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之十大怪现状

    中华工商时报：中国100多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造成失衡无序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指出，当前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着浮躁情绪，表现出这样那样的盲目性，造成了种种失衡、无序的现象，必须切实加以纠正。
　　仇保兴对记者说，这些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错综复杂，但与一些地方领导思想上的“盲目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盲目症”，归纳起来有八种：
　　一是盲目拔高城市的定位。在全国总共661个大中小城市中，竟然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还有许多个城市要建CBD。今年5月份在南京开了一个CBD的国际研讨会，居然有400多人到会，如按一个城市来2个人算，就有200个城市，可见CBD的热度仍很高。所有城市都向区域的中心挤，向网络化的节点上挤，显然是不现实的。
　　二是盲目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由于国家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所以这种扩大人口规模的冲动就越来越强了。原来地方政府是“跑部钱进”，现在不要钱了，也不要项目，就要城市人口规模指标。这既有客观的体制策动，又有主观的盲目性。
　　三是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片面地认为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城市生态良好。其实，多组团与单核心的城市布局适应的条件是不同的。多组团布局适应于规模非常大的城市，一般是市区人口规模在150万～200万甚至超过的城市才可以考虑多组团。但有些一般的中小城市，不是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产业制宜，也盲目追求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果导致城市集聚效应大大降低、能耗大增、土地利用效益下降、基础设施成本成倍增加。
　　四是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老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解放以来，我国城市中传承着城市文脉的历史古建筑和遗迹受到三次严重破坏，使某些城市的历史建筑、城市风貌遭受了灭绝性的毁坏。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盲目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标志性”建筑，大广场、豪华办公楼、景观房产等席卷全国。
　　五是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片面强调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决策者们是坐小汽车的，他们希望能加快行车速度，以至于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不仅有80多个城市限制小排量汽车，有的城市还限制脚踩、电动两用自行车和自行车上路，甚至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
　　六是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在许多城市，开发区越建越多，不少还距离城区很远，结果是，每天数十万的“上班族”浩浩荡荡到开发区工作，下班后又浩浩荡荡回到居住区休息，如此奔波于开发区和居住区，造成一种“钟摆效应”，从而产生用能、用地、交通三大障碍。
　　七是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西部某个缺水的城市，竟然在城市外围开挖了一个人工湖，其面积比西湖还大5倍；有的城市在容易发生洪灾的地方填河变路，使得泄洪疏导往往来不及；有的风貌单一的城市还劈山为地，把山推平。
　　八是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有些地方领导人认为自己既然是城市规划的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于是，有的城市一换届，领导人就急于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城市总体规划是第一资源，总体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而建设的错误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建设部副部长历数我国城市规划十大怪现状  

    历史建筑、城市风貌受到严重破坏 城市建设风格雷同 千城一面———
　　杭州灵隐路成了一个“开膛破肚”的大工地，这一情况经新华社披露后，在各地引起热议。“政府叫好，百姓埋怨”的“城市工地”现象，在我国不少地方屡屡上演，暴露出城市规划方面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他历数了我国城市规划的十大怪现状。
　　“我国城市规划的现状令人困惑。”仇保兴说，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突飞猛进，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但令人苦恼、彷徨的问题也伴随而来。他认为，当前我国城市规划的现状，主要存在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失去调控作用。这种“规划失效”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许多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到期，但城市建设规模已经完全突破原定的框框，许多城市为期20年的规划指标在5年内“完成”已成为“常识”；另一方面总体规划的实施进程滞后于规划的期限。基础设施不能合理布局和相互衔接，反映在道路建设上就是修了挖，挖了又修，老百姓戏称为城市道路应安上拉链。
　　二是城乡规划体制分割，城郊接合部建设混乱。城市郊区的规划管理没有具体细则，因而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只能将其划成空白地带。实际工作中，规划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使得城郊接合部成了“两不管”的脏、乱、差地带，造成引人注目的“城市郊区病”。
　　三是开发区规划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脱节，自成体系。各类开发区、大学城、科技园、软件园、旅游度假村等等可以独立进行规划，肢解了城市的总体规划，给城市的长远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四是历史建筑、城市风貌受到严重破坏。解放以来，我国城市中传承着城市文脉的历史古建筑和遗迹受到三次严重破坏，第一次是解放初期到大炼钢铁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借“改造旧城，消灭危房”等动人口号，使某些城市的历史建筑、城市风貌遭受了灭绝性的毁坏。
　　五是城市生态受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8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农村河道、地下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全球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国就占了八个。
　　六是规划监督约束机构软弱，违法建筑严重泛滥。我国600多个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违法建筑的蔓延现象。尤其是城乡接合部，集体土地未经征用就进行开发建设，再加上与腐败现象相勾结的城郊“圈地风”，造成违法建设呈愈演愈烈之势。
　　七是城市建设时序混乱，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和重复建设浪费并存。房子成批盖起来了，但道路、供水、排水、供热等基础设施严重短缺，这种先盖房后修路、再修下水道的错误建设时序，造成污水横流，建筑垃圾遍地，绿地大量被占用，城市的生活环境质量持续下降。
　　八是区域化规划或协调机制不健全，传统的大而全、小而全思想仍占上风。一些规划部门仍拘泥于“城市规划”的旧框框，忽视了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协调发展，这种“只见单个城市，不见区域城市群”的传统思维，使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受到破坏。
　　九是城市建设风格雷同，千城一面。盲目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标志性”建筑，而为解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难的经济适用房建设则被搁置一边。大广场、宽马路、大草坪、豪华办公楼、景观房产、欧化建筑席卷全国。
　　十是中小城镇规划建设未引起足够重视。许多小城镇选址不合理，只是长官意志的产物，而缺乏产业支撑，使得小城镇发展脱离了周边村庄，缺失了为之服务的集聚功能。

“盲目贪大”暴露出城市规划体制上的弊端

    “盲目贪大”暴露出我国城市规划体制上的弊端 
     中国的城市化成为热门话题。现阶段，我国共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符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城市规划的方向在哪里？记者就此专访有关专家。
     中国不可能、也没必要有那么多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记者：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全国共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王景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对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学术上没有明确定义。从性质上，它是以在区域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来定义的，是能担负国内外经济结合的桥梁。应该说，北京和上海已在发挥这样的功能了，不过中国不可能、也没必要有那么多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就像不可能、也没必要让每个城市都拥有民用飞机场。
　　袁晓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博士）：这明显脱离了我国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实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在金融、交通、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相当控制力的城市才称得上“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突出表现在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比如伦敦，其银行、股票、期货等金融行业的影响举足轻重。这是目前我国的城市无法比拟的。我国城市经济总量增长较快，但结构性、地域性矛盾突出，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
　　记者：依此标准，我国有哪些城市有望跻身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行列？
　　袁晓勐：我国真正具备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部分特征的仅有香港、上海和北京等极少数城市。可以乐观地认为，经过若干年努力，我国有一两个城市能够跻身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行列，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也仅此一两个城市而已。
    “盲目贪大”的规划暴露出城市规划体制上的弊端
　　记者：既然很不合国情，那您觉得这么多城市都在勾画宏伟蓝图的原因是什么？
　　王景慧：原因可分为两方面：从好的方面说，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城市开放发达；从另一方面讲，现在人们某种程度上有些浮躁。很多这样的规划其实是政府提出的，和“形象工程”有关。
　　袁晓勐：一方面，有些领导主观上贪大求洋；另一方面，也是利益驱动使然。土地是最大的国有资产，城市政府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土地出让；而经济发达地区已几乎无地可卖，唯有将城市“做大”，增加土地供给，才能增加城市财源。
　　记者：应该还有城市规划体制上的深层次原因吧？
　　袁晓勐：就此事而言，城市政府的运行成本能否逐步脱离土地收益是个关键。不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就会有搞“圈地运动”的冲动，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干预和扭曲城市规划。当然，“盲目贪大”的规划也暴露出城市规划体制上的弊病。从理论上看，城市规划理念贫乏，人文关怀缺失；从实践上看，城市规划还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片面追求经济目标。

中国的城市化应建设和谐宜居城市

    中国城市规划应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重点
　　正在召开的2005年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引人注目，中国的城市化成为热门话题。现阶段，我国共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符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城市规划的方向在哪里？记者就此专访有关专家。
　　记者：中央领导同志不久前指出各地要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点。那么宜居城市的标准是什么呢？
　　袁晓勐：“宜居城市”是个综合概念。硬件方面包括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达到一定审美价值的城市景观。软件方面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营造。前者是指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就业提供、有效率的政府公共服务和稳定宽松的政策环境等，后者是指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治安，有特色的、开放的、多元的城市文化等。
　　王景慧：我认为这个概念源自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正确处理城市生产与生活功能的理念。
　　记者：看来，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居住需要应该是现代城市的首要职能。建设宜居城市，应遵循怎样的原则？
　　王景慧：要搞好城市规划，首先就要规范领导人的观念，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许多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要考虑到城市规划对历史文化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是要争创高效的“绿色GDP”。
　　袁晓勐：综合考虑城市的规划建设，不能片面地把建设“宜居城市”等同于治理环境或建设文明城市。城市规划不仅要在宏观的城市尺度上设计城市景观和风貌，继承和保护具有特色的文化，培育城市精神，也要在微观的街巷尺度上考虑如何促进市民之间的交流，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公众参与”引进城市规划机制对城市规划意义深远
　　记者：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近日批评有的城市在总体规划时仍将宽马路、大广场、中心商务区等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您怎么看待这类规划？
　　王景慧：建广场本身不是坏事，要看广场选择的地点是否靠近城市居民、方便百姓利用。现在，很多广场都建在市政府门前，很有可能就是“形象工程”，百姓很难利用这样的资源。
　　记者：有的地方把“公众参与”引进城市规划机制，您认为这对今后城市规划的意义何在？
　　王景慧：城市规划本质上是要弥补市场调节缺失的公共政策作用，是对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调节。加入“公众参与”使城市规划更加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袁晓勐：这对城市规划意义深远。但仅仅“引入”还很不够，有必要在修订中的《城市规划法》中明确公众参与的程序、形式和内容，确定其法律地位。

科学发展人文和谐才是城市化的灵魂

   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关键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教训和争议较多的战略。近期关于“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争论依然颇多。“城市化”与“城镇化”，字面上仅一字之别，但在现代化实践中则是两种区别很大的理念与战略选择。“城市化”思路侧重于“城”，主张发展大中城市，提高城市化水平；“城镇化”则侧重于“镇”，主张就地安置农民，通过城镇的发展实现包括城市化在内的现代化目标。众所周知，“城镇化”提法为“十五”计划所采纳，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却让人们始料未及。20世纪末以来，大中型中心城市在我国各地呈现出极大的活力，其规模扩张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道最绚丽多彩的风景。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求我们无论对“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其基本理念和行动方略都应予以重新检视与考量。这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是与时俱进地探究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在本期“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考量”特别策划与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与有关专家学者、城市建设者、领导者的广泛对话与交流，我们深深体会到，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要在社会转型中实现现代化，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一味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不行，就农村发展农村同样不行。实践证明，通过抓大带小、以城带乡，推进城乡互动、城乡一体，不仅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而且也是现实而科学的选择。为此，以下三个原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坚持。
　　坚持科学精神，把握规律。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方向，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基本标志，包含着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在这方面，国内外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从规律，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城市化的内在规定性，将世界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新路。实践中既不能过度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拒绝世界普遍性的带有规律性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一味迷信外国而不去踏踏实实了解中国实际、试验中国道路。
　　坚持创新精神，探索新路。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要考虑中国国情，着力解决中国数亿农民的问题。其中，解决农民进城、将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还需要我们彻底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平等地对待农民，实现全体公民的生活理想。这些，都需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造。
　　坚持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城市化不仅要形似，还要神似，不只是建房子、修广场、铺马路，更是寻找和建设我们新的家园，一个更贴近性灵、安顿生命的理想居所。我们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甚至片面理解为城区的扩张、人口的增加、数字的扩大，更应该理解城市的实质，追求生活的本来价值。

    ——坚持科学精神，把握规律。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方向，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基本标志，包含着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从规律，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城市化的内在规定性，将世界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新路。实践中既不能过度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拒绝世界普遍性的带有规律性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一味迷信外国而不去踏踏实实了解中国实际、试验中国道路。
    ——坚持创新精神，探索新路。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要考虑中国国情，着力解决中国数亿农民的问题。其中，解决农民进城、将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还需要我们彻底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平等地对待农民，实现全体公民的生活理想。这些，都需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造。
    ——坚持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城市化不仅要形似，还要神似，不只是建房子、修广场、铺马路，更是寻找和建设我们新的家园，一个更贴近性灵、安顿生命的理想居所。我们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甚至片面理解为城区的扩张、人口的增加、数字的扩大，更应该理解城市的实质，追求生活的本来价值。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战略再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几经摇摆，其中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许多认识方面的问题没有厘清和到位，如对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缺乏，对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发展规律和城市文明了解不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城市化的成功经验。
　　摇摆不定的城市化战略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
　　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建起了很多“工业基地”式的新兴城市。但这些城市自身的产业单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差。不仅如此，这些工业城市与当地区域经济格格不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布局更走上了一条“深挖洞、广积粮”之路。城市建设几乎完全停滞。以北京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我们就一直致力于要把北京从消费型城市改造成生产型城市，硬把北京的城墙和很多古建筑给拆了，在城区内建了大大小小很多工厂。70年代建的所谓“简易楼”现在北京依稀还能找到。到80年代末期，又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城市发展方向，于是又努力推进“退二进三”，就是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实际上仍表现出了很大的摇摆性。例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就是乡镇企业。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GDP总值，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1/3。就是人们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当时盛赞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但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仍然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才发现，这个政策给乡镇企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例如，基础设施不足、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尖锐、远离市场造成信息不灵、各种要素很难实现优化配置等。从那以后，乡镇企业被迫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甚至到“十五”计划酝酿之时，人们对采取“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提法还是争论不休。虽然争论的结果是保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以乡村社区集中为重点的“城镇化”提法为“十五”所采纳。但实践的发展并未按照“十五”的这些设想展开。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建设和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位置。可以说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速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
　　当然，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并非全是战略选择上的失误或偏离，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西部很多省区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八七扶贫攻坚战”中不得不把可动用的资源更大程度地投入到扶贫中去，地方财力、区域内的资源很难向城市集中。实际上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拉大也主要在于城市发展差距的拉大。
　　对城市文明的认识仍不充分
　　过去两年里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一花独秀”。何以保持了“一花独秀”的地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城市化这个“发动机”不仅将支持2003—2005年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支持我们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城市化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空间交点就在城市。城市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而且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难题的共同出路。解决中国的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对外开放、调整供求失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大难题的相交之点就在于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在于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战场在哪里？在于城市经济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城市经济系统的再组合。城市是区域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是腹地资源加入全球化竞争的门户。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城市型消费群体，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资源、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缓解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最优方案。
　　可以说，中国是最早对城市有所了解、最早形成城市的。现在有句时髦的词儿，叫做“经营城市”。其实中国人也是最早懂得“经营城市”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讲的就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打算用15座城市和赵国换一块玉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留下了另一个成语，叫做“价值连城”。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发展规律了解最少的民族。例如罗马、巴黎等，都是先建地下的排污设施，在地下的暗沟上面建城市。那里的人们很早就知道城市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了。这些暗沟至今仍在使用，大家看反映这些城市的警匪片时仍可时常见到歹徒或者与黑势力作斗争的“孤胆英雄”在下水道的暗沟里活动的镜头。我们得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则没有一个有这种科学的基础设施。人们看到一些清宫戏中，皇帝所住的皇宫也是靠人力畜力来收集、运送粪便、污水和其他垃圾的。大家到北京故宫去参观时，稍微留心的话就会发现那里院落相隔的高墙上开有专门为垃圾车进出的门。
　　又如，现在很多人以为城市绿地、城市广场就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是不充分的。这些城市公共设施是非常必要的城市减灾防灾设施。1908年时，美国的旧金山因为地震引发了一场城市大火。因为地震造成道路毁坏、房屋坍塌，救火人员无法扑救，而且水源也没有，人们几乎束手无策，眼看就要火烧连城。最后市长下令把城市中一条富人聚集的主要街道两旁的房屋全部拆掉，打出一条隔火道，由此救了旧金山的半个城。从这以后，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师都长了一个见识，城市应当有能够起到隔火、避难等作用的开阔街道和广场。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包括对城市灾难的认识还不充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地载明，在城市中必须有多大面积的公共绿地、广场。在历史上，毁于各种天灾人祸的城市实在不胜枚举。往近处说，过去30年中就有我国的唐山大地震，日本的神户大地震，美国的洛杉矶大地震。多少血的教训证明，如果城市中没有足够的避难空间，灾害最后导致的伤亡可能比灾害本身导致的伤亡还要大得多。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首先表现在城市面貌的改造上。城市改造得漂亮一点，通行效率高一点，环境美化一点，这是谁的福利增加了呢？是社会公众的福利增加了。城市面貌改造是应当之举，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推进城市面貌的升级改造。
　　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城市的认识还停留在人口的大规模聚集点或者是工厂聚集区的水平上。显而易见，城市并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和要素、资源的组合，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的聚集地，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关系的组合系统。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至今我们对城市的认识还远不充分，毕竟我们刚刚起步。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城市，重新认识城市的深层次内涵。
　　借鉴国外城市化的成功经验
　　在国外的城市发展中迄今仍有许多无法充分解答的历史悬念。比如说，计划经济、公有制、中央集权下的城市发展应当非常有规划才对。但事实恰好相反。在过去一些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中国城市的规划性很差。反而是国外那些在市场经济、私有制下发展起来的城市表现出了极强的规划性。
　　举几个国外城市的例子说明之。美国旧金山的地表特征和大连、青岛有类似之处，是倚山而建，街道起伏不定，坡度非常大。但如果你从飞机上往下看，或者你拿一张旧金山的地图看的话，就会发现，旧金山的街道是非常笔直的，像切“豆腐块”一样横平竖直。不论地势如何起伏，街道都是直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又另具特点，面向阿姆斯特河形成三个同心的半圆形通道，然后是一条条放射状的街道。一看就是整齐划一，规划性非常强。这些规划性很强的城市格局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市场经济也能表现出这样强的规划性？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探索的东西。
　　国外城市的规划性不仅表现在街道设置上。比如，巴黎是一个静态城市。这个城市以静态的地表建筑为核心，所有动态的交通系统服从于地表的静态系统。城市的扩张、城市的资源组合、城市发展、城市产业的选择都完全服从于它的地表建筑。到现在为止，巴黎也只有一个高层建筑。这个建筑建好后遭到巴黎市民的强烈反对，大家都认为它把城市的整个面貌给破坏了。以后巴黎就再也没有建这种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巴黎街道两侧全都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历史古迹。当地法律规定，所有这些房屋的业主都不能随意对房子的外表进行改造，必须保持原来的原貌。屋子里面随便改，但外貌不能改。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夺走巴黎世界第一旅游城市的桂冠。而美国的洛杉矶正相反。洛杉矶是个动态的城市。这个城市是先建立交桥、高速路，地表建筑服从高速交通系统的布局要求，纵横交错的都是高速公路。然后在高速路分割的“块”里建房子。所以洛杉矶尽管有好莱坞、迪斯尼等旅游景点，但城市面貌并不好看，甚至找不到一条代表性的街道，一眼看去纵横交错的全是立交桥、高速路。中国规划网北京7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