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广东正处于幸福与烦恼交织的过渡期。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逼使广东率先转型，在过去五年中广东选择了腾笼换鸟、双转移、大部制改革、社会管理改革等一系列转型发展方式，目的就是要寻找一条通往幸福的大道。之于整个中国，广东更多地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2010年，《小康》报道广东，主题定为“广东政改探路”；两年后，再次将视线投向广东，我们看到“广东杀出血路”。

　　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期间，《小康》记者专程奔赴广东，在对三十余位党代表、官员、学者、专家、政情观察者进行深度采访后，了解到提出“幸福广东”的目标，是因为广东现在正面临着“成长的烦恼”，诸如区域失衡、环境透支、土地告急等等。广东“成长中”最大的“烦恼”可以归结于一句话——30多年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极致。

    最终广东选择通往“幸福”的路径被旗帜鲜明地标注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在与深圳市市长许勤、佛山市市长刘悦伦、韶关市市长艾学峰、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和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进行对话后，“幸福广东”的实施路径愈加清晰：它允许脚步放缓，但绝不容许停滞不前，因为它骨子里依然存有“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和“勇当排头兵”的追求；它拒绝“饥不择食”，呼唤“科学发展”，因为它相信机遇绝不会从自己手中溜走。

　　在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广东，没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但是别忘了，“幸福广东”前面还有个动词—它的名字叫“建设”；“建设幸福广东”之前，还有一个“条件”—“加快转型升级”。

　　广东突围

　　在转型期的艰难时光中，广东经济、社会、行政三大转型同时出击。从“解放思想”到走向“幸福广东”，广东党代会上仅用1000多字浓缩过去5年的经历，而其间曲折起伏，广东杀开血路的过程仍给人诸多启迪

　　“幸福广东”这个词，在去年初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来后，又在今年5月召开的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显示出极其强大的活力与生命力，党代会报告中25次提及“幸福广东”，有评论认为这是“更深层次的政府转型境界”。

　　提出“幸福广东”的目标，是因为广东现在有很多“麻烦”，区域失衡、环境透支、土地告急、人口超负、资源短缺……广东“成长中”最大的“烦恼”可以归结于一句话——30多年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极致。

　　《小康》记者在采访广东多名政界人士、政府智囊及时局观察者之后了解到，汪洋在2007年12月到任广东之前，就对广东进行了大量、全方位的了解，他认为广东当时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难题，于是在吹响广东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号角之后，很快把广东推进了加快经济转型的新时期。

　　然而，汪洋并没有意识到广东会有那么多的“大麻烦”，直到2008年，一场始于次贷问题的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波及全球，中国经济外向依存度最高的广东省首先被卷入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暴眼”，突如其来的风暴，对广东的冲击比想象中更加残酷。如此困境，广东的官员们没有想到，汪洋也没有想到。

　　广东面临的转型难题次第展现，在安徽、重庆均有过主政经历，并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担任过要职的汪洋，在治粤五年的路径选择上屡有变化，在民间称为“三大改革”全面铺开之后，最终广东选择通往“幸福”的路径被旗帜鲜明地标注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这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确立以来，南方再次做出最强有力的回答！

　　2008

　　“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2008年3月底，汪洋在东莞，说出了这句日后让许多广东官员反复“咀嚼回味”的话。当时，很多基层官员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和这句话背后的形势。

　　汪洋那次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较集中的东莞进行调研，现在也被当地官员解读为“双转移”政策酝酿实施的一个关键“节点”。“所有这一切，都为后来制定‘双转移’战略文件埋下了伏笔。”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对《小康》记者说。

　　汪一洋是“双转移”文件起草组的具体负责人，他口中的“所有这一切”其实可以追溯到2007年12月11日至13日，汪洋履新广东后的首次调研。在欠发达的清远市，汪洋看到很多贫困人口没有工作，便产生了人口、产业“双转移”的初步想法，他要求“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要认真帮扶欠发达地区，切实解决好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山区转移发展等问题”，并鼓励山区企业做大做强，为解决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做出更大贡献。

　　“这样双向的转移，既可实现就业，又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很快，我们就按照汪洋书记提出的要求起草了文件。”汪一洋回忆说，“当时着眼于缩小区域差距，后来发现‘双转移’对转型升级有很大帮助，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城乡区域协调、劳动力素质提高‘一石三鸟’的目标。”

　　30年前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走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发展压力，外源型经济特征逐步显现，自主创新不足、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人口红利”效应递减、产业工人队伍素质提升缓慢，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日益增大，都是广东面临的“成长烦恼”。

　　一场关系广东经济转型的“标志性动作”——“双转移”的大幕渐渐拉开。

　　2008年3月，东莞借“解放思想”之机，将酝酿多年的区划调整重新燃至沸点，然而不久后，这件事还是在“双转移”的洪潮中渐趋平淡，后来有报道说，汪洋在东莞调研期间，和时任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一起散步时对他说，“区划调整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

　　言外之意，“双转移”才是一件“等”不起，更不能“放”的大事情。

　　在距离东莞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广州，汪一洋正和从省劳动保障厅、经贸委、外经贸厅等单位抽调出来的几位同志一起，加紧“写材料”。这是在全国两会开始前，时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布置下来的任务。在前期调研基础上起草的“双转移”决定初稿的框架、内容都得到了好评，黄华华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只提出：要加大推进“双转移”的吸引力、压力和支持力。

　　到了2008年4月，“到2012年珠三角地区人均GDP增长率要高于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的考核目标等加大吸引力、压力和支持力的想法已经落到了纸面上，但这份“看起来很美”的“双转移”文件，汪洋却并不急于实施。

　　汪洋的担心，来自于文件的“可操作性”，于是，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广东省的省直相关部门又制定了《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广东省产业转移竞争性扶持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等八大配套文件。

　　一切准备就绪后，2008年5月24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八个配套文件也同时下发。

　　然而，被定义为“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第一个重要成果”的“双转移”，却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议与质疑。

　　2009

　　2007年12月，刚到任的省委书记汪洋告诫广东的干部，“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在25日的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结束之后，广东随即成立了全省“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领导小组”，汪洋亲自任组长。

　　中央党校教授、著名的党史理论研究专家陈雪薇一直密切关注着“汪洋粤政”，这位曾给汪洋讲过课的教授认为，解放思想大讨论“做得很出色”。她还注意到，2010年9月，汪洋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个别地区对推动转型发展的紧迫性在减弱，甚至出现了旧体制‘复归’的苗头，‘不愿转’、‘不能转’、‘不会转’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在陈雪薇看来，汪洋是经过调查后，才首先在广东干部中“统一思想”的，经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广东官员们的思想至少统一了85%。原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这次广东党代会期间曾袒露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当时还想，广东、广州的发展挺好的，很多工作走在了全国前面，觉得还不错了。”他笑着说，“但是汪书记说，要用世界眼光、国际视野来看这些问题，要与香港、新加坡、首尔等国际先进城市比，这样一比，马上看出了广州的差距。”

　　很多官员都有类似张广宁一样的心路历程，从不解到理解。尽管如此，“双转移”仍遭遇阻力。在解放思想学习讨论中，东莞是汪洋的联系点，而东莞，也成为日后“双转移”推动阻力“相当大”的地方。

　　广东人普遍讲究的是“落袋为安”，有人想不通，日子过得挺好，为什么要“转移”呢？只要有钱赚，何必跟着“瞎折腾”；还有人担心，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一旦把企业转移出去，会不会形成产业空心化？即便要转移，也要看准时机和地点，选择好转移的方式；东莞还一度传出“提高房屋租金促使低素质劳动者回乡创业”的说法，引发了一些企业和部分外来人口的不满……

　　一个更为直接的表现是，在直接对口东莞企业转移的韶关，真正来自于东莞的企业却并不是很多，东莞市政府层面虽然支持对口转移的决心很大，但到了镇一级就会遭遇阻力，村一级更是“坚决不转”，一方面，村镇担心旧企业走了，新企业不进来，“没钱赚”，便不愿企业离开；另一方面，企业也并不积极。

　　东莞之外，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等“产业转出地”，也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一些“麻烦”，有的是企业不积极，有的是官员不想动。

　　“双转移”的争论持续数月之后，2008年下半年，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在其他省份还没有感受到“寒意”的时候，传统加工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广东已遭到严重冲击，许多小企业还没进入“严冬”便纷纷倒闭，大量失业农民工提前返乡。

　　广东的“双转移”面临更大的考验。

　　除了来自“下面”的阻力外，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2008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中央的经济方针清楚明晰地概括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按照中央的政策精神，“保增长”要放在第一位，“调结构”则是长期任务。此时此刻，作为中国经济的“带头大哥”，广东省是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调结构”让位于“保增长”，还是要继续在争议中推进“双转移”呢？

　　此前，汪洋在出席广东省特区工作会议时说，“我也想了，广东改革开放30年，走的是自己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现在仍是这样，走我们自己的路，科学发展的路；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据一位接近广东省委省政府决策层的知情人士透露，金融危机寒潮袭来后，广东高层仍然对执行“双转移”的意志坚决，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央精神是对于全国而言的，而广东省经济规模大、增速高，特殊的省情决定了广东必须把“调结构”放在首位。而汪洋也认为，金融危机让市场的倒逼机制发挥作用，企业是在市场里面生存的，市场逼得企业没有了销路和订单，企业就必须要转型升级，所以金融危机反而是广东经济转型的最好时机。

　　“广东宁愿速度慢一点，也要忍住阵痛，后来广东坚持转型的做法实际上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上述知情人士说。2008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东调研时特意给珠三角打气、加油和鼓劲，在看到一些工厂开始尝试自主创新，有了自己的品牌和核心技术后，强调要“支持中小企业实行产业转型和结构优化升级”。

　　中央释放的更加鲜明的“支持”信号是，2008年12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指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些内容与广东实施的“双转移”思路十分吻合。

　　而彼时，最让广东高层官员“得意”的是“别人过不了冬，而我们却在冬泳”，如此，“整个市场便都是我们的”。

　　2010

　　57岁的汪洋，双鬓已经斑白。无论是在北京的全国两会上，还是在广东的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都会有数不清的镜头对准他，只要他稍有“动作”，会场内便瞬间响起一阵“咔嚓”声。

　　无论会上、会下，和广东省的官员、智囊、专家、学者，甚至媒体记者们谈及他们的这位当家人，大家几乎一致的感觉就是“与人为善”和“开放开明”。

　　2012年5月9日下午，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谈及学习报告后的体会时说，“这五年的实践我们深深地感到省委决策科学，统领有力；汪书记火眼金睛，统筹先机，见微知著，举重若轻，长袖善舞，出招指路，致使广东人民致富。”听到这里，坐在一旁的汪洋笑着说，“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随后，党代表们用持续了较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来表达心声。

　　两个月前的3月5日下午，全国两会，广东代表团开放日，有记者提问汪洋，请他评价乌坎事件。“你们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下？”汪洋笑道，“你能不能说一下，我采访一下你行不行？”当记者表达了“乌坎事件对于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着一定的积极的借鉴作用”的观点后，汪洋坦言，“我们发言受法律保护，你发言也受法律保护。其实今天有思想准备大家会问乌坎事件。”

　　对外部世界保持了广东高层官员一以贯之的开放、平和心态的汪洋，其实也常常“语出惊人”。“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力”、“我们国家机关里面，当公仆的氛围越来越弱，当老爷的氛围越来越浓”、“领导干部要做‘人官’ 不做被老百姓骂的‘狗官’”、“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等“汪氏言论”，常常被广为传播。

    但汪洋主政广东的五年间，强调最多的还是“改革”。

　　2007年12月1日，汪洋第一次在广东阐述“解放思想”时表示，“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靠改革开放赢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开放赢得未来……”

　　一年之后，汪洋提出“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的理念。

　　“不允许不改革”，给一直走在广东“领头羊”位置的深圳提出了新命题，2010年，在深圳特区建立30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汪洋给深圳出了三道题，“立起了什么”，“能做什么”，“再干什么”，不仅是深圳，也是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将要面对的命题。

　　在刚刚结束的党代会上，汪洋代表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他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透露说，这个题目，去年11月汪洋就确定下来，当时不少专家建议，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样的说法改为“坚持改革开放”或者是“弘扬改革开放”，但汪洋仍然坚持了最初的说法。

　　汪洋五年来在不同领域所做出的一些改革和探索，被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形容为“刀尖上跳舞”和“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要触动到某些“既得利益”者，所以“十分艰难”。

　　2011

　　汪洋的第一个课题是粤港澳合作，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后，汪洋与港澳两地最高官员罕见的高频率互访，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对于汪洋“用世界眼光”谋划粤港澳合作的表述，一直关注珠三角发展的专家、学者们也给予了极高期待。一个积极的成果是，在汪洋和曾荫权的共同推动下，港珠澳大桥取得突破性进展，三地政府在2008年2月28日宣布已就大桥工程融资问题达成共识。

　　摸到第一块“大石头”的汪洋，开始寻找广东发展的下一个突破口，他选择了深圳。2008年夏天的深圳，正处于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和一场起源于网络的“舆论风暴”中心。

　　5月22日，深圳市政府在线网站登出《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深圳要用3年时间，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的19条改革内容，而前8条均指向权力机构的体制改革。不久后，《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发布，同样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并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很快，“深圳将差额选举市长”、“深圳要搞政治特区”的消息传了出去，被境外媒体不断放大。不过，汪洋却明确否定了深圳要搞 “政治特区”的说法，在那年3月调研深圳的时候，他只是对深圳的干部强调，“深圳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拿出‘特’的意识、‘特’的思考和‘特’的措施”，“深圳特区不仅要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方面走在前列，还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走在前列”。

　　据公开报道，汪洋发表了这番讲话之后，深圳市领导指示一定要拿出有突破的方案来。但谁也没有想到，深圳更大的“风声”还在后面。

　　2009年7月31日，时任深圳常务副市长李锋宣布深圳市机构改革方案时，会场内静得出奇，这是一次被称为 “改革开放3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2010年2月《小康》“广东政改探路”报道)

　　这次广东党代会上，汪洋则特意参加了深圳组的讨论会，“党代会报告中把广东二字换成深圳完全适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报告)很大程度上是为你们所写的。”汪洋指出，如果深圳不坚持市场经济改革，优势将不能保持。

　　还有的地方，本无心“摸石头过河”，却意外地“摸到”了分量最重的两块“大石头”。这个地方，便是佛山。

　　2009年，深圳大部制的争议还未平息，一个多月后，人们开始用“石破天惊”形容9月16日出台的顺德机构改革方案。被称为“改革明星”的佛山市顺德区，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中国当下“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

　　但现在看来，“顺德只是改革的尖兵，或者说它是改革的孤军。”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认为，只要顺德的改革不推广，就面临着“走不远”的困境。而更加现实的问题是，顺德的改革，即便是在佛山的其他地区，都难以推广。“所以，相对于顺德的党政合一而言，南海区的政经分离实际上是进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海走在了顺德的前面。”丁力坦言。

　　无论是顺德试水党政合一为政府“瘦身”，还是南海试验政经分离给农村“松绑”，都在改革的深水区“触摸”到了中国改革分量最重的两块“大石头”——一个是政府职能转变，一个是农村治理改革。

　　一个在广东政情观察者们看来“很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佛山“摸到大石头”之前，汪洋一度对东莞寄予厚望，2010年初的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东莞13个中心镇的镇委书记竟然首次被获准列席会议。东莞这边“东方未亮”，与其发展模式几乎完全不同的佛山那边却“西方亮”了。

　　有“石头”摸也好，无“石头”摸也罢，处于中国改革前沿的广东已经开始了“探路”的艰辛历程，2011年底，在总结广东省体制改革工作经验时，汪洋表示：广东要更加坚定地走改革之路。

　　2012

　　2008年12月，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国务院把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广东借此机遇，提出要加快形成“广佛肇”经济圈、“深莞惠”经济圈和“珠中江”经济圈。汪洋指出，完成好、落实好这些任务，就是一个字——“干”！

　　转年2月，深圳、东莞、惠州三市率先签署《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议》；4月，珠海、中山、江门三市签订《推进珠中江紧密合作框架协议》；6月，广州、佛山、肇庆三地完成《广佛肇经济圈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至此，虎踞珠江口东岸、扼守珠江口西岸和共饮一江水的“三圈演义”布局初步成型。

　　2008年的经济数据显示，“广佛肇”圈GDP达13220亿元，占全省的37.16%，实力最强；“深莞惠”圈GDP紧随其后，达12797亿元；“珠中江”圈则劣势明显，GDP仅为3628亿元，实力偏弱。

　　与“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海的经济总量偏小、带动作用尚不明显密切相关的是，和“广佛肇”、“深莞惠”的热度相比，“珠中江”显得极为低调，在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江门市委书记刘海甚至表示，被划为珠中江区域的江门，应该主动跳出区域束缚，迎接广佛经济辐射，“珠海、中山的经济难以带动江门，我们跟广州、佛山就是一条西江之隔，要主动靠近他们。”

　　但这并不会让珠海感到尴尬。

　　3天之后，珠海市委书记李嘉当选省委常委，使珠海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让珠海更有底气的是，困扰珠海发展的交通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横琴新区在纳入国家战略后，被公认为是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

　　关于珠海，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把珠海比作一个没有长开，但是很有几分姿色的渔家少女，虽然长相清秀，但却不性感，所以引不起市场对她的兴趣。而这个没长大的“渔家姑娘”又有着绕不开的“少女情结”，怕人家占了自己的便宜，所以一度关起门来自己发展，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变成了产业转移的最末端。

　　“但不能否认的是，‘珠海模式’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汪洋书记的科学发展观。”丁力分析说，“珠海环境保护得好，天蓝、水蓝；土地资源没有耗尽；单位土地面积产出高；宜居；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也比较高……所以，放眼珠三角，最让汪书记满意的是珠海的发展模式，因为这里最能体现汪书记的执政理念。”

　　自从汪洋主政广东之后，每年的四月，他都会到珠海进行专题调研。在珠海，汪洋每次都强调“科学发展”：2008年点题珠海“走出一条与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不一样的道路，率先探索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争当我省科学发展的示范市”；2009年鼓舞珠海“一个生态文明新特区、科学发展的示范市蓄势待发，前景可期”；2010年寄语珠海成为“广东发展新的增长极、科学发展的排头兵”；2011年勉励珠海“努力创造科学发展的珠海模式”；2012年则表示，珠海代表了广东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走新路，‘十二五’崛起看珠海”的总体要求。

　　如果说珠海是在珠三角地区尝试着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那么广东省则是在全中国范围内探寻着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虽然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但是区域发展却极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中共中央党校陈雪薇教授5年前就表示过对“广东最大问题是没后劲”的担忧，现在，她同样担心广东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2012年4月，经国家统计局最新核定，广东在一季度实现的GDP总额为11510.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7.2%，广东增幅近年来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广东21个地市的成绩单中，东莞、深圳、广州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此后，备受外界关注的是，在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汪洋的报告中没有出现一个阿拉伯数字，报告共16000多字，讲成绩的不超过1000字，全文充满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汪洋认为，广东经济社会已经步入转型期，过去支撑广东快速发展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如果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和倒退，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有可能断送。

　　虽然并不认为第一季度的广东经济数据“很难看”，但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幸晓维仍表示，“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实是需要广东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幸晓维分析说，过去广东的工业是靠“三来一补”企业发展起来的，是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现在靠资源扩张、人力资源要素投入、投资拉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广东前几年就提出要转型升级，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广东过度依赖出口的状况，“以前广东的出口依赖度大约是156%，现在下降到106.8%左右，这样一个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必须要防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幸晓维说。

　　今年3月，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等编著的《广东经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发布，李扬表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通过总结广东经验，可以找到一条破解难题的路径。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也表示，“我不敢说广东已经完全破了题，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探出了一条路，成效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而广东各界对于省委书记汪洋的普遍评价是：这五年来，他打开了一条通道，把广东的发展和中国未来改革可能的趋势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并且在未来改革上，还保持了广东的前瞻性，使广东改革走在了中国改革的最前面。

　　“汪洋书记这些年在广东创造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给广东带来了多少个大项目，也不能用广东创造了多少财政收入来衡量，这些都不重要。”丁力说，在广东，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你，“比GDP更重要的，是幸福”。

创造幸福 “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党代会上提出的“幸福观”。中国规划网广州6月12日电

   （编辑：赵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