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马路塌陷，暴雨被淹，坠井身亡，种种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城市屡屡发生的“走路死”，让人走在街上，也不得不提心吊胆起来。城市在发展，发展也带来各种风险，风险来自哪里？又该如何规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又该如何实现？ 刘采萍 (本报评论员) 张天潘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李妍 (《重庆时报》评论员) 在城市里，我们“生得计划，死得随机”？ 刘采萍：下一场暴雨，花季女孩就丢了性命；孩子在绿化带里玩，刚一错眼，就再也回不了家；城市施工，暴雨竟然让马路塌下一个直径10米的大坑，吞噬五个生命……看了这些新闻，我对城市真有点害怕了。 张天潘：最近，地陷新闻频频见诸报端：3月31日，河南省许昌县苏桥镇武庄村突发地陷，一处民宅瞬间没入“天坑”中；3月26日，深圳福田区景洲大厦小区大门处地陷，一名小区保安坠入坑中不幸身亡；1月28日，广州市一临街商铺因地铁施工突发大面积地陷，“吃掉”6间商铺；1月2日，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附近一在建地铁工程发生塌方，3人被困，其中2人死亡……城市化过程，只在意看得见的高楼大厦，但看不见地下一个一个吞噬生命的盲区，这注定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 李妍：2012年以前，各种马路塌陷的新闻让人们忧心是不是“末日预言”要实现，然而2012过去了，城市地陷的新闻不仅没断，反而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看来这不是天灾，而是城市病下的人祸。 刘采萍：最让我不安的是，这些吃人的“坑”，好多都是公共设施，是原来我们以为绝对安全的东西。 李妍：在看到这些新闻之前，很多人可能从来不知道地也可以自己塌陷，窨井也可以吃人，现在人们走在路上多多少少也都有点提心吊胆，担心“走路死”。随便一场大雨、暴雪、狂风这样的坏天气，都可以诱发悲剧。城市越来越脆弱，并且这种脆弱，最后可能“杀人”。 刘采萍：网友把这总结为 我们现在“生得计划，死得随机”。不过，单纯指责城市变得不安全了，可能也不科学。毕竟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密集，功能也越来越复杂，风险随之增加也是肯定的。就像汽车、手机这些产品，随着功能的复杂化，不是也给我们带来更大风险吗？所以李妍所说的这种提心吊胆，也许是现代城市中不可避免的“安全焦虑”吧。 城市在生长，城市人却在盲人摸象？ 李妍：城市需要发展，发展会带来风险，但知道有风险，就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补齐漏洞，才可能将风险控制到最小。 比如说屡次发生的地陷，已被多次证明，与地质上的天灾无关，而多是人祸。城市里的地陷，多由地下水超采、不合理开矿或工程建设等人为因素导致。而深埋地下的供水管网因腐蚀老化、荷载震动等原因发生泄漏，冲刷土壤，导致区域土体失稳，都有可能造成地陷悲剧。但因为平时掩埋在地下，这些问题根本无法察觉。 张天潘：总以个案为借口忽略危险是不行的。再以长沙女生掉入下水道为例：井盖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城市暴雨中潜在的“生命杀手”，自然，井盖被偷不是市政部门的问题，但井盖一再被盗，并因此发生事故，为什么不能从技术上想想办法呢？我看到有城市试验在井口增设网兜，防止坠落，也不失为一种应急的办法。 刘采萍：还有，好几个城市地铁施工发生事故，让我想起个问题：住在地上的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楼底下、脚底下，究竟是怎样的世界？我们走在路上，可能根本不知道地下进行着怎样的工程，那么就无从防范风险。石家庄现在也在修地铁，平时看新闻，往往只看到工程进展、成就，未来给城市带来的好处等等。但是，更多和当下生活有关的信息，特别是风险信息，好像对市民讲得很少。 李妍：现在的问题是，别说普通市民不能深入了解，恐怕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也未必透彻地了解地下的全局情况…… 刘采萍：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现在老提“数字城市”，最应该准确数字化的，也包括我们城市公共设施的所有信息啊。这些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可能就在暴雨、暴雪、飓风这样的时刻，决定了很多人的安全。但问题是，现在谁掌握和拥有这些信息，又如何与公众分享？ 李妍：举个例子，比如每个城市的地下，都有水电、煤燃气、石油以及通讯等不同的管网走廊，形成错综复杂的地下网路；但是不同的管网却常常各自为阵，不清楚别人的管线走向究竟怎样，于是导致道路被反复开挖、填埋、再开挖的恶性循环。事实证明，这些被反复填挖的地方，是城市地陷安全隐患最大的地方。 张天潘：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市政规划的问题，总是跟不上城市发展。于是，反反复复地掘地三尺。在中国城市建设中，存在一个最普遍问题 急功近利，过分追求一种外在的形象效果，而忽视整体性的规划和对于远见的追求。我们见惯了道路建了又挖、挖了又填，几乎每个城市都在重复再重复这种热火朝天的“建设”。更深层次的失误，还包括“没有远见的规划”：暴雨一来，就洪涝、淹城、地陷；车辆一多，就堵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这些尴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远见，很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问题却一再以不同面貌浮现的困境。 短视的建设不仅浪费资源，还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和环境。因此，城市发展战略必须要富有远见，要在时间上“看得远”和质量上“看得见”：五十年、一百年后会怎么样？遇到极端情况，能不能扛得住？没有这种预见力和责任心，就很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带来危险的后果。 李妍：这些年，城市为什么多次出现地陷，一方面当然与城市地下建设缺乏科学统筹的设计、规划和布局有关，另一方面需要提到的，也有工程质量问题。地下工程偷工减料、图省事，回填土不实，只是简单对降水井进行加盖处理，不进行填埋，都是造成路面塌陷的重要原因。地上建筑尚有“面子工程”，深埋地下、一般人根本看不见的市政工程，质量问题恐怕也有不少隐患。现在很多工程中，监理与施工名为分开，实为一伙，能把好工程质量关吗？城市屡次发生“走路死”，应该向这些人问责。 城市和人之间，选择怎样的“关系学”？ 刘采萍：追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新闻让我有种感觉，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知之甚少，也难以把握或者影响周围生活环境。完全是一种被动的关系，人会有一种无力感。城市和人究竟应该有种怎样的关系？ 张天潘：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韩寒曾做了个“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的演讲，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大都市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这应该是城市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李妍：城市的文明与文化，应该让城市与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那么，什么样的城市是文明的呢？文明的城市不一定是一个在经济上最富裕的地方，但它一定是一个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给人安全与尊严的地方。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对安全的需求，仅次于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一个城市只有满足了人的安全诉求，才可能让市民有归属意识，这是人与城市之间，能够互相信任的基础。而“走路死”频发的现状，让市民走个路都步步惊心，担心到处是陷阱，这又怎么可能让人活得有安全感和尊严感呢？ 刘采萍：有一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对所在城市变化的“能动性”或者说“参与性”太少了。都说城市要“科学规划”，可是，这么多市民的意见，进入“规划”了吗？如果没有进入，那这规划是谁做的，他又如何保证其“科学”？ 李妍：城市要发展，发展讲速度，而让大多数市民参与进来，恰恰是最没有速度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与市民相关的建设，总是把市民意见撇在一边的根本原因。城市建设者大包大揽，不仅没有意见参与者，更没有监督者，事故发生后，也没有担责任的人。 刘采萍：只能见到建设者和管理者，问题是，这建设者和管理者来来往往，并不总对城市和生活负责…… 张天潘：所以，在1980年的国际城市设计会议上，写过《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简·雅各布斯指出：大规模规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群众总是成为牺牲品。虽然她研究的对象是美国大城市，但是，放到现在的中国，也有一定的警示性。 李妍：这种缺少参与和监督的大包大揽，已经决定了城市发展会不断地制造麻烦，甚至拿生命去“试错”。可是，每天走在路上的市民，最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一定会关心这座城市的地下管网、地下工程建设的规划与质量。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一座城市的市民，拥有自己城市的决定权呢？ 张天潘：于是，城市与市民就开始割裂了。现在有太多的城市，动辄追求“国际大都市” 几年前的数据就显示，中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这些城市的追求，哪一个是市民自己的追求？ 很明显，这样宏大叙事的目标，在如今很多人看来，早已失去了吸引力。试想，有谁会在高企的房价与高昂的生活成本面前，仅仅因为自己所属的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就充满自豪？这样的豪言壮志，仅仅属于少数人的权力美学盛宴，与普通大众早已渐行渐远。 城市别放弃“诗意栖居”的人文关怀 刘采萍：一位搞城市规划的学者说：城市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对城市面貌的影响上，各级政府官员的作用实际上远大于大学教授或规划师的作用。这是个现实。那么，规划专家和政府官员，就是我们城市最主要的设计者，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有哪些追求呢？ 李妍：不管是对GDP的追求，还是对大都市形象的追求，其实都是一种单向度的硬件追求。硬件上去了，软件没上去，城市建得漂亮却连起码的安全感都保障不了，何谈城市精神？梅贻琦先生论“大学”时有一句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转换到评判城市上，或许也可以说：城市者，非谓有高楼之谓也，有城市文明之谓也。我想，一个真正拥有城市文明和城市精神的地方，人与城市一定是和谐相处的。 刘采萍：其实，中国传统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建设，仍有可以汲取的养料。《周易》里有一段和公共设施有关的内容：“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在过去，是和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设施，相当于我们的自来水系统吧。村中的房子，拆了盖，盖了拆，水井不会改；人们在同一口井里打水，并不因此少，也不因此多，打水的人来来往往，井然有序。现在我们形容有序，常用“井井有条”，即出于此。可见，对公共设施最重要的要求是“有序”，不要随意更改。同时，每个使用公共设施的人，都有维护其安全和秩序的责任。那种拿城市建设当作业本，今天涂明天改，换个领导换种思路，或者个人喜好至上的做法，显然都与“有序”与“慎改”的理念相悖，也很容易扰乱公共生活。 张天潘：我很喜欢的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他在《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中试图告诉我们，文化在创建和利用城市空间方面曾经起过重要的影响，但现在的城市理念却在造成文化的缺失和人们心灵的麻木。人类只有重新回归身体，回归感觉，才能真正恢复被现代城市文明所排挤掉的人的身体和文化。而这里的恢复身体和文化，就是指实现城市与人之间那种亲密舒适的关系。 李妍：有一种说法：“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现在有那么多让人痛心的案例，我想，“地陷”工程的问题，恐怕也体现着城市的良心。“良心”看不见摸不着，但紧要关头却决定许多人的生死。所以，这么多黑色新闻所反映出的地下公共设施安全问题，最应该成为一个有良心的城市管理者的注目之处。不能因为这些地方并不那么光鲜亮丽，就弃而不管；相反，越是对这些地方给予关注和建设，越可以反映一座城市的文明，也越能够给一座城市的人民带来安全感。 张天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何做到？我突然想到，城市其实就像一个人一样，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说，城市就像人体一样在运作，街道就是大大小小的动脉和血管，每一条都有自己特殊的功用，而定期的修葺能使它们充满活力。中国这么多城市，不管是新还是老，为何都像衰老的人呢？经不起一场暴雨、暴雪或大风。我们向城市索取得很多，我们都希望在城市得到安全感，但却忘了要好好呵护它。城市应该不断得到修葺与完善，获得持久的活力，不能只是折腾它，或者短视地做些表面文章……“宜居”是一个城市最高贵的品质。人类对于城市一直有美好的梦想：诗意地栖居，能够在城市感受着生活的美好。有阳光、有凉风，有纵横交错的老街可以感受风土人情，担心少一点、焦虑少一点，更不用担心飞来横祸，有必要的安定感与归属感 这才是美好的，不会让人产生逃离感的城市。 刘采萍：今天的谈论，让我想起小说《800万种死法》。小说以纽约为背景，纽约市有800万人口，作者认为，在这个人人都感到孤独的城市，每个人都可能有一种可悲的死法，所以有“800万种死法”。我真希望城市的未来，不要如此悲凉。还是那句话：城市，就应该让生活更美好一点，为了这个，城市的管理者首先要学会倾听每一个人的心声 无论这声音，多么微弱。 漫画/勾犇 (责任编辑：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