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病”,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具体表现,就是现在的城市阶级的发生,贫富的分离,出现了不和谐的人际关系。 “城市”的主题让大家共同思考,我们城市社会到底应该向何处去,思考整个人类大家庭总的需求和决策,比如城市如何尊重多元的文化。 阮仪三 苏州人,1934年生,196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江南古典私家园林》等。 1 城市化带来一连串副作用 新京报:上海世博会就开在家门口,您去看了吗? 阮仪三:前几天刚去了一次,因时间关系,主要去了最佳城市实践区、未来馆和中国馆。我估计至少还要看两次,因为这次外国馆还没来得及看。 新京报:您参观世博会的理由是什么?有没有直接参与此次世博会? 阮仪三:世博会在我的研究范畴之内,肯定不容错过。并且,我的很多学生参与了,我个人没有太多参与。吴志强(上海世博园区总规划师)、唐子来(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总策划师)他们都是我非常要好的学生,一定要去看看的。 新京报:目前世博会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阮仪三:上海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是以城市为主题。上届世博会在日本爱知召开,主题词是“自然的睿智”,已经考虑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所以这次把主题深化,落在“城市”这个问题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一次别开生面。 新京报:为什么在世博史上首次以“城市”为主题,是因为“城市病”的问题日益凸显吗? 阮仪三:就是因为目前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化”速度特别快,城市出现了很多问题,如生态的破坏,气候的反常,污染的加强等。将“城市”作为主题,就是要提供一个如何反思城市问题,如何明智看待城市“发展”的契机。 新京报:这些“病”并非先天就有的。 阮仪三:对。比如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根据需要生产了汽车,汽车的出现,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也伴随着一连串的副作用,比如能量的消耗、废气的排放,然后又衍生出交通安全问题,汽车过多又出现了交通的阻塞,特别是当大家一味追求好汽车,又带来了贫富的差距。可以说,是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社会不均衡现象的出现。 那么对于这种问题,需要深入地思考,怎样才能在发展过程中,尽量地减少这些副作用。 新京报:所以现在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阮仪三:为什么要这么提,我个人的理解,原因就是现在的城市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 2 “城市病”呈现出“四宗罪” 新京报:其实,这可以追溯到城市的起源。 阮仪三: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种进步的产物,它是人类聚居生活以后产生的一个空间场所,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聚焦反映,而这又体现了人类各方面的进步,从农村的分散状态决定了要依赖土地生存,而城市则不依附在土地上,从而可以比较自由地生存生活、创造财富。 并且,由于城市的聚焦作用,它的财富就可以成几何基数地增长,它用现代科技的方式,可以把生产推到比较高的高度,由此又产生了现代社会服务业,而使我们生活变得更加多样化,人的生活舒适性也得以很大提高,这是在农村没有办法做到的。 但是回过头来讲,城市也因为与土地的脱离,与大自然的隔离,产生了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 新京报:“城市病”主要体现在哪? 阮仪三:首先就是城市建筑的设计不科学,甚至不合格。比如地震,首当其冲的就是有些城市建筑不合格的问题,导致很多人因此丧生。不久前的秘鲁大地震也是8级,但是伤亡却没那么大,而且房子都没有塌,这说明什么?说明它在建造过程中严格按照科学原理去建造这些房子,能抗震。因此,你看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就是在形式上仿造“斗拱”,而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它采取非常科学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能够抵御自然灾害。这给中国城市建筑提出了启示。 新京报:建筑不过关,算是第一种“城市病”。其他呢? 阮仪三:第二,是城市污染的问题。大量的污染,大量的人工材料的出现,大量的资源的浪费,资源包括钢铁、煤炭。我看了世博会的几个场馆,感触特别深,像汉堡之家的智能建筑,人们把大自然本身所储备的能量,运用到人工建筑上,它把地下的热气支持城市的运行,理念上就是很健康的,体现一种和谐的理念。 再比如说,中国的万科馆就很清楚提出来,我们应该对各种各样的垃圾持什么态度,其所用的材料很多都是一些垃圾,比如说用易拉罐、再生纸做成这样的建筑物,包括垃圾的收集方式给人很多启发,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想到你要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就能够使城市清洁,就能够使城市再生。 新京报:第三个“城市病”呢? 阮仪三:第三就是城市过分的拥塞,人们都到大城市来寻找自己的机会,因此如何缓解城市压力,怎样合理规划与分布,就成了大问题。 当前的城市规划是立足于解决矛盾,出现问题怎么来协调,怎么把它摆平,把这个作为城市规划的手段。其实,这种协调是被动的,它不是主动来考虑整个城市的合理分布,然后城市怎么样更好地和生态的结合,比如说生产生活的合理安排,而不是像现在过分的分离,有些城市就是直接把生产区、生活区和休闲游览区都分开,不仅生活不便,也加剧了交通拥堵,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新京报:还有没有您认为比较重要的“城市病”? 阮仪三:这三个“病”都是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少人都能认识到,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具体表现,就是现在的城市阶级的发生,贫富的分离,出现了不和谐的人际关系。 比如,别墅区,住宅区,花园洋房,廉价房,棚户区,都已经是各自分离,相互独立,这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这种“病”,在农村就不可能这么尖锐。而这个问题,是世博会还没有展示过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3 城乡平衡能解决“城市病” 新京报: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里,会集了来自世界各个城市解决“城市病”的成功案例。您怎么看? 阮仪三:有些案例值得考虑,比如四川成都的活水公园,肮脏的水进来以后,通过大自然生物的净化,通过草地和水生动物逐步把水变清,从而美化这个城市,这种做法给人们很多的启示。 比如,上海以石库门为主题,考虑如何引起人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它用的口号是“永远的新天地”,这正是利用了石库门的特点,检阅了现代生活的需求。我不赞成这个口号,因为我反对新天地商业运作,这样容易误导人们,但是不否认新天地这种做法,它毕竟给人们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上海的传统居住形式具有很好的生命力。 新京报:您曾经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重新审视城市保护与发展的良好契机。 阮仪三:相对于世界先进城市而言,反观我们的城市发展理念,包括世博园的中国场馆。不少人从外国馆出来以后,马上就反思中国场馆,反思中国城市,我们是否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和宜居。 我们在观念上只想突出中国,当然中国元素有些方面来讲是成功的,有些是不成功的,很多人就反映我们跟外国馆不一样,人家的观念都是很先进的,我们有些还是停留在炫耀自己,惟我独尊的层面。 新京报:世博会能给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病”带来哪些借鉴? 阮仪三:关键还是城市理念上有很大的借鉴,就是城市不能让生活更麻烦。比如澳大利亚馆,加拿大馆,它很清楚介绍到,已经基本上农业现代化了,城乡之间已经取得一定的平衡,不像我们仍有大量的农民在重复着比较低等的劳动。 新京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阮仪三: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都是整个国家的投资方向都向农村倾斜,拿出很大一部分补贴给农村,在日本甚至是倒贴的,其认为这是国计民生很重要的方面,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并不是为了商业,完全是社会平衡的需求,让这些农民能够喜欢农村,在农村能够安居乐业。 这样,城乡平衡以后,城市的人口压力自然就下降了,很多“城市病”也能迎刃而解。 4 “思想”比“技术”更为重要 新京报:“城市最佳实践区”的众多案例中,有一点就是政府主导实现“低成本居住”,如新加坡每年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用于国民住房建设。在中国有推广价值吗? 阮仪三: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国家确实是把民生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它把人民能不能安居乐业,当做头等大事,竭尽全力来做。 新加坡的“组屋模式”不错,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专门去搞过调查。但是,我们现在学不会人家,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把住宅建设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增长的手段来对待。 新京报:从世界城市发展史角度来看,“低成本居住”是不是一种趋势? 阮仪三:城市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多种方式共同解决居住的问题,低成本住宅应该说是方法之一,降低住宅的成本,必然会用一些廉价材料,以及以降低建筑造价的方式满足基本的需求。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很难兼顾的。低成本住宅只能是一段时间内解决问题的手段。 新京报:有学者说,世博会150年来看的都是展品,看的都是技术,从今年开始看的都是文化,看的都是思想。您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和思想? 阮仪三:确实如此。以前都是看展品、看技术,看一个个单独的发明创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那种单个产品未必能引起共鸣。但是现在“城市”的主题,应该说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让大家共同来思考,我们城市社会到底应该向何处去,思考我们整个人类大家庭的总的需求和决策。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 阮仪三:比如城市就是要非常尊重多元的、多文化。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丹麦要把美人鱼拿出来。其实,这就是一种对于历史文化非常虔诚的尊重,它就是要让中国人、世界人共享他们的文化。 美人鱼是什么?美人鱼就是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是什么?安徒生童话就是纯洁的心灵,一种大爱的教养,对人类的爱。小美人鱼是一种爱心的表征,这种爱不是单讲男女爱情的爱,是一种大爱,人类的至情至爱。实际上,就是说大自然无微不至地关爱着人类,人类应该回报大自然,要把这种精神灌输到全世界。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责任编辑:白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