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源于个人试图面对社会强势力量，面对历史传统的重负、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和技术，保持独立和个性。这种对立以最现代的形式，呈现了原始人为自己的肉体生存必须进行的、与自然之间的那种抗争。十八世纪似乎提倡解脱在政治、宗教、道德和经济领域历史性地发展起来的所有束缚，为了让人人皆有的、与生俱来的那种人类自然品性得到无拘无束的发展；十九世纪似乎除了促进人的自由之外，还寻求提升人的个性（这跟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以及人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他变得独一无二、不可或缺，但是同时也使他更多地依赖于其他人互相补充的活动；尼采似乎把个体之间无情的斗争看作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先决条件，而社会主义则在对所有竞争的压制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但是，凡此种种之中都有一个同样的基本动机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个人拒绝在社会－技术机制中被夷平、淹没。倘若有人探究当代生活某些特别现代的领域的产品所具有的内在意义——也就是说，倘若有人像我今天思考大都会一样，考察文化机体中的灵魂——这将会要求研究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所促进的，在个人生活领域和超乎个人生存之上的那些领域之间的关系。它将会要求研究个性为了顺应外在压力而作出的调整。
    都市人的个性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感情生活的强化，这种强化是由于内外刺激迅速而连续的转变。人是一种有赖于差异而存在的生物，也就是说，他的头脑受到的刺激来自当前的印象和先前的印象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持久的印象，微弱的差异，彼此的经历和对比有着熟悉的规律，它们所消耗的精神能量，不如快速转换的影像，一瞥之中捕获的鲜明差异，以及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大都会以其街道的纵横交错以及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迅速和形态多样，造成了它的心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精神生活的感官基础方面，在我们（作为有赖于差异的造物）的有机体所需的知觉量度方面，与小城镇和乡村生活的感官－精神状态那种更加缓慢、更加熟悉、更加平稳流畅的韵律形成了深刻的对比。因此，大都会精神生活本质上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tic）的特征就可以理解了，与之相比，小城镇的精神生活更多地停留于感觉和情感关系。后者植根于心灵的无意识层面，并在未经打破的传统习俗稳定的平衡状态下无拘无束地发展。另一方面，理性的位置处于清晰明了、有意识的心灵上层，它最能顺应我们的内在压力。为了适应各种事件中的转变和矛盾，理性并不必然发生骚乱和内在的动荡，而那是更为保守的个性能够适应同样的事件节奏的唯一途径。因此，都市人的典型——当然它呈现出成千上百种个人变体——创造出一种保护机制，来抵御对之构成威胁的、外部环境的波动和断裂所带来的极度混乱。都市人的典型主要以理性的方式来作出反应，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应，从而通过意识的强化而造就了一种精神的优势，反过来，后者也促成了前者。这样，都市人对于那些事件的反应转移到了一个精神活动的领域，这个领域是最不感性的，远远地离开个性的最深处。这种知性的性质因而被视为内在生活的一种保护，用来抵御大都会的控制，它分散到了不计其数的特定现象。
    大都会一直是货币经济的中心，因为商业活动的多面性和集中性赋予交换中介一种重要性，而这是乡村生活的商业状况达不到的。但是，货币经济与知性的统治处于最为紧密的关系之中。它们在待人接物方面共有一种纯粹就事论事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把形式上的公正与一种冷酷无情的僵硬结合在一起。纯粹知性主义的人对于一切个人化的东西漠不关心，因为从中发展出来的关系和反应不能由纯粹的理性手段得到充分的理解——正如事件中的独特因素从不纳入金钱原则。金钱只关心为一切所共有的东西，那就是交换价值，它把所有性质和个性化约在一个纯粹的数量层面。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感情关系都停留在他们的个性，而知性的关系把人当作数字来处理，也就是说，当作他们本身无关紧要的元素，只有当他们提供了客观上可理解的某种东西，他们才会引起注意。大都会的居民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斤斤计较地对待商人、顾客、佣人，甚至经常这样对待义不容辞地与之相关联的人。诸如此类的关系与小圈子的性质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在后者中，必然承认个性特征，而这又同样必然会给行为举止增添了一种感情色彩，造成一个超越单纯衡量付出与回报的社交领域。关于经济－心理方面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在不太发达的文化中，产品是顾客定制的，因此，生产者与顾客互相认识。而现代城市的供给几乎完全来自市场，也就是说，那些产品提供给素未谋面的顾客，而他们从未实际出现在生产者的视野之中。由此，每一方的利益都带有不留情面的就事论事；由于人际关系无法估量，其理性计算的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无须担忧任何偏离。统治着大都会的货币经济就更是如此，在那里，家庭生产和直接的物品交易的最后残余也连根消除了，直接为个人定制而生产的数量日益减少。再者，这种心理上的知性主义态度与货币经济如此紧密合为一体，以至于无人能够分辨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相反。唯一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大都会的生活方式是最有效地培育了这种相互作用的温床。我只想援引最杰出的英国立宪派历史学家的陈述来阐明这一点：在整个英国历史进程中，伦敦从未成为英格兰的心脏，但是，经常是它的智库，一直是它的钱袋。
    在生活最外在的方面，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特征或品质，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典型的精神倾向。现代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货币经济所造成的现实生活的计算之精确性，对应于自然科学的理念，也就是说，把整个世界转化成一个算术问题，把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固定在一个数学公式之中。正是货币经济使得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权衡、算计、清点，以及把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由于金钱所具有的可计算的特性，生活要素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一种精确性，一种在界定是否均等之中的确定性，一种在契约和协议中的毫不含糊，正如从外在表现看来，怀表的普遍使用带来了这种精确性。不管怎么说，大都会的环境既是这种本质特征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典型的都市居民的交往和利益关系如此复杂多样，以至于他们的关系和行为，尤其是作为这么多各有各的利益考虑的人们之聚集所造成的结果，互相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个多种组成部分的有机体。基于这一事实，如果在承诺和履行中缺乏最严格的精确性，就会导致整体崩溃，造成无法解决的一片混乱。如果柏林的所有钟表突然以各种原因坏掉哪怕仅仅一个小时，就会使整个经济和商业活动在一定时间里脱轨。尽管这看来没有什么深刻含义，但是它所造成的种种差错会使得所有等待和失约变成浪费时间，损失重大。由于这个原因，要不是所有活动和相互关系以一种最精确的方式组织、协调起来，纳入一个超越所有主观因素而严格确定的时间表，一般而言的大都会的生活技术就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里也显现出大体上可以作为整个讨论之任务的那些结论，也就是说，每一个事件，无论它看起来如何受限于这个浮浅的层面，都立即与灵魂深层相互接触，并且，最平凡陈腐的外部事物，归根到底都跟关注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决断捆绑在一起。准时、算计、精确，这些都是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所要求的，它们不仅最密切地联系着都市生活的资本主义和知性主义特征，而且，也给生活内容增添色彩，也有助于排除那些非理性的、本能的、独立的人类特性和冲动，它们从一开始就寻求从内部决定生活方式，而不是从外部接受一种普遍的、像图表一样中规中矩的生活方式。尽管由这些生机勃勃的冲动所指引并赋予特征的生活在城市里也并非绝无可能，但是它们还是在观念上与之对立的。由此看来，我们就能解释像罗斯金（Ruskin）和尼采那样的人物对于大都会的深切憎恨，这些人只能在非模式化的个人表现中找到生活的价值，而这些表现无法化约为准确的等价物，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人那里，也有着与上述憎恨同样的，对于货币经济、对于存在之知性主义的憎恨。
    在生活方式的正确性和细致周密的精确性中，同样的因素结合于一种高度非个人化的结构，另一方面，它们又对高度个人化的倾向产生影响。或许没有一种心理现象能像厌倦（blasé）态度那样无条件地专属于城市。首先，这是对于神经的迅速变换的刺激所造成的结果，那些刺激相互对立地凑在一起，在我们看来，都市人的知性的强化似乎正是由此而来。那些迄今为止在知性上一无所用的蠢笨的人看来不太会感到厌倦。正如一种感官享受过度的生活会让一个人厌倦，因为它刺激神经达到最大限度的反应能力，直至它们最终再也无法作出任何反应，同样，危害较小的刺激，凭借其转变之迅速和相互矛盾，迫使神经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如此粗暴地撕扯它们，以至于它们耗尽了最后保留的一点力量，而停留在同样的环境中，没有时间形成新的积蓄。无力以必需的能量对新的刺激作出反应，这实际上就构成了那种厌倦的态度，跟在更为平静、更为稳定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相比，大城市的每一个孩子都有那种表现。
    大都会的厌倦态度的这一心理根源与另一种来自货币经济的根源结合在一起。厌倦态度的本质在于对事物之间的区别漠不关心。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未经感知，就像在精神迟钝的状况之中，而是事物之间的区别之意义和价值，以及事物本身之意义和价值，都交给了无目的、无意义的体验。它们在厌倦者看来是一种均一、单调、灰暗的色彩，其中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让人喜欢。这种心理状态是对彻底的货币经济的一种准确的主观反应，因为金钱代替了各种各样的所有事物，并且以“多少钱”的区别表达了它们之间的所有质的区别。有鉴于金钱以其单调乏味和冷漠无情的品质，能够成为所有价值的一个公分母，它成了一种可怕的校平器（leveler）——它掏空了事物的内核，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价值和它们的独一无二、无与伦比，而且再也无法恢复。它们都以同样的重力漂浮在奔涌不息的金钱之流。它们都停留在同一个层面，仅仅以其数量相互区分。在单个的状况下，各种事物以其与金钱相等为特色或毋宁说消除特色，可能细微到无从察觉。然而，在有钱人与金钱可以购买的物品之间的相互联系中，也许实际上出于同样的原因〔按即“金钱可以购买”〕而使公众认为这些物品所具有的总体特征中，它〔按即“以其与金钱相等为特色或毋宁说消除特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就是为什么大都会是商业中心。正是在大都会里，各种事物可以购买的性质表现出与较为简单的经济环境中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都会是厌倦态度特有的中心。在大都会里，可以购买的东西聚集起来，这种聚集以某种方式成功地达到了顶点，刺激着个人的神经能量达到最高程度。由于在同样的环境下，单纯的量的强化，这种成就转化为它的反面，转化为这种特殊的适应现象——厌倦的态度——其中，神经以放弃反应，表现出它们调整自己来适应大都会生活内容和生活形式的最后可能性。我们看到，某些类型的个性的自我保护所付出的代价是使整个客观世界贬值，最终不可避免地把个性拖向一种自己也毫无价值的感觉。
    然而，这种生存方式中的主体必须为他自己与之达成妥协，面对大城市，他的自我保护要求他有一种不折不扣的消极的社会行为。大都会的人们彼此之间的精神姿态可以从表现形式上称之为一种保留的态度。如果城市里很多人之间连续不断的外在接触必须得到同样数量的内在反应，就像在小镇上，一个人几乎认识他所遇到的所有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积极的联系，那么，城市里的人就会在内心彻底被原子化了，并且将会陷入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神状态。一部分是由于这种心理环境，一部分是我们在都市生活元素中所面临的那种特有的猜疑（它在与别人转瞬即逝的接触中不断触及每一个人），使得我们有必要作出那种保留，也必然造成那样一种结果，就是我们不认识若干年的邻居，而在小镇的亲属看来通常显得有些冷淡或话不投机。实际上，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种外在保留的内在方面不仅是漠不关心，并且，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常见的是， 它是一种轻度的厌恶，一种相互的疏远和排斥，如果它们出于某种原因、以某种方式发生了紧密接触，它们就可能爆发为憎恨和冲突。这样一种广泛的商业生活的整个内在组织停留在一个极度复杂多变的同情、冷漠和厌恶的结构之中，这是一种最简单、也最持久的结构。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冷漠的范围不像它从表面看来那么大。我们的心灵带着某种明确的感受，对于另一个人所散发出来的几乎每一个印象作出反应。而这些感受的无意识、短暂和转换看来只会把它们变成冷漠。实际上这种冷漠对我们来说是不自然的，正如陷入乱糟糟的一大堆不受欢迎的建议会让人无法忍受。有一种反感把我们从都市生活这两种典型的危险中解救出来，这种反感是一种潜在的征兆，预示着实际的冲突，因为它带来一种疏离和偏转，否则这种生活就根本无法继续下去。它的范围和混杂，它的出现和消失的节奏，它所适合的形式，所有这些带着简化了的动机（在狭义上）构成了都市生活方式不可分解的整体。在此直接显现为分裂的东西，在现实中只是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
    这种暗含厌恶的保留又显现为一种更为普遍的都市心理特性的形式或包装。它给个人保证了一种、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而在其他环境中找不到与这种个人自由类似的东西。它扎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扎根于能够从中发现一套近乎详尽无遗的规则的少数趋势之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都可以看到，社会组织的最初阶段乃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对相邻者或敌对的群体几乎完全封闭，而在它内部有一种狭隘的凝聚力，以至于个体成员只有非常小的范围，来发展其自身品性、进行他自己对之负责的自由活动。政治和家族的群体，政治和宗教的共同体，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极其年轻的社团的自我保护要求一种严格设定的界线和一种向心的统一体，出于这个原因，它不能给个人的自由和内在、外在的特性留出空间。从这个阶段开始，社会进化同时朝着两个互相分歧而又依然一致的方向进行。随着群体在数量上、空间上以及在富有意义的生活内容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的直接的内在统一体和它最初针对其他群体而确定的界线，由于相互交往和相互联系而被削弱和模糊。与此同时，个体获得的行动自由远远超越了最初充满猜忌的界限，而在群体内部变得日益广泛的劳动分工，使个人既有机会、也有必要去获得特性和个性。无论个别情形的特殊条件和压力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修正这种普遍模式，国家与基督教、行会与政党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群体都是按照这种规程发展起来的。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趋势也在城市生活框架里的个人发展中清晰可见。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小城镇的生活如此限制个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活动、他的内在独立行和差异性，以至于现代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几乎无法呼吸。即使在今天，置身于小城镇的城市居民也会感到一种非常相似的狭隘性。构成我们环境的圈子越小，有可能超越界线的那种关系越有限，狭隘的群体就会越发紧张地看守生活中的行为举止以及个体的态度，而一种量和质的个性就会越发倾向于跨越这样一个群体的界线。
    在这一点上，古代的城邦看来有一种小城镇的特性。或远或近的敌人不断对它的生存构成威胁，这导致了政治和军事事务中严格的内聚力、某些居民对另一些居民的监督，以及整体对于个体的猜忌，而个体的私人生活被压抑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只能在自己的家庭里像个暴君，才能使自己得到补偿。雅典生活中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激动和兴奋，及其特有的多姿多彩，或许可以从这一事实得到解释：一个无与伦比地具有个体化人格的人群，与非个体化的小城镇那种持续的内外压力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这造成了一种紧张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弱者被压倒，而强者被迫采取那种最具激情的自我保护。由此，在雅典，发展出一种难以准确定义的东西，它只能称为我们这个物种的知性发展中的“普遍的人性特征”。我们在此以现实的和历史的合法性为之辩护的相互关系就是：最广泛、最普遍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与最个人化的东西紧密联结在一起。两者有一种共同的史前史，也在狭隘的形态和群体中有着共同的敌人，它们自我保存的努力使它们对外与广泛和普遍的东西、对内与自由变动和个体的东西处于冲突之中。正如在封建时代，“自由”人就是受土地法保护的人，也就是受最广大社会统一体的法律保护的人，而不自由的人只能在狭窄的封建共同体（feudal community）范围内获得他的合法权利——因此，从一种知性化的、准确的意义上说，与束缚着小镇居民的那些细枝末节和偏见相形之下，今天的大都会的居民是“自由”的。大规模的社会统一体中的那种彼此的保留和冷漠，那种知性的生活环境，对于个人的独立自主的重要意义，唯有在大都市的密集的人群那里得到了最明确的重视，因为身体上的接近和空间的缺乏，使得知性的距离第一次真正让人能够有所感知。这显然只是这种自由的对应面：在某些环境下，一个人绝不会像在大都会的人潮拥挤之中那样感到孤独和失落。因为在这里，跟在别的地方一样，一个人的自由仅仅作为一种愉快的经历反映在他的感情生活中是毫无必要的。
    并不只是当前的范围和人口规模——它的基础是社会统一体规模的扩大与个人内在和外在自由的提高之间在世界历史上的相互作用——使得大都会成为这种环境所在地。确切地说，正是在对这种有形的广泛性的超越之中，大都会也变成了世界主义的所在地。可以与财富的发展方式——超过了某一点之后，财富由于自身内在要素的产出而比以往更为迅速地增长——等量齐观的是个体的视野也在扩大。同样，城市里的经济、人际和知性关系（它们在城市里得到了完整的反映）只要第一次越过某个限度之后，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起来。每一次动态的扩张不仅为类似的扩张作准备，而且是为更大的扩张作准备，从中延伸出来的每一个线索继续不断从自身发展出无数其他线索。这可以用下述事实得到阐释，那就是，在城市里，地租的“自然增价”仅凭交通流量的增加而给所有者带来自然发生的利润。在这一点上，生活的量的方面发生了质的转变。小城镇的生活领域主要封闭在其自身之内。在大都会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它的内在生活以一种波浪式的运动扩展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全国乃至国际的范围。魏玛也不例外，因为它的意义有赖于个别人物并随之消亡，而大都会的特征就在于甚至最重要的个别人物也是在本质上独立的；这毋宁说是它的对立面，这是生活在其中的个人所享有的独立之代价。大都会最有意义的方面在于它在功能上的重要性越过了实际的物理界线，而这种效力对后者起作用，给予它生命、分量、重要性和责任。一个人并不结束于他的肉体生命或直接限制其实际活动的范围，而是包含着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整个有意义的影响。同样，城市也存在于超越其当前范围的整体影响。实际上这些才是表现它们的存在的真实范围。这已经表现在这一事实：个人自由是这种范围的逻辑的、历史的补充，它不仅仅被理解为消极意义上的单纯的行动自由，并从偏见和庸人习气中解脱出来。它的本质特征更在于每个人最终以某种方式具有的特性和无与伦比，真正地在生活中得到表现，并给生活赋予形式。我们服从我们的内在本性的法则——而这也就是所谓自由——这一点只有当这种本性的表现与其他表现区分开来，才能得到感知，也使我们信服；只有我们不能被别人替代，才能表明我们的生存模式不是从外面强加给我们的。
    城市首先是经济上的劳动分工最发达的所在地。这产生了一种极端现象，就像在巴黎，有一种“凑数客”(quatorzieme，按其直译是“第十四个”)的赚钱行当。这些人可以从他们的房屋防护板上辨认出来，他们总是在正餐时间穿好合宜得体的服装，为的是来个便条就可以召唤他到有十三个人的饭桌上去凑数。正是在其界限扩展中，城市为劳动分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决定性的条件。这个大规模的区域可以容纳高度多样化的职业种类，同时，个人的聚集以及他们争夺顾客的竞争迫使这些个人掌握一种专门的技艺，由此他就不会轻易被别人剔除。这里的决定性的事实是在城市生活中，为生存手段而与自然的抗争转换成与人的冲突，而在斗争中获得的东西不是来自自然、而是人的准许。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的不仅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专业化的根源，而是更深的原因：销售者必须让自己想要卖东西给他的那个人产生新的、独特的需要。让产品专门化以便获取一个尚未耗尽的财源，也是为了让一种功能专门化，不会轻易被替代，这导致了公众需求的分化、精致和丰富，显然，这又必将提高个人在这个公众之中的变异。
    所有这些导致精神品质的一种更加狭隘的知性的个性化，而城市与其规模成正比地引发了这种情形。这有一系列的原因。首先，在都市生活框架里难以给一个人的个性找到一个确定的位置。当价值和能量的数量增长达到了它的边界，一个人就会抓住品质差异，这样，通过利用现有的对于差异的敏感性，就能以某种方式为个人赢得社会各界的注意。这最终导致最奇怪的反常现象，导致都市人所特有的在自我放逐、反复无常、吹毛求疵等方面的放纵过度，这些行为的意义不再是它们本身的内容，而是在于它们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让自己引人注目。对于很多类型的人来说，这依然是唯一的手段，也就是只有通过获取别人的注意，才能为自己保留某种自尊，以及占有一席之地的感觉。同样，有一种表面看来无关紧要的因素在起作用，然而，可以明显感到它的影响在逐渐累积，那就是，与小城市的社会交往相比，每一个人的会面之短暂与稀罕。在这里，我们发现，格外频繁地出现想要显得“到位”（to-the-point）、干净利落和有个性的努力，相比之下，在别的地方，则是经常的、长期的交往保证了每个人对其他人的个性都有清晰的了解。
    在我看来，这是最深刻的原因，它造成了大都会强调个人生存努力寻求最个性化的方式——无论它是否一直正确或者总能成功。现代文化发展的特征在于可以称之为客观精神的东西对于主体的优势；那就是，无论在语言还是在法律中，在生产技术和艺术中，在科学和家庭环境里的物品中，体现出一种精神，而个人的知性发展只是勉强地、而且是以不断加大的滞后跟随着这种精神的日益生长。譬如，倘若我们纵览过去一个世纪体现在事物与知识、在风俗和享受中的广义的文化，倘若我们把它与同一时期（至少是上层阶级）的个人文化进步相比较，我们将会在两者的发展速度中发现可怕的差异，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个人文化在精神性、优雅细致和理想主义上的衰退。这种差异在本质上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分工大获成功的结果。因为要求个人比以往具有更为单方面的成就，到了极点，就往往使得作为整体的个性落入被忽略的状况。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客观文化的过度发展会让个人越来越不满意。他沦为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也许比在现实活动中和从他身上流露的模糊不清的复杂感情中更没有意识。在一个由各种事物和力量构成的，巨大的、势不可挡的组织面前，他完全成了一个齿轮，这个组织逐渐从他手中拿走了与进步、精神性和价值有关的一切。这些力量运转的结果是把后者从一种主观形式转换成纯粹的客观存在。需要指出的只是：大都会是适宜于这种压倒所有个人因素而成长起来的文化的舞台。在这里，在建筑物和教育机构中，在征服空间的技术所造成的奇观和舒适享受中，在社会生活的构成和具体的国家机构中，都能发现一种如此惊人丰富的具体化、去个性化的文化成就，可以说，在它面前，个性几乎无法自保。从一个角度看来，由于各种刺激、利益以及时间和注意力的占有从各个方面呈现出来，把生活投入到一个潮流之中，而它几乎不要求为它的行进付出任何个人努力，因此，生活变得大大地容易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生活越来越多地包含这些非人格化的文化因素和现有的事物和价值，它们试图压制个人的特殊利益和不可比拟性。结果，为了挽救最个人的因素，必须创造某些非常手段、特性和个性化，而且它们必须被过度夸大，甚至只是为了能够进入个人自身的意识。由于客观文化的过度生长而导致个体文化的萎缩，这是那种彻骨憎恨的根源，追随尼采足迹的那些极端个人主义的鼓吹者把这种憎恨对准了大都会。然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实际上他们如此热爱大都会，实际上，在其居民看来，他们是这些居民未能满足的渴望的拯救者。
    当这两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它们受到大都会里的量化关系，也就是个人的独立性和苦心经营的个人特殊性的滋养——联系它们的历史地位加以考察，大都会在世界精神历史上就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和意义。十八世纪发现个人处于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强有力的纽带——一个政治、农业、行会和宗教性质的纽带——控制之下，同时，它们所划定的界限把一种不自然的形式，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把一种非正义的不平等强加在人们头上。在这种环境中激发了对于自由和平等的呼唤——那是对于个人在其所有社会关系、知性关系中完全自由活动的信念，这种信念将会允许同样高贵的本质同等地出现在所有个人之中，自然早已赋予他们这种本质，而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受到了扭曲。在十九世纪，伴随着这种解放的理想，一方面从歌德和浪漫主义，另一方面从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发展出了进一步的趋势，那就是，已经从历史的纽带中解放出来的个人现在应该把他们自己彼此区分开来。现在，不再是每个人身上的那种“普遍人性”，而是他在品性上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成了他的价值标准。关于个人在整体中的位置，这两种的界定方式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外在和内在的历史中，都能发现这种冲突。大都会的功能就在于为这种冲突和统一这种冲突的努力提供了空间，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它的特殊环境给两者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因此，它们获得了一个相当独特的空间，在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意义。它们表明自身是那些伟大的历史结构之一，在这些结构中，相互冲突的拥抱生活的潮流有着同等的合法性。然而，正因为如此，无论我们是赞同还是反感它们的个性表达，它们超越了我们的判断式的态度所适宜的范围。既然这样的力量已经从头到尾结合在我们属于其中的整个历史生活之中，渗入了每一个转瞬即逝的细胞，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抱怨或者宽恕，而只是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