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真正地位是“古都卫士”，他的塑像进入了清华园名人堂。三十年过去了，历史终于是公正的。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古都的大批建筑为什么就此不保，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仔细总结。中国历史上许多想不明白的问题，大都是因为大家把中国孤立了起来，没有把它放回到世界背景下去分析。费慰梅（Wilma Fairbank）写了一本《梁思成和林徽因》（Liangand  Lin），翻译成大陆中文版的时候，书名改为《中国建筑之魂：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很是对头。如今关于梁思成的文章很多，梁家的美国友人，最直接地点明了实质。 
    在所有关于梁思成的论述中，费慰梅的传记最清楚表明：梁思成的“古建筑保护”的计划，是被五十年代“全盘苏化”的社会运动冲走的，或者说是被苏联专家扼杀的。费慰梅的丈夫是费正清，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做了六十年的朋友。他们两家三十年代在清华结识，四十年代密切交往。此后的三十年，中美交恶，两家分居在清华和哈佛，直到最后几年才恢复交往。费氏在美国是“亲华派”，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追查，而梁思成也因家庭出身、学业背景和后来积极改造学习苏联的缘故，戴足了“封、资、修”的帽子。整整一个时代，费氏夫妇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理解是最深刻的。费慰梅认为：梁思成古都保存计划的失败，完全是苏联专家排挤的结果：“1950年至1960年间，大批涌入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为中心。而且，×××前的广场必须扩建以备公众集会和游行。他们设想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红场的翻版。” 
    据“营造学社”的罗哲文说，1948年解放军攻城之前，张奚若代表中共高层潜入北平，请教梁思成如何保护北京的古迹，夫妇俩很是兴奋，并决定不南下台湾，参加古都北平的修复建设。费慰梅则了解到，梁思成当时建议的方案是：北京为政治、文化中心，不作工业和经济中心；限制北京的工业，减少交通、人口和住房建设；保存紫禁城和城墙城楼；老城新建筑不超过三层；在西郊按平行的中轴线建造新的行政中心。在不少回忆录中都提到中共中央曾经讨论过梁氏方案，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的介入，梁思成北京古建筑保护计划，或许能够实现——那就是一个不同现在的北京城了。 
    苏联专家竭力主张在北京建设一个比莫斯科红场更加雄伟的广场。我们知道，斯大林对延用狭小的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一直耿耿于怀，他把红场入口处的几个小教堂都拆了，还是不能显出苏维埃政权的宏大广阔。1931年，斯大林把位于莫斯科河对岸的“救主大教堂”炸掉，预备造一座415米高的“全俄苏维埃宫”，超过美国的最高建筑——407米高的“帝国大厦”。“救主大教堂”是俄罗斯最壮丽的教堂，为纪念1812年反法战争胜利而建，曾经是全俄的精神支柱。斯大林毫不痛惜地炸掉，是要腾出空间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三四十年代的莫斯科建筑，以赶超美国纽约、芝加哥的高层建筑为目标，被“冷战”思维所逼迫。 
    “二战”爆发后，莫斯科的“苏维埃广场”流产了。但是，苏联专家们却在五十年代把这种“赶英超美”的广场理念带到中国。“老大哥”在政治和业务上的无上权威，压住了梁思成的本土方案。保护古都的计划成了“全盘苏化”的牺牲品，中国也走上了“好大喜功”之路。 
    梁思成和林徽因受的是“中体西用”的教育。费慰梅说，当年梁和林求学的宾州大学建筑学系，位于费城，受法国影响，是美国“布杂艺术”（Beaux－arts）的中心，梁思成在这里接受了“古典主义”。同时，费氏反复强调，梁思成是“民族主义”者，主张保存本民族的建筑艺术。梁思成属于把“古今中外”融合起来的一代学人。那是经过近百年的磨练，终于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生成的一种比较宽容理性的文化理想，可惜在五十年代东西方“冷战”对峙中消失了。梁思成是建筑学界的代表，其实，他的“古建筑保护”计划受“好大喜功”的苏联思潮冲击，其情形并不比其他学科更严重，只是后果明显，容易谈论而已。 
    1998年在哈佛逗留的时候，听了很多费氏故事，知道费慰梅临终前为了却她与费正清的中国缘，孤身一人写作怀念亡友梁思成夫妇的著作。如今捧读此书，果然让人感到了历史的苍凉和悲哀。（李天纲）
    费正清毕生都在从他的哈佛大学的基地出发向西方介绍中国，他常常被说成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①。 
    1932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他来自南达科他，我则来自麻塞诸萨州的剑桥，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我当时的特殊爱好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 
    我们在北京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住了下来，找了中文老师，就开始学习语言。在课余时间我们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它们都是著名胜地，但是对我们更有吸引力的是高耸的墙和门楼，这些也环绕着当时的北京。墙内，那无穷无尽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上演着。尽管我们在考察中充满了喜悦，但不过是那些迷人景象的看客。 
    大约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这又引起她讲述了她自己在伦敦一年中学生生活中的一些故事。 
    当我们分别的时候，她问我们住在哪里。当知道他们的房子离我们不远，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根下，我们同她一样感到惊奇。他们很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使我们喜不自胜。 
    打这儿开始，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很快就知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西方建筑学的思成，已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这使他在以后的年代里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 
    思成和徽都是出身名门，他们的父亲都是名人。通过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许多领域都向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仅仅是消极的看客。而当第二年正清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教师时，我们感到真正是它的一部分了。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四人多年来保持亲密友谊将十分明显。我们比他们多活些年原本不足为奇。他们的生命通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民族主义革命，日本侵略，残酷的内战以及严厉的管制，都耗费在追求他们的理想目标上，最后被他们自己的严重疾病所压倒。这本书的写作，不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和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的命运，而且也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及支持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梁思成先生1901年4月出生于日本，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著名学者、清华国学院导师。梁思成出生时，正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他的出生给这个动荡不安的家庭带来了欣慰。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
　　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家回国，先住天津，后搬至北京。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开始了8年的清华求学生涯。
　　清华求学期间，梁思成才华出众，爱好广泛，对音乐、美术、体育都有浓厚兴趣。在全校运动会上，梁思成撑杆跳高曾获第一名。他的器械运动技能精湛，马约翰先生晚年还记得梁思成当年体育是好样的。梁思成在音乐方面有很好修养，他与黄自等人组织合唱团，学校成立管弦乐队后，他是第一小号手并任队长。他的美术尤其出色，深得美术老师称赞。曾被美术老师指定和闻一多、杨廷宝等人组织一个“研究艺术及与人生关系”的艺术团体“缪斯”，活跃了学校文化艺术氛围。
　　梁思成不但多才多艺，还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等社团的中坚分子。一次，梁思成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一名参议员当众道歉，在军乐队护送下凯旋回校。由于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被同学誉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1923年梁思成于清华毕业，1924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开始了作为建筑家的光辉生涯。
　　梁思成出生之时正是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之际，在学校和家庭里都受到深切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外求学时，他看到外国博物馆收藏着不少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我国文物珍宝，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古代建筑文物都有妥善保护并有专门机构进行长期而系统的研究，而仅有的几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的，深感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写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及他们的同仁，以简陋的交通工具，奔波于穷乡僻壤与山峦沟壑中，从事艰辛的古建筑踏勘与测绘调查，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他坚持调查研究，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用现代的建筑表现方法，记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成为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克服生活和身体上的种种困难，历经数年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著作，迄今此书仍以其先例精当、引文浩博、文字精炼而独树一帜。同时他还用英文撰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等。李约瑟曾称赞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历史学家的翘楚。
　　抗战期间，美国曾有多所大学和博物馆邀请梁思成去讲学并给林徽因治病，但他回信：“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它，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正是抱着一腔爱国之情，梁思成、林徽因等历经磨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将深沉的爱与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
　　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先后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培养、发掘和团结了一大批人才，他经常说“君子爱人以德”，并以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普遍爱戴。
　　梁思成认为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综合体，他对文化的理解并非狭义的限于某些学科，而是涉及到更广更深的领域。他主张建筑师必须有广泛深厚的文化修养，建筑师的认识领域要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是建筑师应当是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他强调教育要“理工与人文结合”，认为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文教育缺乏，形成“半个人的世界”，只懂得工程而缺少人文修养的人只能算半个人，他反对“半个人的世界”。在建筑系课程设置上，他有意识地加强专业课程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认为学术修养要博精结合，“‘专’不等于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牛角尖’里”。“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为了很好地深入理解某一门学科，就有必要对和它有关的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否则想对本学科真正地深入是不可能的。”
　　梁思成先生将自己一生的心血投入教育事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结出了丰硕成果，清华建筑系人才辈出就是对先生最好的汇报。
　　解放初期，人们出于对建设新城市的热忱，视老北京的城墙、城门和牌楼为阻碍交通、封建腐朽的废物，毫不怜惜地将其拆除。帝王庙前的两座景德街牌楼，因发生过几次交通事故，被列入首拆范围。著名古建专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向周恩来总理进言说，北京的古牌楼属帝王庙这两座形式最好，雕刻最精，晴天时衬托着阜成门，可以望见西山，落日余霞时景观尤为优美。周总理答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954年1月8日，这两座明代牌楼还是被拆除了。梁思成难过至极，伤心落泪了好几天(见梁思成夫人林洙所著《建筑师梁思成》)。 
　　梁思成有句名言：“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说过，“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五十年弹指而过，时代在进步，观念在更新，人们终于明白古建筑是历史的载体，是文化的宿主，是城市的精华。为了搬迁159中学，修复帝王庙，北京市和西城区政府共投巨资3亿多元，自2000年起，费时5年之久，终于使这座有着470余年历史、全国仅存的历代帝王庙恢复了原貌。2004年4月8日，帝王庙举行竣工典礼，4月11日，迎来了孙中山孙女孙穗芳等首批海外游客1200人，共同拜谒了炎黄先祖。4月28日，肃穆堂皇的帝王庙正式对社会开放。
    梁思成如果活着，他是一百岁了。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
    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长彭真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1957年梁思成在沈阳和一些教授的谈话，这是关于梁思成罪状的一个通报。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阳的，正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沈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梁思成鼓励他们，还讲了他和彭真争论的情况。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梁思成还对记者说：“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彭真的话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说成是暴君，也许是梁思成太固执，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刺激了他。彭真的故乡在山西侯马，那是梁思成最向往的地方。当年，为了普查中国古代建筑， 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几乎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神情，还有他们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惊喜。梁思成不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惊喜来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来自山西，这是偶然还是宿命？ 
    1957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真的梁思成也以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来了，他想在这个“春天里”出一口气，因为憋得太久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梁思成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那样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还有几篇，但我们从那里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也许不乏真诚，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诚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那时，知识分子为了过关，说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话。 梁思成本来不是那样容易自毁的人，但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书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1955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 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着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着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 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着”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 
    这是向着梁思成而来的，随后就开始批判他的建筑思想，同时，北京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对这个城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着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秀才遇到兵，梁思成离山西很近，而山西离梁思成很远，很远……  
    1952年梁思成妥协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还是这个梁思成，他却要说话了。他在沈阳说了那样的话，他在北京还要说。1957年3 月2 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关于双塔庆寿寺拆毁问题。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工程中，对庆寿寺的拆毁不够慎重，当时有争论，有关方面没有很好考虑就拆掉了。我想应该保留半年到一年，等群众都说不好时再拆不迟。”关于拆毁东直门城楼问题。 
    梁思成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唯一的楠木建筑物。1934 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利用它为城市服务。”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 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听起来都很在理，但不能细想。 
    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们就说那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黄包车的工人座谈，让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说保留古建筑要花钱，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大财力，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再说，为飞机场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飞机呢？说决策的人短视，没有文化，好像也不合情理，梁思成这样周游过世界的建筑学家，都嫌西长安街过于宽，而刚进城市的干部就会想到后来的发展？五十年代，谁天天坐轿车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以名……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 
    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