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落成的市政府新厦（上）如今已是上海体育学院校园（下）的一部分。早报记者 王辰 图
 

    张晓虹，小说开篇写道，“五角场可真够玩儿的。人家把我们的镇叫做小上海，五角场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中间是一片革地，那儿的玩意儿多着呢，有卖解的，瞧西洋镜的；菜馆的对面是影戏院；电车，公共汽车绕着草地驶；到处挤满了人力车，偷空还来两辆汽车，脚踏车；到了三点钟，简直是挤不开的人了，工厂里的工人，走的，坐小车的，成群结队的来，镇末那大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出来溜圈儿，瞧热闹……”方知这段讲的是曹家渡五角场。其时，江湾五角场还是乡野景观，“曹家渡五角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纳入到上海城市区域，周边有许多工厂学校，正与小说中描写的很像。”张晓虹告诉早报记者。

    如今的五角场，全名“江湾五角场”，狭义的是指邯郸路、四平路、黄兴路、翔殷路、淞沪路五条发散型大道的交会处，而广义的范围北至殷高路，东至民京路、国京路、政立路、国和路一线，西至国定路、政立路、南北向规划道路，南至国定路、国和路，规划占地面积3.11平方公里。

    江湾与五角场的概念如何厘清？薛理勇告诉早报记者，最初的江湾是宝山县东部的一个乡，北临长江，东临黄浦江，南隔虬江与上海县接壤，乡政府就在今天轨交3号线经过的江湾镇，如今属于虹口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上海特别市，制订了“大上海计划”，将新的市中心规划在江湾镇东北部，即今天的上海体育学院、长海医院、同济中学一带，令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区域中心偏移至东北部。进入新世纪后，“江湾-五角场”被规划为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这一概念包括南部的五角场商圈、中部的创智天地和北部的新江湾城三个地块，江湾五角场所指涉的区域再次扩大。

    江湾五角场如今的功能分区清晰，南部的五角场商圈是上海十大商业中心，万达、百联又一城、巴黎春天等商业百货作为紧临下沉式广场的地标建筑存在；围绕商圈的是五角场科教区域，复旦、同济、财大等高校分布左右。中部的创智天地则分布着不少跨国企业与科技公司，而北部的新江湾城是目前开发的重点，复旦新江湾校区、江湾湿地公园与高端住宅商区将共同打造绿色商务社区。五角场地区的东部则是目前城市改造的重点，大批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老式工人新村分布在此，俗称“中原地区”。由于年久失修，这批住房如今破败不堪，成为工人阶层与外来劳务者聚集的地方，而他们也构成了五角场地区最主流的人群面貌。

    旧上海

    五角场最神秘的历史莫过于民国时期的“大上海计划”。大多数五角场人对这段历史语焉不详、甚至至今讳莫如深，他们传说宋美龄曾经在如今长海医院的飞机楼里跳舞；同济中学里旧上海图书馆下面有一条地道通往体育学院里的市政府大楼，“不然不会到今天还没有地铁通过那里”。

    这段历史多少给了五角场人一些谈资，赋予他们认同感和自豪感——五角场并非外来人口和底层人民集中的地方，它一度要成为新上海的市中心。不过即使这样想，或许仍然低估了五角场曾经的历史地位。

    早在清末，地方自治的构想在上海就已露端倪，1900年，上海革职在籍的地方士绅李钟珏就开始研究如何“仿行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以图自强，此后不断有地方士绅与社团推动上海的城市自治运动。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鉴于当时上海已是中国最大最主要的城，原来初步形成的地方自治政府难以应对，同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成立。薛理勇说，“原来的市是市场、集市的概念，市比县小，而特别市是中央直辖市，是City的概念，意味着上海脱离江苏省，地位上与江苏是同一级别。”原先的上海县面积太小，于是将原宝山县的大场、杨行二乡，松江与青浦县的七宝乡的部分等划入特别市，上海特别市的面积达到527.5平方公里。“江湾正是当时从宝山划入上海市的一片区域。”1930年7月1日，上海特别市改称“上海市”。

    尽管新的市政府成立了，然而市政府的权威没有树立。当时的上海面临“三界四方”的局面，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横亘于城市中部，华界的南市和闸北分处两头，新成立的政府及其各部门只能分散在华界各个角落办公：市政府在丰林桥（枫林桥），工务局、卫生局在毛家弄（毛家路），土地局在凝和路，社会局在小南门外。当局早有“建立市政府，集各局于一地，以增进行政效率”的想法，故而“大上海计划”应运而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规模性的城市规划，面积达到7000多亩，涉及道路、铁路、港口、市政、公共设施等众多方面。”薛理勇说，“这个计划曾经的评价不高，但现在看来，客观上讲是比较成功的规划。”

   “大上海计划”主持者是留美归国的建筑师董大酉。这个计划如何制订，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首先是选址，“一方面，当时的建筑思潮受到了西方所谓Great City大市规划的影响，追求气势恢宏的城市景观设计，因此规模之大是当时追求的。另一方面，上海特别市在当时的性质是陪都，是国民政府开展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所以规划也要体现权威和气势。”如此大的空间要求当时在上海市中心根本无处可寻，“市中心一共40多平方公里，租界就占了32平方公里，只能把目光投向当时拥有大片土地的江湾。”薛理勇说。

    其次是建筑风格。怎样的建筑风格才能体现市政府的权威，又美观实用呢？“一味追求西方式样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用中国传统建筑仿造皇宫，老百姓会觉得想到称帝和复辟。”国民政府几经讨论，决定用中国古典建筑式样建造政府大楼，但在颜色上稍做更改。“他们把传统宫殿的黄色琉璃瓦改成青瓦，墙体似白色，柱子红色，代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个设计后来得到认可了。”在如今上海体育学院里，穿过操场便能见到这栋民国风的市政府大楼，仍然气势巍峨、保存完好。

    而位于市政府大厦两侧的博物馆、图书馆则采用了中国建筑中的钟楼和鼓楼样式。位于长海医院里的影像楼原先是市政府博物馆，走进医院，红绿白色调的中国传统建筑依旧色彩夺目，别具韵味，顶部天光自然泻下，二层走廊里则用到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中的镜子元素，将建筑空间扩大了一倍。同济中学里则尚保存着市政府图书馆，只是这栋建筑缺乏修缮保护，如今杂草丛生，成为一个封闭的停车场。

    事实上，这一设计理念也符合当时的建筑潮流。薛理勇介绍，“20世纪初开始，在华西方基督教会为了摆脱母国总部的干涉，提出基督教中华化的口号，也就是‘本色运动’，在建筑上的体现就是宗教建筑中国化，最典型的就是多伦路上的鸿德堂，斗拱飞檐。”而国民政府的建筑风格也进一步影响了上海后来的建筑，比如很多房子都出现了中国式飞檐。不过薛理勇认为，这些建筑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并不成功，“它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建筑意义。”

    半途而废的“大上海计划”

   “大上海计划”从1929年开始实施，然而仅仅几年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便令计划暂停了，战后重拾计划，然而规划过于宏大的资金短板已经显现，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大上海计划”只能半途而废。

   “一·二八战争中，上海吃尽日本飞机轰炸的苦头，认识到航空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以上海为中心发起了‘爱国捐机’运动，有钱人纷纷出钱捐飞机。1933年，上海还成立了中国航空协会。”于是在原本规划博物馆的用地中，国民政府划出10亩地用于建造中国航空协会大楼，这就是著名的“飞机楼”。从地面上看，这些楼毫无特别之处，而从长海医院楼层高的病房俯瞰下去，一架双翼飞机形状的大楼停靠在绿树丛中。这座大楼由董大酉设计，机头部分是一个可容千人的礼堂，二层屋顶是一个平台，周围是中国八卦图案的石围栏，并塑有一飞机模型，如今这里是第二军医大学的校史馆。尽管飞机楼曾在上海沦陷后一度被日军用作军火库，但飞机楼的建设寄托了国人最热血的希望。

    尽管饱受战争沧桑，但“大上海计划”依然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江湾体育场原为上海体育场，董大酉设计；长海医院原为上海市立医院；如今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是国立音专。

    除了建筑，“大上海计划”留给后人最深远的影响是道路命名系统。按照计划，整个市中心区域要造成一个纵横交叉、紧密而整齐的交通网，由干道和次要道路组成，干道呈辐射状，由市中心区域向周围伸展，联系吴淞港、虬江码头、火车总站和上海其他各地区，次要道路则采用棋盘式或蛛网式，这些道路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9个字为路名首字母。其中凡与淞沪路、黄兴路平行的，均用“民”和“国”字为路名第一字，如：民庆路、民约路、民彝路、民壮路、民府路、国和路、国京路、国济路等；凡与翔殷路平行的，用“政”和“府”取路名第一字，如：政纪路、政法路、政本路、政熙路等。此外，按孙中山先生思想中的“三民五权”、“世界大同”进行政治区、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分区。分区道路分别命名为三民路（解放后更名为三门路）、五权路（解放后更名五星路，因与吴兴路谐音又更名为民星路）、世界路、大同路（未辟筑）。

   “大上海计划”被迫暂停后，日军进驻上海，汪伪政府侵占原上海市政府办公楼等建筑，对五角场进行了进一步改造。江湾地区北部被辟为军事用地，建成占地7000亩的飞机场一座。张晓虹介绍，“日军还在五角场东南角兴建了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办公楼，在今四平路、黄兴路一带修建大量军营和约150幢小洋房，并在军营与民房之间建筑协进路、协睦路、协成路和新市街、旭街、庆宁街、平昌街、明和街等十余条道路。”“日本人有可能还建了城市地下排水系统。”薛理勇说，1970年代“文革”期间组织挖防空洞时，他们在昌平街一带发现了一人高的地下通道，“应该就是排水系统的高度”。

    而“大上海计划”兴建市政府大厦时由信谊信托社筹建的36幢独立式花园住宅，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三十六宅”则被日军炸毁了六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与日伪政府进入南部的租界区。在日人聚居的区域及淞沪路附近开始有中国人搭建简屋、开设小商店，逐渐形成了城郊棚户区景观。

    薛理勇认为，“大上海计划”的失败，既有战争的原因，也与计划本身过于宏大、有些不切实际有关。然而国人在民族情绪的鼓舞下做出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令人动容。“从历史上看，五角场原本有可能形成一个新上海，但是由于战争等原因，没有实现。加上这里离市区比较远，相对落后，造成了一度混乱粗犷的局面。而上世纪90年代末，是整个五角场发展的转折点，随着政府的规划，通过新江湾城的建设提升五角场的品味，带动建设，五角场仍然有可能呈现一个新上海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