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右为北京饭店)
 

前门大街

    盖茅草房的梁思成
    以下这段逸闻是笔者偶然在翻阅《西南联大纪实》时读到的：
    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师生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昆明，创建了西南联合大学，由梅贻琦任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夫妇设计西南联大的校园，二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第一套设计方案跃然纸上。但是这个方案很快被否决，原因很简单：经费短缺。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梁思成夫妇二人又把设计方案更改了多次：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他们交出最后一套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师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以茅草覆顶，土坯墙改为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
    闻听此言，梁思成忍无可忍，冲入校长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他的办公桌上，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梅贻琦望着眼前这位激动的学者，呆呆地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面对此景，梁思成喃喃自语道：“茅草房？这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听了梁思成的话，梅贻琦叹了口气，声音颤抖地对梁思成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意，行吗？”梅贻琦的声音不大，却有些颤，梁思成听着，心又一次软了。那天，他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
    深爱北京城的梁思成
    人们经常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保护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所做出的努力。而这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来说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林徽因的弟弟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一次与日机格斗中为国捐躯。身处国恨家仇之中的梁思成仍然以“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一个立足于人类而拥抱文化的‘世界主义者’”作出了这一令侵略者汗颜的举动，致信美国军方，希望他们能够为全人类留下这两座古城。日本古建筑学者福山敏男先生这样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向与梁思成交好的沈从文曾在1948年写过一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假借“苏格拉底”之口诉说自己对北平未来发展的设想。“苏格拉底”认为，像北平这样一座历史古都，最好由一位“治哲学、懂美术、爱音乐之全能市长”治理，而古建筑专家、联合国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之一梁思成如若能够出任副市长，则“实为中国一大光荣事”。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曾有解放军代表来到思成先生的住处，请他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北平著名古建筑的位置，并请他用最短的时间编写一份全国文物建筑的简目。那位解放军代表临走前对梁思成说的话对他的震动很大：“请您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而这，正是他对共产党最初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被聘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此时的他很想“尽其绵力，为建设北平而服务”。1950年，梁思成急切地将对北京城未来的完美构想写成《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一文。
    在梁思成心中，北京城是他的珍宝：“北京城的‘历史文物建筑’无疑比中国乃至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多。它的整体的城市格式和散布在全城的大量的文物建筑群就是北京的历史艺术价值的体现。它们是构成北京城市格式整体的一部分。他完整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大陈列馆。”思成先生晚年的伴侣林洙曾经回忆起听梁公讲授“元、明、清的首都——北京”这一课：
    “他富有感情且略带诗意地介绍北京四周雄壮的城墙”，“似乎是在向我们展示世界上最美最珍贵的宝物”；他又强调北京城市的格式——中轴线的特征，说这是“全世界最大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的土地使用及交通系统的规划上，也是任何一个中世纪的城市所没有的。
    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地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
    梁思成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向周总理谈起北京的城墙，在他的语言中，这座古老的城墙无疑是具有永恒的生命的。
    “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谢泳先生在《梁思成百年祭》中说：“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论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沉痛地说，彭真曾在天安门上告诉他：“中央一位领导人曾经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很不以为然。”梁思成曾想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更有效的集中领导”，汲取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百余年来的发展经验，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问题，希望把北京建设成像华盛顿那样“风景优美、高度绿化、不发展大规模工业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而这些想法实在就是一介书生的肺腑之言，“没有想到反对谁”。
    当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县一座辽代古庙被拆毁后，思成先生不禁发出了一句近乎禅语的感叹：“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
    50年代借口反对浪费国家资材而开展的对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讨论的延续。梁思成并不赞同简单地将古代宫殿式的屋顶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筑头上，这并不符合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在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认为这类建筑“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
    和当时的许多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并非讨论的内涵，甚至根本不是讨论的内容。需要的是取代，是从根底上动摇所有领域中权威者的文化信念。最便利是办法，莫过于以不可反驳的气势压倒被批判者，将人的文化思维引到一种既定的政治目标上来。李辉先生在《梁思成：永远的困惑》一书曾经摘引了1955年《文艺报》一篇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批判文章：
    “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
    几十年前，任公为爱子选定远离政治的建筑为业。与任公初衷相悖，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硬是将身有残疾的书生梁思成深深地卷入旋涡。
    梁思成自认为“对党的教育方针存在不同看法”，而这在50年代的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院系调整时把综合性的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我觉得可惜，这是和我的‘通才’教育思想相抵触的。”“现在群众批判我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杂家’，把青年引入歧途。但是从建筑人材的培养看，我仍认为建筑师需要有丰富的外围科学知识。”
    1955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着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着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着“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同时，北京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而梁思成却沉默了。
    1957年3月2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
    在“一切以人民的名义”的名义下，梁思成沉默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已被剥夺看《参考消息》资格的梁思成夫妇听朋友说《参考消息》上刊登了著名翻译家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叛逃”美国的消息，梁思成睁大眼睛说：“这消息可靠吗？”妻子随口问了一句：“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国外去吗？”
    “离开中国？不！1947年我离开美国回国前夕，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对我说：‘共产党要来了，你回去干什么？’……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坚决回来了。多年来我感到幸福的是国家需要我，因此我心甘情愿为祖国奉献一切。……我所唯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没想到因此反而成为社会主义的罪人。”“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国外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