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就像一条穿越时空隧道的巨龙，龙头已经开始与全球一体化和信息时代的最前沿对接，龙身正在工业化的浪潮之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巨龙翻身，三种文明叠加在一起，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型和跨越。
    于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就必然伴随着一系列带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出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依赖于沿海地区“三高一低”的发展方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重构和我国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日益高涨，这种盲目追求GDP的发展之路已经被事实证明是走不下去的——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高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们对生存环境的破坏愈演愈烈，我们的城乡差距堪称世界之最，有人曾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美国有多富，就去美国的农村去看看；要知道中国有多穷，也请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以牺牲农村地区的发展换得城市的繁荣发达。人口基数庞大、生产生活落后的农村地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2004年，中国进入人均GDP1 000~3 000美元的关键时期。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这是一个产业结构加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需要创新的转型时期，机遇与风险并存。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被提到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推进城乡一体化成为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抓手。中国正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一体化时代。
   “三农”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要想解决谈何容易！城乡一体化是新战略新思路，实践不多成功更少，解决这些难题路在何方？
    不妨让我们放眼全球。从国际经验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曾出现过各类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霍华德曾提出过“田园都市”的理想，虽然没有大规模推广，但足以让我们对集合城乡两者优点的和谐城市产生美好的期望。美国的城市化以大规模土地开垦为基础，宽松的土地政策加速了农业技术发展，主要是为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产品的需求；欧盟推行发展中小城市策略，促进城乡结合协调发展；日本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带动周边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形成创新都市圈；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新农村运动”，政府大力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在政策、资金、教育等多方面支持农村自治，使“新农村运动”发展为国民精神运动，使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
    从国内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来看，“三农”问题也一直是多年以来盘踞在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块巨石。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有识之士如梁漱溟、卢作孚等就开始从理论到实践上探索中国农村的复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乡村运动，但在那个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生存危机的特殊年代里，这种探索最终也只能带有一种个人化的理想主义色彩。
    建国以后，为了快速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只能对农产品采取“剪刀差”的方式来支持工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数亿农民在大力支援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始终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现代文明，以至于有人曾激烈地批评这种倾斜的结果是“城市在九天之上，农村在九天之下”。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也一直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乃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变乡为城或变城为乡”，以往的思路片面地以为多发展城市、设法减少农村就是城市化，这实际上却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因为城乡一体化并不等同于城乡一样化，盲目取消农业、消灭农村都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人口高度聚集、制造业和服务业高度发展是城市的基本特征，而绿色、恬静、生态和低密度则是乡村的本色。“城乡一体化真正的内涵和目标，是强调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分割状况，在保留城乡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人们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能享受现代化的文明生活。”
    从世界范围的实践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沿袭“城乡隔离—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轨迹，而城乡一体就是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2005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提升至43?41%，正由“城乡联系”向“城乡融合”发展阶段转变，城乡一体化任重而道远。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沿海的发达城市在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之下，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实现了阶段性的城乡一体化。数量更为庞大的中西部城市应该怎么办？它们比沿海城市更迫切需要解决农村极端落后的困境，然而由于自身基础薄弱，市场化程度较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改变城乡关系的可能性很小，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不能再走盲目工业化的老路。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等区域性经济发展支持政策相继出台，但这些政策大多是通过投资具体项目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终究对于农村影响甚微。
    让人欣喜的是，成都这个西部城市再一次成为先行者和领头羊。2004年以来，众多全国性高端媒体开始争相报道成都在城乡一体化方面的理论探索和成功实践：央视《新闻联播》、《新闻调查》栏目相继播出成都“城乡一体化”专题；中央党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课题组专文高度评价成都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所做的努力；中国社科院与成都市委合办“成都论坛”，总结出了“政府创新政策环境、市场活化经济资源、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成都方式”； 第三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以“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为题，深入探讨了成都方式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上的示范意义。随着“五朵金花”、“三个集中”、“蒲江模式”等关键词相继成为全国热点，城乡一体化的成都方式终于高调走上前台。
    面对如此高的曝光率，如此高的评价，我们不禁要问：“成都，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成都实验
    可以说成都是第一个啃“城乡一体化”这块硬骨头的城市。
    成都是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地区。全市人口1 060万，农民就占了2/3，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人均只有八分地。虽然城乡之间地理距离很近，但经济社会落差很大，城乡统筹成了成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回避不了的突出问题。“成都不能只搞几百万人的城市化，而要搞一千多万人的城市化，”成都市委书记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这样说道：“这样的农业、这样的农村、这样的农民，如果没有点革命性的措施是走不上富裕的道路的。”
    早在2003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就开始酝酿和思考城乡统筹，并且把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作为成都最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之一。当年3月，由市长带领市级有关部门赴部分区（市）县调研，确定在双流、郫县、龙泉驿、大邑、都江堰5个区（市）县就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市化进行试点。2004年，成都市委又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六句话”的基本要求，即“以中心城区、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的转变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从此，这场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向城乡一体化改革发起的攻坚战拉开了历史的序幕。在这场改革中，成都的跨越式发展理念得到了时代的关注，农村、农业、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关系则在历史的碰撞中发生了奇妙的融合，城乡一体化的成都方式得到了升华。
    纵观这次改革，成都方式的成功在于它是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是以中心城区为心脏，以郊区（市）县为四肢，通过“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和“三大重点工程”（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打通城市规划和城市产业链这任督二脉，以“政府规划推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科学规划是龙头。
    成都构建了“18366”城乡规划发展体系，形成1个由特大城市（含6个近郊新城）、8个中等城市、30个小城市、60个新市镇以及600个左右的中心村（农村新型社区）构成的现代化大都市发展格局。全市19个区（市）县及高新区分成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三个圈层，中心城区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大城市对大郊区的辐射、吸纳、带动作用；近郊区主动接受中心城辐射，发挥区位优势；远郊区强化产业支撑，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并根据当地优势发展特色乡镇。由于把广大农村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的范畴通盘考虑，许多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以前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文明与实惠都随着规划延伸至了乡村。
    城乡一体化，产业支撑是基础。
    通过“三个集中”节约大量土地资源，降低了配套成本，大幅提高投入产出率；在不具备城市化和工业化条件的其他农村地区，立足自身特色资源发展产业化特色农业，针对中心城市大市场的有效需求，结合第三产业拉长农业的作业链和价值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民增收，带动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锦江区红砂村、郫县农科新村、邛崃花楸村、蒲江县、都江堰灌区等都是“三个集中”成功的典型。
    首先，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实现了产业聚集效应。采取“政府统征整理土地，租售并举，分区经营，分步建设，市场运作”的开发模式，将全县的重点建设投资主要安排在工业园区规划地区，以提高园区承载能力。
    其次，农民向城镇集中变市民。通过新建农民小区、开辟就业门路、土地换社保、统筹安排征地补偿、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的多头并进，积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最后，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进农业现代化。按照“坚持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的原则，加快土地整理，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机制，实施土地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向工厂化、企业化方向发展。
    乡村旅游就是成都将农业与现代服务业成功嫁接的产物，它源自于农家乐的发展。自1987年首个农家乐在郫县农科村问世以来，成都市近郊区县相继出现了利用庭院、堰塘、果园、花圃、农场等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和乡村人文资源，为游客提供以农业体验为特色的观光、娱乐、劳动、住宿、餐饮、购物等综合服务的经营实体，俗称“农家乐”。
    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农家乐发展成以吃农家饭、居农家屋、观农家景、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要特色的乡村旅游接待点，改变了从前单一的经营形式，形成了以农家乐、乡村酒店、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旅游古镇为依托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并逐步发展成集休闲娱乐、康体健身、美食购物等要素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业态，成为成都旅游的一大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各区县由此衍生出来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如“双流枇杷节”、“龙泉驿桃花节”、“新津梨花节”、“锦江梅花节”等都已经成为成都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的品牌。
    目前全市农家乐数量已达5 596家，以乡村旅游为特色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1家、国家AAA级旅游景区1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4个，农家乐直接就业人员5?8万人，带动相关就业人员29万人；实现旅游接待收入7?3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实现收入16?3亿元。小小的农家乐撬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离土不离乡、农民就地市民化、就地享有城市文明成果的城乡一体化的新思路。
    龙泉驿桃花节龙泉驿属于浅丘地区，当地农民历来有种植桃花的传统，一年一度的国际桃花节期间，除花展外，龙泉驿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借机开设招商引资洽谈会、客家亲情联谊会暨水龙节等形式多样的大型活动。仅2004年，国际桃花节期间龙泉驿就接待游客23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8亿元，其中农家乐直接收入就达到6 100万元。国际桃花节已经成了龙泉驿最靓丽的一张名片，桃花节不仅繁荣了农村经济，提高了龙泉驿的知名度，也大大促进了区域内三次产业的交叉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成都日报》整理）
    城乡一体化，城区郊县结对子。
    在城乡一体化的大原则下，中心城区的市场、信息、品牌等资源与远郊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中心城区的大量用工需求吸纳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并创造出了农民进城集中居住和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先决条件。
    从本质上看，城区、郊县结对子的方式是对传统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的调整，突破单一的行政区划对市、乡村之间要素的限制配置，产业合理分工，建立城乡融合机制，使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形成更加开放的格局。
    目前已有青羊与蒲江、锦江与金堂、金牛与邛崃结成对子，主要在就业、产业、干部、人口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互动尝试。
    就业方面，城区可以利用郊县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展劳动力“订单式”培训，定期发布用工信息、召开劳务招聘现场会。成都企业内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相差并不太大，失地农民更容易接受在成都市区内工作。
  产业方面，城区土地资源往往受到限制，郊县则可以利用土地整理的方式，为城区提供用地指标，如青羊蛟龙工业园中的企业向蒲江工业集中发展区迁移；锦江和金堂合作的九龙服装工业园项目与金牛和邛崃共建的工业园；城区采取订单方式，在郊县建立农产品加工基地，如金牛的公司在邛崃建立的猕猴桃种植基地；双方还可以整合招商资源，统一包装，相互、交叉引进企业。
    干部方面，双方互派干部进行异地培养锻炼，让城区干部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得到更全面的锻炼，郊县的干部学习中心城区的先进管理经验、思路和方法。
    人口方面，双方将打破地域界限，符合条件的农民可在对方农民新居工程中安居创业。城区通过开发新社区服务岗位、工业集中发展区，就近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郊县依托生态优势，采取多种方式吸引城市居民前去创业或居住。
    金堂蔬菜水果店开进锦江区
    10月24日，锦江和金堂借助资源互补优势，金堂县在锦江区华兴社区开了第一家蔬菜水果专销店。
    这里蔬菜、水果种类相当齐全，有萝卜、苦瓜、黄瓜、冬瓜、生姜等，还有金堂的柚子、苕粉、柑橘等特色农产品。锦江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方便金堂县在成都设立专销店，锦江区暂时免去了专销店每月3 000元的租金， 通过这项合作，还直接解决了金堂县8个农民的就业问题。

   （资料来源：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成都日报》）
    三年来，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如火如荼，由区县试点至全面铺开，12 39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听闻城乡和谐交响曲。城乡一体化的成都方式，不但得到了广大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同，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成都5个中心城区的农业人口全部登记为居民户口，除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外，现行政策条件下作为农民身份的土地收益权、集体经济分配权依然保持不变，成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3年的2?64∶1缩小到了2005年的2?53∶1。
    专家看成都城乡一体化

    牛文元（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应当说，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是探索有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一个典型事例。”
    萧灼基（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成都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走城乡同发展共繁荣之路，我很赞赏。”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对成都这样一个包含着大城市和大农村、中心城区和远郊县的地方来说，城乡一体化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要跳出‘农’字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成都市突出重围，走上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郭晓鸣（四川省社科院农科所所长）：“如果提炼‘成都方式’，最大的亮点就是注重以生产要素的城乡合理配置为切入点，实施了开放式的城乡一体化。”
    陆学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它的城市化不是为成都这300万人、400万人的城市化，而是搞成都1 600万人的城市化，它把农民考虑进去了，这个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