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北京城风水探略

    在古老的蓟城东北郊，有一条涓涓流淌的小河，小河自西山流出，由西向东，蜿蜒曲折，滋养着这片广袤的平原上，无尽的稻畦桑田。

   “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依，叶叶自相当……”这是曹植来这里时，在他的《艳歌行》中，对这一带景物的描述。

    小河名叫高粱河（又名高粱水，金代称高良河）。《水经注》中这样记载：“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这里所记载的蓟城，就是当时的北京城。不过那时的城池较现在偏西南，大致位于今天的西二环南段和西三环南段之间。
 

    涓涓高粱河——什刹海的形成

 
    高粱河自西北发端，蜿蜒东流，流至今德胜门时，折转向着东南方流来。这时的高粱河开始放慢了脚步，渐流渐缓了，渐流渐宽了，满溢着安详和静谧，呈现着“行进河池又稻田，碧花红穗散秋烟，一群鹅鸭三篙水，酷似江南雨后天”的秀美的田园风光和水乡景象。

    这 “又东南流”的一段河身，最终流成了闻名遐迩的什刹海。

    今天的什刹海由积水潭、什刹后海和什刹前海三个自西北走向东南的湖泊组成，俗称后三海。与位于紫禁城西墙外的前三海（北海、中海、南海）蜿蜒相连，共同组成了北京内城唯一的水域。
 

    莲花池水系上的金中都

 
    什刹海水域的进一步形成，始于金朝。金朝时，什刹海水域的名称叫做“白莲潭”。

    公元938年，辽朝南进，将蓟城定为其陪都，改称南京，也叫燕京。北京古称燕京，即据此而来，距今已逾千年。

    公元1125年，金攻克燕京，辽灭。随后对燕京城进行了扩建。28年后，即1153年，金朝正式迁都燕京，定名为中都。

    又13年后，即1166年，金朝的第五位皇帝完颜雍，开始在中都东北郊（今北海处）大兴土木，兴建离宫——太宁宫。同时，对今什刹海水域左近河道进一步进行疏浚和拓宽，并开挑了今北海、中海等湖泊。今天的北海的琼华岛、中海的瀛洲就是那时兴建的。
 

    从古薊城、燕京到金中都城

 
    金中都城是在古蓟城和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从唐时古蓟城开始，之所以在此处构建城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西的西湖（今莲花池）水系。依水而建城池，引水穿城而过，这是古今以来城市选址与建设最普遍的规律。从风水学的角度看，古蓟城在此构建城池，乃至后来金中都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为中都城，其所呈现的风水意象是十分合理的。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平原以水为龙脉。《青囊经》云：“平洋龙以水为迹，谓水里龙神不上山”。而所谓龙脉，即指气脉。平原地中，有水的地方，即是气脉雄壮的地方。水就低，有水的地方自然是相对聚合的地方，聚合即气聚。所以，古蓟城选址于西临西湖（今莲花池）自然是合理的。

    其次，无论是古蓟城，还是燕京城，以及后来进一步扩建了的金中都城，在构建城池时，都相对让西湖处在了城的西北方。水自西北方引入，穿城而过，然后从东南方流出。在后天八卦理论中，西北方为乾卦，乾为天，意即水自天上来。《河图》云：“天一生水”。

    这是风水学理论中，合理而上乘的水法。之后的元大都，其环绕穿城而过的金水河，也是自西北方引入，从东南方流出。在元大都基础上再建的明紫禁城，自然也不例外。杨筠松《地理五诀》中将这种水法称为：“贵人禄马上御街”。其理论精妙之极。 

    然而，水系的变迁让金中都城越来越处在了不利的位置上。先是其东北部的白莲潭，水域越来越宽，而流注白莲潭的高粱河，其水源相对更远，所谓来水要长。此处的气脉也自然渐趋雄壮。相比较之下，穿金都城而过的西湖水系，不仅没有增多，反而有缩减之势。而且其水源就在本处，即来水不长。尤其是太宁宫的兴建，更是直接疏浚和开挑了白莲潭水域。这两处相距不远的地方，其气脉趋旺和趋衰之势，皆已十分明显。就金中都城而言，在据有地利上，已逐渐失势。

    再者，古蓟城本来不大，西湖水系所具气脉足够使其繁盛。而在古蓟城基础上扩大了很多的金中都城，其所依西湖水系却有减无增，自然的，其所具地利气脉便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扩大了的金中都城。

    更为不利的是白莲潭处在金中都城的相对位置。白莲潭在中都城的东北方，八卦中，东北方为艮卦，艮为山，山宜高，见水则不利。换个说法，因水域越来越宽大而气脉越来越雄壮的白莲潭水域，不仅没有助旺金中都城的气脉，反而起了很不利的作用。
 

    金朝灭亡

    公元1215年，迁都至此只短短62年之后，金中都城被蒙古攻陷，富丽豪华的一代宫阙，遭人为焚毁。

    我们不能说金朝的灭亡完全是因为其都城的风水失势，相比于蒙古的强大，金朝的灭亡是早晚的事。但至少，其都城风水的失势，加快了金朝灭亡的速度。而且中都城最终被付之一炬，应该说与其风水失势也不无关系。
 

    什刹海畔的元大都

 
    金中都城地利气脉的失势，让统治这块土地的后朝不得不做出迁移城址的选择。什刹海水域所在地区，自然的也必然的成了唯一的选择。这里所要重点论述的，正是主宰了京华大地700余年风云变幻的什刹海水域。这当然要从元大都说起，因为元大都城正是依什刹海水域而建。

    大凡都邑城廓，总要依江河湖泊而建，或引水穿城而过，或左近临水而建，正所谓水旺而气脉足。 

    什刹海水域所具的雄壮的气脉，给自元大都以后的北京城，注入了无限生机，数百年来繁盛不已。

    公元1260年，元朝占领金中都城45年后，元世祖忽必烈御驾南征。此次南征的目的，是为了考察金中都旧城，准备将首都从上都开平迁移至此，以便一统中原。但当他抵达中都后，却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了更适合建都的什刹海水域。于是他毅然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确定在什刹海水域营建新都城。让他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一方面是什刹海的秀美，让自幼生长在大漠孤烟里的他，感受到了宛若江南水乡的温润气息，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听取了两个人的建议。

    这两个人是伟大的水利学家郭守敬和之后受命负责新城设计规划的郭守敬的老师，汉族学者刘秉忠。这两个人既精通天文、地理，也精通历算和水利，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精通易学。
 

    临旺水而建都

 
    今天再来看，这个临旺水而建都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抉择合于风水学基本原理。其勿庸置疑的正确性，在之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次被印证。 

    公元1267年—1283年，历时十六年，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元大都城建成。是元大都城选择了什刹海水域，也是什刹海水域选择了元大都城。

    让我们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窥探一下当年郭守敬和刘秉忠的设计规划吧。

    什刹海元初称为积水潭，元中后期又称海子。

   《元史·地理志》记载：“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寿山（即琼华岛）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

    所说“西北诸泉之水”，除了原有的高粱河水外，还有郭守敬先后两次引自西北的诸水。

    一次是早在新城开始营建的前五年，即1262年，为了开通漕运，开发玉泉山，引来玉泉山诸水入大都城。另一次是1291年，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他“引北山（今北京昌平区东南凤凰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翁山泊（今昆明湖）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

    令人称奇的是，第二次引水工程中，包含着一个奇迹：昌平的海拔与北京接近，中间还有两道河（清河和沙河），落差太小，甚至还有负落差，无法直接引水。郭守敬反复测算，先将泉水向西引，在西山脚下汇合诸泉后再南引入瓮山泊（今昆明湖），最后导入城内——这与700多年后的今天，在精密仪器辅助下修成的密云-北京引水渠的路线极为相近。
这两次引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开通大都城的漕运，使积水潭成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这是郭守敬早在建都之初就提出的建议。而与此同时，这两次所引之水大大增加了什刹海的水量，水域更宽了，水源更远更长了——“汪洋如海”。自然的，什刹海所具有的，从风水学角度而论的地利气脉也越雄壮了。真可谓一举两得。元大都后来空前的繁华与兴盛，此时已准备充分。 

    有来龙还得有去脉。而且要开通漕运，也必须要将海子和大运河相连通。经过反复勘察，郭守敬最终确定从今前海东岸的万宁桥（也称地安门桥或后门桥）将水引出。并进一步上奏元世祖，修通大都城至通洲的运河。水出万宁桥，“东折而出南水门。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洲，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于是复置都水监，俾守敬领之。帝名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元史·郭守敬传》

    工程历时三年，于1293年秋竣工。是年，忽必烈自上都还京，“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名曰通惠河”。

    引来西北诸水，修通通惠河，连通京杭大运河，伟大的水利学家郭守敬精心设计规划的这一切，让这片秀美的水域，一时间变得繁花似锦。从而获得的漕运效益更是盛况空前。明代劳宗茂曾做诗称赞：“莫谓盈盈衣带水，胜他多少犊轮章”。

    然而郭守敬的设计规划为什么能够如此奏效？

    却原来，他不仅精通水利，同时还精通易学。故而在对这片水域的设计规划中，他处处严谨的贯穿着缜密的风水意象，在对风水学理论的遵循、应用和体现方面，达到了至高的境界。

    首先，在修建大都城时，他在和义门（今西直门）南北处各设了一座水关。和义门在大都城的西北方，前文已论述过这种引自西北方，穿城而过，从东南方流出的水法，杨筠松称之为“贵人禄马上御街”。而他的设计也正是如此——海子之水自北水关入城，先北上，复东折而南，总体入城走势由西北而东南，所确定连接通惠河的万宁桥处，正好是海子水域的东南方；从南水关入城的，环绕皇城的金水河，环绕过皇城后，也是从皇城的东南方汇入通惠河。然后，通惠河又是从大都城的东南方流出——所有这一切，从来龙到去脉，从整体到局部，乃至每一个相关环节，其设计和布局无不严谨地遵循着风水学原理，令人称叹！由此来看，之后的元大都之所以能够空前的繁盛，实属必然。

   《青囊经》论“去脉玄关”云：“去处之元，宜重重关锁，气方能聚”。通惠河即是大都城的去脉玄关——“每十里置一闸，凡为闸七”——通惠河上的这七道过舟止水的闸门，不正是重重关锁的去脉玄关吗？（另一方面，北京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如何使船只由低处的通州驶向高处的积水潭？这道难题几乎取消了将大运河引入都城的可能。而这七座水闸，通过上下闸的互相启闭来调节水位，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而他修通的通惠河，不正是杨筠松设定的畅达的“御街”吗？

    沿着这条逶迤而绵长的御街，走来了“川陕豪侠”，走来了“吴楚大贾”，走来了“异域僧人”，走来了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正是兴起于此时。而海子之滨，则是其最重要的发源地。

    沿着御街纷至沓来的，还有数不清的王朝重臣和各地名士，纷纷来此游赏雅集。这里一度商肆画舫云集，丝竹悦耳，酒香醉人。沿着御街，还走来过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他就是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大都城的繁华令他惊叹不已，他在游记中评价大都城的辉煌“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1998年，一条长达17.5米的元代古船，在通州被意外挖掘出来，斑驳的船身如同一片凋零的树叶，满浸着岁月的沧桑。时间虽已不再延续，但这只巨大的船舶却分明透露出大运河昔日的繁华。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刘秉忠的城建设计规划。

    著名的北京历史地理学家，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在《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一文中说：“从大都城的整体规划来分析，控制其平面布局的决定因素……是太宁宫以北那一段高粱河上的积水潭。整个大都城在平面设计上的中轴线，正是紧傍积水潭的东岸才确定下来的。中轴线的起点，即积水潭的东北岸上，也就是全城设计的几何中心，就地筑有‘中心台’作为标志”。“根据已复原的大都城平面图进行分析，十分明显的是大都城西墙的位置，刚好在积水潭西岸以外，其间仅容一条顺城街的宽度。紧傍积水潭的东岸，又已确定为全城的南北中轴线。这就说明这积水潭东西两岸之间的宽度稍加延长，便是全城宽度的一半”。

    正如侯仁之先生文中所说，大都城的整体规划完全是依据积水潭而确定的。积水潭东西两岸的直线长度和其在东岸端（今银锭桥所在位置）的折拐处，成了规划大都城平面布局的决定因素。换言之，其依据点至少有三点：一、将积水潭东西两岸的直线长度确定为大都城东西宽度的半径；二、将积水潭东岸端的折拐处确定为全城的几何中心，风水学上称此几何中心为“立极点”；三、将南北纵穿立极点的线，确定为全城的中轴线。

    然而，为什么大都城的整体规划要以此为依据？迄今为止，尚未见到相关解释或说法。 

    本文暂从风水学角度，略作探索。

    首先大都城必须临水而建。因为平原地中，有水的地方，即是气脉雄壮的地方，《葬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什刹海水域宽广，水旺而气脉足，这在前文已有论述。而如何“临水”，则首先要分清所临水域的来去、动静和阴阳。

    积水潭和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元代尚未南海）水域自和义门（今西直门）北水关入城后，其走势先北上，复动折而南，这一段的整体走向是自西、北而东南。然后，自积水潭东岸端（今银锭桥处）猛然西折而南，最后止于西南。这一段的整体走向却是自东北而西南——十分明显，这个转折处正是整片水域的分水岭。 

    故而，折转处以西的水域便是来龙，是动，为阳。就好比人体的动脉。折转处以东、西南的水域，则是归脉，是静，为阴。就好比人体的静脉。也就是说，这个折转处其实是这片水域来去、动静和阴阳的交汇处。所以必然的，刘秉忠将此处确定成了全城的几何中心——立极点。并进一步建起“中心台”以作标志。这应该才是确定此处为全城几何中心的真正原因。

    接下来，在中心台处，以八卦方位格定“来龙”，则北水关在兑卦中，北上而东折处在乾卦中，乾为天。《青囊海角经》论来龙云：“迢迢西兑下天门”。此是也。

    然后，将代表来龙部分的水域长度，确定为大都城宽度的半径，也就是据此来确定大都城的大小。前文述及，金中都城在古蓟城的基础上扩大了之后，所临莲花池水域所具有的地利气脉，已不足以支撑扩大了的金中都城。而刘秉忠以“来龙”的长度为依据，来确定大都城的大小，这本身就已经确保了这片水域所具的地利气脉，能够足以支撑大都城。这是对这片水域所具地利气脉的量化，其量化的方式直截了当，既没有造成浪费，更没有过量利用。大都城后来空前繁荣的事实证明，这个量化是正确的。 

    还有，继续在中心台处，以八卦方位格定“去脉”，则这片水域的“去脉玄关”通惠河流出的方位，在大都城的东南方巽卦中，遂成水法中的“御街”。而这片水域的“流归处”，大内皇城西侧的太液池，正好处在大都城的西南方坤卦中，坤为地。

    这样，整片水域在大都城内构成的格局是——水自天上来，曲曲蜿蜒，流归于地。而通惠河则是让这片水域“通窍”的“去脉玄关”。 

    多么精妙的设计布局！其对自然水域的走势、大小、来去、动静、阴阳、开合等等的梳理和应用，可谓浑然天成。 

    壮美的中轴线 

    立极点和城池的轮廓确定了之后，还必须再确定出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风水学上称之为立向线，即坐向朝向。刘秉忠给元大都城确定的中轴线是北面“稍偏向西”，南面“稍偏向东”，然后纵穿“中心台”的连线（也就是说，确定中轴线的依据依然是什刹海水域）。

    在此之所以论述元大都城的中轴线，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自营建元大都城时确定之后，历经元、明、清至今，沿用700多年而未变。也就是说，今天北京城的中轴线与元大都城的中轴线是同一条线。

    然而正因如此，所以对这条足以影响整个北京城市格局的“脊梁”的评说和解释，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以至多有谬误。

    晚清张江裁在《燕京访古录》中记载：“北京城在筑城时，不敢用子午线方位，而是稍偏向东，皇城也是这样”。

    说这条中轴线“稍偏向东”是对的，但“不敢用子午线方位”的说法却是谬误的。元大都城的构建，的确没有采用“真子午线”，但这决不是“不敢用”。实际上，在风水学理论中，任一方向线都是可以被确定成中轴线的。更何况子午线还有“真子午线”和“磁子午线”之别。

    真子午线是通过地面上任一点指向地球南北极的方向线（地球的经度线）；磁子午线是通过地面上任一点指向地球磁南、磁北极的方向线。由于地球的磁南、磁北极与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不重合，因此，指南针指示的南北方向与地球的经度方向，存在着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叫磁偏角。

    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关于磁偏角的最早记载。“微偏东”（与地球经度线相比，微偏东）指的正是磁子午线。而且由于地磁极不断变动，不同地点的磁偏角大小不同，同一个地点的磁偏角的大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

    元大都城的营建在宋朝之后，故而刘秉忠和郭守敬不仅知道磁偏角，而且对北京地区当时磁偏角度数的测定也非常准确。

    根据天文日历，北京地区的磁偏角年变更值是北偏西0.0098度。2003年北京地区的磁偏角是北偏西2.19度，依此计算，开始营建元大都城的1267年的磁偏角为北偏西2.06度。 

    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北京城的中轴线正是北偏西2.06度。

    由此可知,刘秉忠和郭守敬为元大都城确定的中轴线，正是这条当时北京地区的磁子午线。

    这本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这条中轴线的确定，却引来了当今许多专家学者和历史学家的争议，并借此大做文章。他们先是“吃惊地发现”，继而“惊呼”北京城的中轴线“偏了”，是“歪的”，与子午线有“两度多的偏离，不到两度半”。还因此制造出了“中轴线谜局”。一时间热闹非凡，并随之出现了解读“中轴线谜局”的诸多不同版本。诸如，有历史学者提出中轴线是刘秉忠，郭守敬故意弄偏的，试图以此反抗元朝的统治，因为他们是汉人。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建造时采用磁针定位法造成了技术上的误差所致。还有学者认为，中轴线可能是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坏而发生了偏斜，等等，不一而足。

    遗憾的是，这些专家学者似乎并不知道还有一条磁子午线，而所谓“偏离”也只是相对真子午线而言，难道中轴线必须得是真子午线，而不能是磁子午线和其它方向线？如果中轴线可以选择，为什么选择磁子午线就是“偏的”和“歪的”？

    更何况，早在《燕京访古录》中，已明确记载中轴线“稍偏向东”（虽然其“不敢用”的说法无从说起），哪里还等到现在的某些专家才“吃惊地发现”？

   “这条中轴线以其巨大的魅力和严谨的科学性，抗拒了时间的损毁，一直延续到今天。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梁思成《伟大的中轴线》）。

    元大都城的设计布局是精妙的，更是合理的。这座都城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王者之气！元朝时期的经济、文化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元朝时期的中国版图，第一次不再四分五裂，变得大气、舒展而一统。 

    风云变幻的明都城 

    明代以后，大都城改称北平。永乐三年（1403），燕王朱棣夺取明朝政权后，将自己的封地北平改为北京，并开始作迁都北京的准备。十八年后，公元1420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

    一、 立极点南移

    明代的北京城，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改建，其中最根本也最关键的改建，是将大都城的北城墙向南缩进了五里。同时，将大内皇城（明紫禁城）也相应南移。

    这个改变让明北京城和元大都城相比，在风水格局上发生了相应变化。因为这个改变让城市的立极点（中心点）也必然的相应南移。

    元大都城的立极点是依据这片水域的自然走势而确定的，如果临这片水域建城，从风水学角度上看，这个立极点应该是最合理的，是不二之选。但明北京城却改变了这个最合理的立极点，将立极点南移到了景山的位置上。 

    二、 镇 山

    景山原名“万岁山”，是明北京城改建时，用挖掘护城河和南海的泥土堆筑而成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最合理的立极点位置，而将其移至景山位置？如此重大的移动，其依据是什么？

    有一点可以十分肯定，都城的改建事关重大，决不可能草率行事。

    祝勇在《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书中叙述：“都城的中心点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原来万岁山中峰，恰好居于元代宫城最重要的宫殿——延春阁的位置。于是，万岁山的另一层意义便显露出来——用于压制前朝的‘风水’，让它永无翻转的机会。所以万岁山也叫‘镇山’，而‘景山’一名的使用，则是从清代开始”。

    镇山所镇者，正是元大都的延春阁——元朝的中枢神经。因而，这才是中心点南移的真正原因。 

    这个政治上的意义远远大于一切。为此，明成祖朱棣和他御用的设计师们痛苦地，迫不得已地选择了中心点南移的方案。因为这个选择改变了元大都城原本缜密的风水格局，甚至使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最终为了完成这个方案，也依然应用了风水学的方法——堆筑“镇山”。

    三、 新立极点上的北京城

    新的立极点确定后，在镇山上（新立极点）重新以八卦方位格定“来龙”——依然值得欣慰——来水入城的德胜门铁棂闸依然处在城西北乾卦中，水依然自天而来。但北城垣缩进后，原积水潭被分割成两部分，其西北部被割于城外，城内水域大为缩减。也只好如此了，这是改变原格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欣喜的是，立极点的南移让北海水域和什刹前海水域转换成了“来龙”部分——明代在这片水域上修建了德胜桥和银锭桥。

    这两座桥的建成，使元代连为一体的积水潭一分为三，形成了两桥贯连三水域的格局。德胜桥西的水域称为积水潭，银锭桥西的水域称为什刹后海，银锭桥东的水域称为什刹海前海。这三个名称沿用至今。

    如果说德胜桥主要是因为德胜门建成后，为修通德胜门内大街而修建，那么银锭桥的修建，则完全是出于风水格局的需要，其所蕴涵的风水意向，完全是为了扭转元大都城已经定型的风水格局，是对立极点南移后，新的风水格局的平衡。

    银锭桥的位置，处在整片水域自西北走向东南，后西折而自东北走向西南的折转处。此处原是这片水域的分水岭，是这片水域来去、动静、阴阳的交汇处，这在前文已有述及。元大都城的立极点就是刘秉忠依据这个“来和去”的交汇处而确定的。 

    明代北京城的改建，因北城垣的缩进，将积水潭一大半的水域割在了城外，使来水自入城处，至此“来和去”的交汇处的距离变得很短，即让“来龙”变得短了，而“来龙”又怎么可以变短？

    于是，修建银锭桥在风水学上的意义呈现了出来。请看，水自铁棂闸入城后，先来至积水潭，因德胜桥的出现，又自积水潭来至什刹后海，更因银锭桥的伫立，再自什刹后海来至什刹前海，然后来至北海。从铁棂闸到德胜桥，再到银锭桥，水一路流来，银锭桥成了来水的最后一道水关。银锭桥的出现，化掉了这片水域自然形成的“来和去”的交汇处，将来去、动静、阴阳的交汇处南移到了北海琼华岛处——站在琼华岛上（与新的立极点景山平行）远眺西北，水自铁棂闸来、自德胜桥来、自银锭桥来、一直来到琼华岛处，这样“来龙”部分就自然变成了自铁棂闸至琼华岛。又因这里已不再是交汇处，所以也让元大都城的立极点消失于无形。应该说，这两座桥的建成是对改建后的北京城风水格局的又一个至关重要的弥补。

    如此一减一增，“来龙”也算没有受损，也应该有所补偿了。

    四、 开凿南海

    进一步格定“去脉”。由于立极点和紫禁城的南移，“去脉”部分只有中海水域了——显然太短。于是必须在中海的南端，西南向再开凿一海（南海），使“去脉”部分延长并更趋于西南坤卦中，水复归于地——这也应该是明北京城开凿南海的真正原因！南海的开凿是对改建后的北京城风水格局的重要的弥补。 

    五、 镇水 

    在这片水域的流归处开凿南海的同时，明代又在来水处，今积水潭西北岸的一座小山上，修建了一座镇水观音庵。“镇”了山，再来“镇水”，山水都得“镇”，足见其顾虑之深，以及谨慎之微。

    镇水观音庵在清乾隆时进一步改建，重建后改名汇通祠。1987年又重建后，设成了郭守敬纪念馆。

    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和再现。原来明代修建镇水观音庵的这个位置，正是元代的都水监，是郭守敬设计这片水域时，办公的地方。今天来看，明代修建镇水观音庵的另一层意义，同样显露无遗。而郭守敬纪念馆的设立，则是再现这位北京城的“大禹”的最好的方式。

    六、风云变幻

    然而，无论如何，这个对元大都城风水的改变，依然令人遗憾。尽管是处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之后又做了诸多相应的弥补，但似乎总会在之后要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

    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位于紫禁城“土”字型台基上的三大殿，被雷火击中，顿时火光冲天。永乐皇帝用近二十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三个月，就毁于天火。

    从那时起，这座紫禁城中最宏伟的建筑，象征着最高权力核心的三大殿，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历经灾难，而每一次灾难，都是毁于大火。最后一次遭受焚毁是清康熙十六年（1679年）。这是自三大殿落成后，二百多年间的第四次失火。由于重建三大殿的耗费巨大，每一次焚毁后，短时间内都无力重建，乃至于其间有近百年的时间里，紫禁城的中央一带，总是一片黑焦的废墟。 

    今天紫禁城三大殿，是康熙三十六年（1699年），最后一次被焚毁二十年后，第五次重建的。

    不能单方面的说，三大殿屡遭焚毁，就是因为明以后，北京城的立极点南移而导致的，三大殿的木质结构是导致其屡遭焚毁的更直接原因，而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呢？却不得不令人深思。

    与元大都相比，今天来看，遗憾归遗憾，但毕竟，明代对什刹海水域的改造和梳理是十分谨慎的。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虽然明代出于政治原因而不得已的改造，通过诸多相应的弥补后，依然做到了合理。当然也同时证明，明代对这片水域的设计规划，同样严谨地遵循了风水学原理。

    七、水龙和陆龙

    2003年，地质矿产部遥感中心的科学家们，在北京上空遥感航摄了一组照片，发现中轴线上的古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形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进一步深入研究后：“他们将遥感照片与历史资料相印证，最终惊奇地发现，明代北京城的设计建造中，暗含着两条巨龙的造型——一条是水龙，另一条是陆龙”。祝勇在《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中进一步写道：“古人在大地上制造的巨型景观中，常常包含着特别的寓意，只有上天了如指掌。由于没有人能够取得上天的视角，也就不可能从一鳞半爪间，读懂这些专门为天空呈现的图画。

   “古代建城者的图纸早已消逝，学者们试图依靠科技手段，勾勒出古人最初的想象——南海是水龙的龙头，湖心岛恰好是龙眼，中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则是龙尾，颇富动感。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宛如龙吻，金水桥为龙的颌虬，东西长安街仿佛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址如同龙眼，紫禁城恰似龙的龙骨龙身，四座角楼好像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而龙头前方的宝珠，正是正阳门。通览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演两仪、四象、八卦之象。

   “也许是有意的设计，也许是天然的巧合……”。 
 

    中国规划网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汪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