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向海洋 再造东方纽约?
作者:邹波 所有海边的人都在赶进度,在和时间赛跑,和国家政策赛跑,和政府换届赛跑,和资源赛跑,都希望将一种可能是暂时的优惠政策变成永久的既成事实的优势,也许所有的港口都被同一个国家意志先后赋予了同一个理想,这正是区域竞争继续存在的机制源头。 这总让我想起豪·路·博尔赫斯形容的游牧者对城市的一种态度:即使渴望认识它,到了城门口,却还是绕城而走。 来天津却不想轻易进城,进城就陷入无中心的华北平原的内陆城市——街上是并不秀丽婉约的北方行人,却又河流交织宛若江南;或身陷相声茶馆,听天津老艺人批郭德纲无德,专业的观众每一阵准确的掌声据说都是在揶揄北京不懂相声的观众;或听老作家谈保护“玩意儿”如原教旨主义者;听五大道的职业马车夫讲述每座楼的传说,听充满水分的往事,并怀疑这天津老人的真诚,怀疑他是否真的能公允地看待租界这段殖民历史;或在老国营饭店领受本地服务员服务精神的缺乏、第三产业的落后,或与海河边的下岗工人出身的“伪船民”套近乎,听征地时公权力恶的一面,却因官方的绝对封口又陷入孤证和一面之辞的草根印象;或听在天津低调在外高调的民企老板谈在中国南海玩游艇的故事,想象他们如何远远逡巡在中国其他海域,在他们的印象里,天津的海乃至整个渤海都仍然肮脏浅薄又淤积、污染严重,无可享受…… 虽然天津内城建设已颇有清新之处,但当我们听内城的普通人多半还是在谈起天津人如何小富即安,如何“能人背后有人弄”,这与武汉人谈论自己的“内陆意识”用词非常相似。人们似乎更喜欢描述惯性,而不是对未来的憧憬。 可我们不这样去观察天津,并非是因为我们变成了“国家主义”或政治经济决定论者,而在于决定普通人生活的环境也已大大扩张了、复杂化了。我们必须把这个城市放在更大的环境去理解。 于是我们决定迂回去天津普通人曾很少提起的渤海湾,天津却在那里有着153公里长的海岸线,与南面的河北黄骅港和北面的河北曹妃甸港勾勒出渤海湾最接近腹地的一段港区。我们也要比较这三个港口的特征,它们到底是竞争还是互补的关系,它们的发展在时间和速度上都有差异。 在我们迂回去渤海的途中,我们也看到了北方的城市在广袤的华北平原是多么的稀疏,要在环渤海,通过这几个城市的点带动深远的北方腹地经济的面,较之城市密集充满活力的长三角、珠三角,也许要困难得多。 在来天津之前,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为什么长久以来,天津还是给人“土”的印象。也许建国后,就像最近的那段历史总是给人蒙上最近的灰尘,总是造就了人们当下的面目,却不是未来,也不是更远的过去。 解放后的国策一度限制海防城市的工业发展,要城市发展工业,则必须刻意与海保持距离。不久,工业化运动又席卷了全国的城市,包括北京,但北京不可能被彻底工业化,作为首都,它保存了自己的那套中心文化,天津却如同许多真正的内陆城市一样,刻意避海而居,又被抹去了独立精神,被建成一个颇为封闭的老工业城市。 天津港的一位管理者对我们说:“天津曾是一个有海而不能亲海的城市。天津不像大连青岛,天津要么就只有沿海滩涂,要么就是淤泥海岸。”在海与内城之间,又是大片退海盐碱地、近海河流浸渍的盐碱地,也包括中国地方城市角色的长期限制,使这些本只适于工业的地方,即使在全国大办工业的时代,却没有想到去发展工业。这也是天津人很少谈到海洋的原因吧。 但天津将继续和武汉相似,如果天津继续拒绝海洋。 在历史中,天津至少并存着两种气质:开放与封闭——最初是无人而空阔的退海之地,继而是闭关锁国时的海防卫所、军屯要塞,一面又以运河漕运连接江南与华北,成为江南士绅在中国北方殖民和传播稻作技术的基地,小站稻就是他们的作品,而小站周边大概也因屯田的便利和军粮的丰足,成为了袁世凯为首的中国近代军阀养兵的摇篮。 鸦片战争更体现出天津的两面性——一方面成为代表北京的意志抵挡侵略战争的血战之地(在老城厢南流淌的那条津河,就是僧格林沁与英法联军对峙所挖的墙子河),一方面又在政治失败之后,迅速代替北京承担了开放的角色。 继而是最靠近京畿的洋务运动,建立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军工业,修了中国北方最早的铁路,架设了中国最早的电报网。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在天津筹办生产枪炮弹药的机器局。 1867年,崇厚在城东觅得土地22顷,在今河东区东局子某军校一带(如今里头有一个严复的雕像,因为严复曾在东局子工厂旁边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如今学堂和东局子的范围都在军校里面,但普通人很难进去参观,我想进去遭拒后,那个士兵好意地将我指去老城厢那边,他说,你要看老房子啊,去那里),挖壕沟,建造长1500余丈的围墙,建成天津机器局的火药厂,又名天津机器局东局,俗称为“东局子”。当时,这座工厂形成长390丈、宽250丈的长方形城垣,周长约九华里,“城堞炮台之制,井渠屋舍之观,与天津郡城相对峙,俨然海疆一巨镇。” 又“地广数百亩,屋宇、机器全备,规模宏大,井井有条。工作者约二千人,日费不止千金。专制火药及各种军械,均有道员总理其事,并有洋匠及闽、广、江、浙人为之监制云。”(张焘《津门杂记》) 这可能是对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开发区的描述,它已经颇独立于内城存在。继而是李鸿章接手,真正的洋务运动是一次军转民的运动,这个开发区又增加了一些民用工业。 至1893年,天津机器局成为包括机器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船舶修造等大规模军工企业,能够生产制造车床、锅炉、洋枪、洋炮的北方最大工厂。 天津早在那个时代,就成了去政治化的改革“先行先试”的地方,靠近北京的好处在于进京磋商和索要政策十分方便,裙带关系可以发生作用。 更本质来看,这一切源于当时的清政府区别于地方政府、谋求中央经济体发展的需求,但又怕引进异己的力量伤了自己,于是天津就成了作为缓冲区的经济实验区。 清政府当时至少在首都的单一政治职能上是坚定的,那毕竟是一个政局极度动荡的年代,将首都工业化、租界化(在我看来是自由贸易区化)无疑是自戕,于是天津在当时不啻于一个“商业化、工业化的北京”。 于是,在当时,当这种“先行先试”试图向北京蔓延时,一种巨大的屏蔽的力量又出现了——李鸿章那条从天津通向北京的铁路最终在清政府与沿途保守的华北村落的共同抵制(当地贩夫生怕铁路夺取了他们扒活的饭碗,并害怕征地夺取良田,他们不断地破坏路基和桩子)中夭折。 这种政府和民间抵制铁路的态势持续了20多年,直到1894年,中国全境仅修建约400多公里铁路。但在1894年清政府甲午战败后,八国联军开始无阻碍地取得中国铁路修建的权力。 另一面,是天津被动开埠后,外国企业在租界的土地上,直接投资于天津,并单靠外企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并使天津在20世纪初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贸中心,大量中国南方商人涌入天津,引导民族资本(包括北京的官僚资本)与外资合流,这是同样历经洋务运动而缺乏“买办精神”的汉口商人无心去做的。 而后洋务运动衰落所解散的的技术工人,重新在海河西南城外一个叫三条石的地方发展出一个机器制造作坊的集群,成为外资制造业的供应商,这一切也进一步催生了天津的民族民营工业。后来的天津人虽然受制国有企业制度显得“土”,骨子里却自古不乏与外商合作的精神。 近代历史中,天津市政建设的第一次现代化,是由“洋务运动-租界开发-北洋实业”实现的,九国租界的开发史与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大约同时。 租界内部的房屋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流通市场,并在此刺激下,塑造了天津城最国际的九国租界的社区,当时最成功的地产商人是美国外交官丁家立,他也是北洋大学的总教习,租界后来也成为中国近代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寓公避难所,天津在租界的保护下,在如此靠近北京统治的地方,形成一个中立之地。 在这次专题的后半部分,我们谈到天津的海与河彼此“偷换”的关系。河也一度具有了海的特性,也一度在天津人面前蒙蔽了海的存在,天津历史学家罗澍伟曾向我解释什么是天津所说的“沽”——那种靠近海却处于内河边的村,而这称谓又一直延伸到海边的渔村。 当天津开埠通商,其港口深入至内城的海河,并依附海河建立了九国租界,也因为当时船只规模有限、海河的水量足够,海河在那时,就通航条件来说,就相当于海。 洋人联军的海船甚至曾想继续穿过天津,沿运河水网去北京,但这次“海洋”向北京的冲锋,止于北运河与潮白河的浅水——僧格林沁的中国平底船终于在北运河通州段取得了优势。要把北京与海扯上关系,终究太勉强。 但天津终究近海,临海,与开埠的近代历史形成对照意义的是,在最新的天津规划里,2200平方公里的滨海新区,将天津重新生生补足为一个以国际港为中心,伴随自由贸易区、高增长的巨型临海经济、广阔的腹地“开发区经济”、“保税区经济”为基础的海港城市,辐射中国北方,并进一步通过填海和挖掘航道,从渤海湾深处,刺入海洋。 当我几年前初次听到“滨海新区”这个词,我只想起无数反腐反黑电视剧里都有的那个风光旖旎的杜撰出来的“滨海市”。而这次当我们询问我们碰到的每一位新区的开发者,“滨海新区”会成为纽约吗,或者天津会成为纽约吗,他们都拒绝承认,就好象怕说破一样。 当然,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去问渤海湾的其他港口,所有海边的人都在赶进度,在和时间赛跑,和国家政策赛跑,和政府换届赛跑,和资源赛跑,都希望将一种可能是暂时的优惠政策变成永久的既成事实的优势,也许所有的港口都被同一个国家意志先后赋予了同一个理想,这正是区域竞争继续存在的机制源头。 当我们绕开天津城,看过了港口的线条、色彩鲜艳的集装箱堆站、金融中心的工地、大坑、脚手架、空空的厂房、海边的化工冶炼烟囱、闪耀着金属光泽的现代粮仓、节奏缓慢的飞机总装车间之后,我们在渤海边也看到了最原始的填海——就如同一场战争,绵延长达数里的运土卡车满载着淤泥,尘土暂时吞没了所以规划图的界线,也吞没了河北与天津的交界,在我的错觉中,这些满载的卡车几乎是将淤泥连同自己都粉身碎骨抛进眼前的蓝色土地。中国规划网天津4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