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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深圳还只是“省尾国角”的一座边陲小镇；2007年，已崛起为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的第四座现代化城市。深圳30年巨变本身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过程。 特区的设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后，改革创新已成为她的灵魂。这就是深圳的故事。
是什么力量激发出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高速度？ 是什么魔力托起令全球瞩目的深圳“一夜城”？ 三十年来，一代人的命运与深圳的发展紧密相连，期间发生了哪些故事？ 可歌可泣的创业发展故事和鲜为人知的史料披露，让我们重回那个青春激荡的年代…… 如今的深圳，一眼看不到转折点。 一座座玻璃外墙、簇新现代的高厦中，夹杂着鸽子笼般的居民楼和火柴盒般的旧厂房，雨水冲刷后留下的黄色锈迹，留在每一栋发灰的建筑物脸上，将这个城市的过去，留给现在和未来。 蛇口第一炮 足足30平方公里，听了袁庚和广东省的汇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划了两条线，“这个半岛，都给你。 袁庚没敢要，他只要了半岛南端的蛇口，2.5平方公里，近300个足球场大小。 这一天，是1979年1月31日。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开始梳理深圳的发展脉络，这个形似蛇头的弹丸之地，被称作中国特区改革的试管。 这是刚刚被交通部派到香港招商局担任副董事长的袁庚对蛇口的第一次考察，他需要个地方，建个拆船厂，作为开拓他61岁新事业的起点。 1979年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 溜达了一上午，他只看到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和嗡嗡作响的绿头苍蝇。在这个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同居住的不足千人的小镇上，看不到男人，偶尔露脸的老弱妇孺都躲在墙角里，没有表情。
袁庚相中了这个地方。袁庚是个聪明的人，在李先念批给他的这块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加了很多“价码”。袁庚说，对于蛇口，要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进行管理，有关建设、生产上使用的物资进口及产品出口，要免税放行。 “好，我批。”李先念在写下“拟同意”三个字的同时补充说，“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 袁庚动作很快，不到4个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一个崭新的外向型工业区诞生。 青春年代 似乎就是从1979年开始，人口不到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忽然热闹起来。 刚刚过完年，惠阳地区公交计委办公室副主任骆锦星就坐上了前往深圳的大巴。泥土路，过两个关口，车子摇摇晃晃，4个小时才到。 春节前，隶属惠阳地区的宝安县刚刚更名为深圳市，广东省委向全省干部发出号召，支援深圳建设，骆锦星自认喜欢挑战，和31名惠阳地区的干部一起，从城市来到农村，担任新成立的房管局副局长。 亲自起草了特区条例的吴南生，受命兼任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他也带着5个人，乘火车从广州来到深圳。半年后，广东又安排有着丰富大城市管理经验的副省长梁湘任市委书记，吴南生不再兼任。 骆锦星记得，当时的深圳，一眼望得到尽头。 全镇2.6万人，汽车7辆。两条水泥路穿过小镇，一条是人民路，另一条是解放路，全长不到2公里。“干部都住在迎宾馆附近的党校，门前一条臭水沟，蚊子一抓一大把。”骆锦星说，“看来，真要走一条血路才行。” 虽然中央一直强调不给特区一分钱，吴南生还是从副总理谷牧那里争取到了3000万的启动资金，靠着这3000万，深圳搭起了特区建设的第一块积木。另外的资金来源是“卖土地”、向银行贷款和引进外资，最初几年不向中央缴纳税款的特殊政策也间接提供了特区建设的资金。 最有想象力的骆锦星提供了“卖土地”的点子。 “把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外商，我们就能用租金来搞建设，外商拿了地，也必然愿意来投资，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困难在于曾经的信仰。当时宪法规定土地不能出租、转让。 “没有办法，都按规矩办，还叫什么特区？”骆锦星说，不是要闯血路么？血路就是有人要牺牲。 统计数字显示，从1980年到1981年，深圳共出租土地4.45万平方米，获得“土地使用费”2.136亿港元。 这一做法，日后在全国蔚然成风。1988年，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有关条款，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 资金来源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深圳最初的发展模式，建成“出口加工区”的最初期待，也在实践中被丰富和完善。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大量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建宾馆、建道路。国贸大厦、深南大道，这些深圳的地标，均在此时竣工。 在特区建设的最初三年里，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倍，不仅把另外三个特区远远甩在身后，还让十里洋场的上海、华南第一城广州黯然失色。 小渔村创造了大奇迹。一些冲破经济发展羁绊的制度改革，也在进行当中。 1982年，通过竞聘，普通职工何能胜获得了中英街上的沙头角综合商店总经理一职，1983年，国贸大厦的女员工已经可以每月拿到200多元的工资，比内地的部长还高。1984年，深圳市民可以不再凭粮票敞开购粮。 这些改革，10余年后在内地以同样的方式上演。 那是改革启蒙期的激情年代，深圳宛如一个盖世英雄，叱咤风云。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 小平给特区定“姓” 作为探路者，每前进一步，都在撕破旧有体制的脸面，艰难可想而知。 一份在1982年年初呈交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对深圳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外资充斥市场，宗教迷信活动加剧，淫秽物品大量流进，暗娼增多，台湾反动宣传加紧渗透，港台电视也占领了阵地，特区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省委书记任仲夷向中央作了他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份检查。 这一年，凡是从广东到内地的旅客，都要搜身，防止走私。特区成了坏分子聚集地的代名词，当时的一些影片中，只要是坏人，就讲粤语。 1983年年底，深圳少见地下了一场大雪。过完元旦，邓小平来了。 站在深圳当时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邓小平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深圳：许多工地正在施工，机械塔吊伸开长臂不停转动，纵横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已经建成，路上车流穿梭，罗湖新城初具规模。 小渔村变成了大工地。随后的两天，邓小平参观了渔民吴柏森的家和蛇口工业区，随后只言未留，前往珠海。 回京前，邓小平为深圳留下题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对的。” 这句话，挽救了深圳。 事后，市委书记梁湘把一幅300平方米的邓小平巨幅画像，竖在了深圳最显眼的深南大道上。 虽然此后深圳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深浪潮”，素以强悍、理想主义，敢担当著称的市委书记梁湘，也在争论声中黯然离职，但那些亲身参与了深圳建设的人们，每行至此，都会从内心生出坚定的力量和勇气。 当天，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市负责人的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邓小平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同志边观光市容，边同广东省、深圳市负责人亲切交谈。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儿，他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是要用深圳，再次推动全国改革的步伐。 如今，在深南大道和红岭路的交汇口，邓小平画像，刚刚重新粉刷，穿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笑容依旧。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灵魂，深圳的灵魂，是邓小平。 要放胆尝试不要怕犯错 “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邓小平同志侃侃而谈。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谈到：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等等。 这意味深长的七个字，蕴涵了邓小平同志对深圳这个自己亲手创办的经济特区殷切的期望。 深圳，你被谁抛弃 1997年，邓小平逝世，很多深圳市民自发点燃蜡烛，在小平画像下祭拜，不少人失声痛哭。 此时的深圳，已经走过明亮、激情的青年时代，正面临各路诸侯的围剿和成长的困境。 独家的特惠已变为多家共享的普惠，浦东新区迅速崛起，各种名头的特区遍布全国。耶鲁大学归 1997年香港的回归更让许多人相信，支撑深圳存在的重要政治原因已经不在。2000年10月，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突然下发文件，责令深交所A股新股停发。国家层面的政策安排，让深圳经济走入寒冬。 脱离了“特区”的语境，单纯作为一个城市，深圳的弱势是显而易见的。 在过去的30年里，怀揣着财富和创业的梦想，不停有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30年里，深圳的人口不断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万，到90年代的100万，再到现在的超过千万。 在这个99%的人口是外来人口的移民城市里，没有归属感的人们毫无担忧地消耗着城市的资源和信誉，“金钱第一”成为普世价值，飞车党、抢皮包、割项链的新闻不绝，不断攀升的自杀率大半原因是抑郁症，最初以淘金为目的的创业者们，开始向这个城市索要幸福感和安全感。 普通打工者呙中校，恰在此时来到深圳。和所有打工者一样，在宝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场，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为一家证券网站开发网络系统。工作不稳定，一年里，他换了5家公司，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钱。 虽然只是个普通的“打工者”，武汉大学金融系毕业生呙中校却一直在思考和关注深圳的发展。2003年，他把对深圳的担忧写成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发表在强国论坛，经纸媒转载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对深圳出路的又一次大讨论。 据说，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在一次会议上称赞了这篇网文，之后，文章的便摆上了每个委办局局长的办公桌。 在媒体的推动下，呙中校还成了市长于幼军的座上客，网民和市长关于深圳发展之路的平等对话，一时传为美谈。 5年来，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为深圳“寻医问药”。
30年一觉改革梦 这个肯定，让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唏嘘不已：“从存在那一刻起，存在的必要性就被质疑，一直到现在，这种滋味不好受。” 已卸任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对这个研讨会也很关注，在会议论文集一些重要的文章上，他专门作了记号。李灏认为，深圳的重要性，不在于为国家创造了多少税收，而是探索了邓小平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怎么走。 呙中校关心的是，没有了当初一穷二白的窘境、走过了创业初期的激情，深圳继续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最首当其冲的，是继续解放思想。”冷溶说。 深圳现任市委书记刘玉浦在会上表示，深圳将把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当前深圳特区改革攻坚的重要突破口，用5年时间建立起全新的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比全国提前7年完成。 深圳仍在路上。30年的岁月穿过风尘，成就了年轮。 依赖一个个有着回忆的地名和人名，人们在沧海中记住一座城市。 袁庚96岁了，依然待在深圳。在深圳从一个渔村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起点上，他曾叱咤风云，毁誉参半。 被取消了特权的蛇口，并没有成为袁庚期待的样子，一个类似英国阿伯丁的以工业为主的港口城市，但“工业大道”、“兴工路”这样缺乏个性的路牌，还是多少留下了梦想的痕迹。 骆锦星习惯摇着蒲扇，在这个城市里遛弯儿，或者站在国贸大厦的顶层，打量这个城市，“我们这些老头子，现在基本都不在了。” 创业激情和财富梦想，依旧磁石般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向这里汇聚。每个平淡的表情后面，都有一个和这个城市的故事，或大或小，或精彩或平淡。 在深圳创业初期担任市委书记的梁湘，在不得不离任时泪流满面，他引用了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向深圳告别。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30年，弹指一挥间。30年前，小平同志拨开层层迷雾，指明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让广东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迸发出勃勃生机，孕育出一个个璀璨的发展神话，书写了一段段举世瞩目的传奇。 30年，时光飞逝如电。深圳站在新的起点上，而今迈步从头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继续高扬特区旗帜，再次以先行者的姿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昂首前行。在南粤破浪前行的道路上，小平一个个振聋发聩的论断，一声声催人奋进的嘱咐，依然在人们的心头激荡，让大家信心满怀、踌躇满志。 中国规划网深圳9月6日电 记者汪志民 (责任编辑：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