的国家战略，构建以湖北为中心的跨区域和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和发展平台。

　　扮演好“乙方角色”

　　引进外资历来是武汉的一块软肋。

　　2009年，世界航运巨头马士基决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设立区域中心，并筛选出武汉、重庆、西安、成都4个城市作为最后的考察目标。第一轮考察下来，马士基对于武汉最为满意，主要因为其地理位置居中，物流成本最低，当地政府也表示“原则同意”马士基在武汉投资。

　　武汉市政府原本认为这笔投资十拿九稳，后来，没想到重庆突然提出减免10年营业税的优惠政策，马士基一下子调头西进。不久，成都又提出比重庆更为优惠的政策，从接到马士基方面的要求，到制作全面投资建议书，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只花了12个小时，如此高效率，最终赢得了马士基的投资。而武汉市只得为当初的“原则同意”惋惜不已。

　　对这次“错失马士基”事件，武汉当地媒体曾刊登评论称，“武汉的失败，就在于忽略了自己的乙方地位。这也警示那些招商的官员们，必须及早转变角色，在争夺的过程中，要学会放下官员的身段，更多地培养业务员精神。只有优质的服务，才能打动客户的心。”

　　争夺马士基，只是过去十年来，武汉与中西部其他省会城市争夺外商投资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漫长的竞赛中，武汉优势并不明显。截至2013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在武汉落户的有200家，虽然位居中部城市之首，但比地理位置明显处于劣势的成都少了52家。

　　最近两三年，对外招商时，特别是争取类似世界500强这样的大公司时，武汉的政府官员逐渐开始尝试扮演好“乙方角色”。

　　2012年初，上海通用汽车决定在中西部开设新工厂时，项目从洽谈之初就面临郑州、重庆、成都等多个中西部城市的激烈竞争，结果，武汉从与上海通用达成初步意向到正式开工不到半年时间，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前所未有。上汽集团董事长胡茂元对此评价，“相比过去上海通用已经建成的3个基地，武汉开工速度最快”。

　　联想项目从2012年年初到5月落地，也只用了4个月，就正式签约。

　　但并非所有公司都会受到上海通用、联想这般礼遇。据一些在汉投资的内资民营企业家介绍，相关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一家民企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他的经历：2013年，他在武汉注册企业名称遭遇了一番周折，当时公司拟定的名称中有国际两字，工商相关部门称此事涉及外事办，需要外事办批文，工商注册无法受理，一开始就碰了一鼻子灰。

　　后来，这名企业家查询相关政策文件后，并没发现此事需要外事办批准的条文，但工商管理部门仍然坚持必须要经过外事办，但外事办又表示此事与他们无关，两部门如此踢皮球，来回折腾了近一个月。这位民企老板最后实在耗不住了，只好找到相关市领导直接给工商管理部门领导打招呼，这才把公司名称给注册了。

　　今年3月，武汉市55个市直部门在官网“晒”出权力清单，四小时不到，点击量超过2万。在前述民营企业家看来，希望这份清单不只是发布，更要严格遵照执行，让企业能够更省时省力。

　　不过，政府效率的提升也绝非朝夕之功。

　　尽管武汉市启动“治庸问责”工程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共有2700多名政府公务员因“庸懒散”和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行为导致整改不力、久拖不决而遭受问责，但是在今年的一次突袭检查中，工作组仍然发现该市某街道办事处多个科室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上网看新闻或打麻将、网购；一家事业单位，上午11：20不到，办公室里就已经空无一人，全都下班了；多个联合工商所，上班时间内，十余个在编职工中仅4人在岗。

　　仍以GDP论成败？

　　无论是将一线江岸“托付”万达，还是对上海通用、联想集团的大开绿灯，种种招商努力，都是为了尽快做大武汉经济总量这块蛋糕。

　　2010年，当烟台、宁波等十多个城市工业总产值过万亿时，武汉仍在六七千亿徘徊，这让武汉市领导十分着急。

　　次年，武汉启动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把做大做强工业作为武汉“十二五”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武汉市还同步制定千亿产业、百亿企业发展计划，要求实现“十二五”时期全市工业增加值等工业主要经济指标比“十一五”末翻一番，支柱产业规模倍增。

　　武汉市还成立了市工业发展“倍增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从2013年6月起，每月对各区(开发区)工业发展“倍增计划”实施情况进行通报排名。

　　不过，工业倍增计划刚提出时，政府内曾出现过不同声音，有人认为未来随着武汉乃至整个湖北人力成本的提高，制造业难免还会进一步北上西进，向成本更低廉的地方迁移，因此武汉的未来应该重点发展金融、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产业。

　　作为推进工业倍增计划的急先锋，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多个场合解释了工业第一的整套逻辑：从城市发展规律看，必须要通过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来保持和增强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从产业结构演进看，没有工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国内部分先进城市相比，武汉主要体现在工业，要缩小差距，赶超先进城市，必须加快工业发展。

　　湖北省社科院长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武汉市确立的工业倍增计划主要围绕着大光谷、大车都、大临港、大临空板块综合规划，这四大板块将构成武汉工业倍增的四大增长极，这不是简单的工业园区，而是城市格局向外拓展。

　　2013年，工业倍增计划实施的第三年，武汉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00亿元，同比增长10%，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4，仅次于广州、深圳、成都，与成都的差距缩小至不到60亿元。

　　光电、汽车、物流，这三大产业，均为武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所看重，如何在相近的产业布局中，形成自身特色，却是摆在武汉相关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四大板块之中，目前汽车产业面临的竞争最为激烈。

　　武汉是中国第二大汽车厂商东风汽车公司的所在地，汽车产业也是武汉首个产值突破2000亿元的大产业，也是武汉市第一大支柱产业。但是在2013年，尽管武汉造车史上第一次突破了100万辆，但是，包括武汉在内的整个湖北省的汽车产量，从2012年的全国排名第五滑落到第七。

　　同处于长江经济带的重庆，2013年的汽车产量超过200万辆，是武汉的两倍。而发展汽车工业仅五六年的成都，2013年的汽车产量，就已经超过60万辆，其中仅一汽－大众成都基地一家公司的年产能就已经突破50万辆。

　　按照武汉市的规划，四大板块都布局在城市周边的新城，每一个板块都将“独立成市”。其中，“大车都”总面积约1491平方公里，涉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区、蔡甸区、汉南区全域。按照规划，五年后，也就是2019年，这里将发展成为可容纳人口138万，汽车整车产能300万辆，万亿工业产值的新城。

　　雄心勃勃的工业倍增计划，不仅挑战政府的招商引资的能力，还将挑战整个武汉地区包括环境、人口的承载压力。

　　武汉市在2010年制定的新一轮城市规划中，确定2020年市域常住人口规模为1180万人，但截至2012年底，武汉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012万，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甚至高达10万人/平方公里，超过东京、纽约等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如果大光谷、大车都、大临港、大临空板届时均“独立成市”，整个武汉市的人口可能会突破规划上限。

　　工业倍增计划，势必还将进一步扩大污染物的排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武汉市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据武汉市环保局统计，2013年武汉市全年空气污染急剧恶化，污染总天数超过全年一半，比2012年多了近四分之三。而长江武汉段的水质则常年保持在三类水质，如果进一步恶化为四类水质，将不再适合作为水源地。

　　不过，一切阻碍因素似乎都必须都得给工业倍增计划的宏大规划让路。今年4月，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考察武汉开发区时，再次要求开发区力争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4年时间翻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