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这篇文字已经很久，但仿佛总有一层隔膜，让我不知如何开始，直到前段时间偶然翻出了一则网上的小短文，忽然云消雾散有了下笔的冲动，所以就从这则短文讲起吧。
    一个印度商人与华贸易，但从未来过中国，一次应邀来到上海，因到达时间是夜间，因此并未注意什么。第二天早晨起来，当他拉开窗帘，看到外面的上海，大惊失色的喊道：“This is New York!!!”
    短文到此结束，下面众多评议，当初看的时候也是满怀自豪，但静下心来，内心却萌生出淡淡的忧郁。
    假设这个商人现在无论是到深圳、广州还是中国的其它一线城市，可能都会惊叹一句：“This is New York!!!”！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难道不好吗？说明我们发展了，进步了！是的，确实是发展了进步了。但是，是否有人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所有大城市都变成“New York”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城市特色又在哪里呢？难道世界上所有的国际化都市都是“New York”吗？难道繁荣发展的标准就是车水马龙和钢筋混泥土浇灌的幢幢高楼大厦或者霓虹灯下的欢歌艳舞？ 
    中国城市到底怎么了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镇）化发展迅速，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解放前中国只有132个城市，而到2010年中国城市总数已增长至657个，而城镇级（县级）更是发展到了2856个，从中国城市十二五刚刚开始，现在就有18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一轮一轮的比拼，城市越建越高，越建越大。
    但是在发展的同时，因过于简单粗暴的看重GDP的增长，以致形成了另一种形式上的大跃进，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于在对整个城市发展规划的时候直接“拿来主义”——而且是不管不顾的拿来主义，什么调查分析，直接纸上谈兵，名字一起，什么产业园区，什么创意园区，什么文化园区，什么主题公园……反正是什么流行叫什么，最终的目的还是卖地！卖地！例如不久前媒体就曾报道广东惠州将奥地利的小镇“哈施塔特”依样照搬复制粘贴过来。当国外喊出一个“慢城”的概念，我们立刻跟上喊；人家抛出一个“低碳”，咱也立刻到处喊。
    又或者城市建设摊大饼、熬八宝粥，什么内环、外环、二环、三环……，短视野、低角度，卫星城接二连三的放，总之是城市越堵越扩，越扩越堵。
    很多大城市，西城刚搞了一个工业组团城市，南城就马上拿出个商业组团城市。无论实际情况，无论软件硬件，起步就是国际化、全球化，结果造成了很多重复性的建设再建设、浪费再浪费，土地价值不断的刷新再创新高，新地王不断出现，几乎成为了每个城市的竞相攀比的目标。
    整个城市就像摊开来的馅饼，但是馅儿却集中在某一区域，于是各种不和谐的现象难以抑制地暴露，居住、工作、就学、医疗、卫生……等等一系列问题。接着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于是继续浪费大量国家资源和人民财富。
    这是大城市的问题，那么中小城市的情况呢？
    笔者曾经亲身经历了一个城市的变化，该城市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万发展到40万，改革效果明显，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其地处在相对偏远的地方，交通并不便捷，但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却依然建立起足够百万级人口才能支撑的商业体系，全市集中精力招商引资，要打造高新科技的产业基地，力争短时间内将城市人口扩大到百万级别。而实际情况是，当地没有高新科技人才的相应储备；又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很少又投资商感兴趣；初期建立起来的商用楼盘或荒废空置，或低价抛售，烂尾楼现象比比皆是。原本一片欣欣向荣的当地商业群体，被绞杀殆尽。原有企业因拆迁出让土地，距离的加大，造成更多人力、物力成本的提升，利润连连下滑。原本的城市居民，因保障城市发展，打造全新城市的旧城改造，重新购买新的居所，造成进一步可支配资金的减少。经过这一轮的城市扩张之后，不但没有实现当初的目标，而且整体的城市的活力反而下降了。

    大中城市繁荣臃肿，小城镇却难逃低迷，中国城市到底怎么了？

    潜伏着的忧患
    高昂的土地，高昂的房产，高昂的基本生存成本，绿豆涨价、大蒜涨价、鸡蛋涨价……，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生活成本的压力已经不再是大中城市的专利，而房产几乎成了保值升值的代言。
这不仅让人想起了所谓“日本失去的十年”，其中的确有很多情况与我们今天的情况非常相似。正如从世行归来的林毅夫先生6月18日在北大举行的“新结构经济学”学术演讲中所言，“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仅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1975年的台湾地区”。那么，当下既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期。

    在“日本失去的十年”中，首先是日元的急速升值，由此导致日本生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但在日本国内由于投机气氛的热烈，股票上涨、基金高回报……使得投机活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产业，当时的日本大众甚至乐观的认为，只要对土地的刚性需求存在，那么经济就不会衰退，股票就不会下跌，而社会和市场也鼓励人们不断的购买股票，并声称从此股票进入到一个永不贬值的时代。
    几乎所有的言论、经济专家、学者都一边倒似的看好日本膨胀的经济泡沫，仅有少数反对的声音认为土地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但日本人对投机的热衷，显示为土地的刚性需求，而正是这一点完美的掩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写字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因此正常的做法是出售土地或节省资金购入债券，因此会带来土地需求下降。根据供求理论，价格终将趋于均衡。
    但是日本企业普遍实行以帐面价值计算土地资产的做法，因此从表面上看企业的收益率也并无变化，而帐面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差额就导致了帐面财产增加，从而刺激日本企业追求总资产规模而非收益率。
    当时为了取得大都市周边的土地，许多大的不动产公司会利用黑社会力量等不正当手段夺取土地，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毫无收益可能的偏远乡村土地也作为休闲旅游资源被炒作到高价。
    从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被用来购买股票、债券、高尔夫球场会员权，另外也包括海外的不动产（如美国洛克菲勒中心）、海外企业收购、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豪华跑车、海外旅游景点等等。当时这种资金被称为“日本钱”（Japan Money）而受到世界经济的关注和商家的追捧。当时随着股票价格上升，日本国内购买法拉利、劳斯莱斯、日产CIMA等高档轿车的消费热潮也不断高涨。
    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达到最高点38915日元87钱，此后开始下跌，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泡沫经济开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经平均股价跌破2万日元，仅达到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8月，进一步下跌到1万4000日元左右。大量账面资产在短短的一两年间化为乌有。
随后土地价格跟着急速下跌，由土地作担保的贷款也就出现了极大风险。当时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纷纷暴露，对日本金融造成了严重打击。
    我们是否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危机呢？通过对“日本失去的十年”的了解，其根本问题是由于大量的投机，使得土地价格远超过其实际价值所产生的。
    类似的事情，我们也同样在经历着（详见《文化不应只是旅游的外衣》一文），为了简单的追求GDP，各种园区，各种主题公园……层出不穷，其根本就是土地消费。以至于前一段时间还有人发出过“买楼就是爱国”的言论。
    虽然我们国家的体制与土地所有权，有别于日本，但不能不说这确实是一种潜在的忧患。
    而这一忧患亟需早日预防和解决，否则就会进一步威胁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甚至国家稳定与安全。

    何去何从
    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未全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一味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忽视或者无视一、二产业是非常的危险。三产是服务型产业，我国的三产对其他国家进行服务的比例较低，主要是为自身服务，那么如果没有一、二产业的支撑，所谓的三产就是空中楼阁，虽然三产的利润要远大于一、二产业，但这些利润对于国家来说并非真正的财富，其仅仅是数字、是泡沫。
    最近，反复提及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完善和指导具体的改革方向及措施。
    当然经济上的问题成因很复杂，这里不做过多累赘。从城市本身的角度来概述，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万城一面的城市规划，一个没有自身文化内涵的城市，就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那么如何让城市改变万城一面的的状况？这同样需要顶层设计，通过对城市文化的顶层设计，有针对性对城市自身的文化系统性地研究，对其特色文化进行放大或多元化处理，将其特有的文化元素融入到城市发展、建设中来，合理并前瞻性的进行规划、布局，形成特有的城市风采，同时带动城市特色产业，发展自身特色产业链，不断自主创新，提升科技水平，稳固基础，才能扎实前进，也才可能如林毅夫先生所言，如果我们能够延续改革开放后的经纪发展模式，未来20年中国还是有潜力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
    不久前，笔者于京交会开幕式时拜会了中国城市文化战略规划专家、北京华人商领文化建设机构董事长陆元彬先生，在与陆元彬先生交流时，才得知陆元彬先生已经开始在中国城市文化顶层设计上开始了探索，并形成了“激活——擦亮——落地”三步六字循环规划理念。在其对湘潭的案例中，陆元彬先生正是采取了城市文化顶层设计这一方法，通过对整个湘潭的文化顶层设计，从城市建设、旅游、项目确立，产业园区，商团开发……为湘潭的项目落地和城市发展做了详尽的规划（注：因陆元彬先生对湘潭的具体服务尚属于保密期间，这里笔者不宜过多阐述，但笔者真心希望像陆元彬先生这样能够站在城市文化顶层设计高度的大师越来越多，只有这样才能引领中国城市走出迷局）。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一提到文化，总认为非常的空洞，没有实质的存在；但其实不然，如同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难以生存一样，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要以文化为指导，才能够进一步保持经济的良性发展，没有文化作为引导，就如同人没了灵魂。也正是因为如此，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国家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同样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只有将其独特的文化把握准，才能形成其独有的精神，如同北京精神一样；只有发扬其独有的精神，激活擦亮其独特的文化，才能给一座城市带来全新的活力和生命。
   （注：作者系伯明翰大学经济学硕士、王子策划工作室首席顾问）中国规划网北京6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