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病”三大表征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把握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这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这里所说的“城市病”，既包括大城市也包括小城市。小城市面临的问题，既有大城市的通病，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也有小城市所特有的文化生活贫乏、产业空心化等，一些小城市甚至“病”得很重。

　　表征一：产业经济增长乏力

　　“产业发展不起来，就业机会不多，再怎么做工作有些人也不愿意来。”广西百色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说，与东部地区相比，“老少边穷”的百色在财力、基础条件、发展能力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工业化对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支撑能力相对较弱。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中小城市缺乏像样的产业，辐射和带动能力不足，服务业不发达，能够为进城人员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

　　在记者调查的一个县城，没有几家像样的企业，几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一度很火，但随着房价的下跌，公司的经营状况一落千丈。大片的楼房，少有人入住。当地居民表示，曾经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想回来创业，但是当地的基础和配套根本没法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转。现在当地有点闲钱的人，都是到附近的大城市买房置业。
 

　　住建部总经济师赵晖表示，产业是最根本的发展动力。各地示范镇、中心镇建设的实践表明，凡是有产业支撑的都发展得较好，没有产业支撑的最终成了“空心镇”。

　　专家表示，产业经济发展乏力，就业机会不多，还会导致原有人口的外流加剧。人才类型的单一与高比例的人口外流，又反过来会给本地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造成影响。

　　湖南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童中贤告诉记者，小城市的产业发展不能大而全，关键要有特色，但不少小城市产业发展缺乏特色，有的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一旦资源枯竭，就会出现经济活力不足的情况。

　　湖南省宁乡县煤炭坝镇，曾被誉为“湘中煤都”。在煤炭市场红火时，每天拉煤的货车从矿区外一直排到集镇道路上，由此带来了人口的大量集聚，商业兴旺。“以前的煤炭坝镇生活着5万多人，俨然就像一个小县城，甚至比很多县城还要繁华。大型煤矿自己有招待所、俱乐部、子弟学校、医院和车队，镇上的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档次都不低。”煤炭坝镇党委书记王春林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煤炭价格走低和当地煤炭资源接近枯竭，在产业政策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倒逼下，当地煤企纷纷关停退出，在新兴替代产业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因煤而兴的煤炭坝镇开始因煤而困。

　　表征二：公共服务配套不足

　　记者走访了解到，虽然目前各地都在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助推城乡一体化，但不少小城市公共设施配套仍然相对滞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相对不足，出现“软硬不均衡”问题。

　　记者在湖南一些县市采访发现，一些小城市、小城镇的师资和生源外流严重。一些小城镇教育“空心化”问题突出。“家庭条件稍好点的，都把孩子送到周边大城市去了。”湖南中部某县一位超市老板告诉记者，当地的县城中学，本来软硬件条件就很有限，近年来有经验的老师在不断流失。

　　在一些小城市，企业的规则意识仍有待提高。一些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意识较为淡薄，企业不按时或不为员工参保的情况较多。广西南部某县社会保险事业局负责人说，2015年对县城17家企业进行实地稽核，并深入到6家企业督促企业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截至2016年5月，当地尚有两家企业对稽核的情况未整改，共欠缴社会保险费650万余元。

　　在医疗卫生方面，小城市和小城镇普遍存在医疗卫生机构布局不合理，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等状况。一个县级市的负责人说，该市每千人口中，拥有床位不足5张，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不足3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不到1.97人，拥有注册护士不到2.44人。

　　童中贤认为，就小城市来说，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目前还只能保基本，兜底线，“与大中城市相比，很多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根本谈不上优质，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小。”

　　文化娱乐设施短缺也是不少小城市居民抱怨的事情。“就文化资源来说，大中城市处于金字塔的中高端，越是小城市，文化资源和供给越少。”童中贤说，绝大多数小城市，缺乏有文化品位与文化氛围的空间设施，“有格调的咖啡馆、酒吧、书店这些现代都市生活必备的空间往往不多，更不用说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和艺术沙龙了。”

　　表征三：大都市病向小城市蔓延

　　记者调查发现，大都市病的小城市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我生活的县城，空气污染严重，天空经常是灰蒙蒙的，粉尘也多。”28岁的林琴是一名县级市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她告诉记者，当地网友经常在网上“吐槽”空气质量差，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不少事，但收效甚微。

　　采访中一位副县长告诉记者，一些市县在发展过程中，引进的工业项目大多选址在县城周边，“从企业的角度讲，这样的布局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但是一旦发生工业污染，对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

　　在小城镇，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难度和挑战也不小。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只有那些经济发达、财力雄厚的市县，能够做到污水处理设施覆盖到小城镇。而在一些小城镇，根本就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生活生产的污水只能直排自然水体。

　　“还有一些小城镇，虽远离县城，但人口集中，商业发达，垃圾清运是老大难问题。运往县城，路程太远，成本太高，只能简单填埋、低温焚烧，通过这些粗放的方式就地处理，对土壤、大气和水体都会造成污染。”城市规划专家戴海蓉说。

　　除了环境污染外，不少小城市还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交通拥堵已经不再是大城市的专利，现在小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一些县城的道路越来越堵。”湖南醴陵市一名公务员告诉记者，在小城市有些人根本没有文明驾驶的习惯，车辆随意停放、变道、加塞、乱鸣笛。“车多路窄，一些路口也没有交通信号设施，驾驶员又各不相让，一堵就堵死。”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说，“小城市病”在每个地方的表现未必相同，这就需要各方开出更有针对性的“药方”，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才能真正让这些小城市的病症不断减轻，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半月谈记者 刘良恒 覃星星 杨绍功 赵刚)

　　为“小城市病”会诊

　　“小城市病”病根何在？如何根治？本刊邀请专家学者、小城市居民等一起，问诊“小城市病”。

　　主持人：“小城市病”的蔓延，会不会让这类小城镇逐渐被边缘化？

　　胡小武(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我认为，这类小城镇的问题体现为一种“庸堕化”现象，即文化生活庸俗化、社会交往“强关系化”、经济增长模式僵化。“小城市病”的进一步蔓延，必然会让这类小城镇不断被边缘化。

　　童中贤(湖南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在人们对小城镇的关注比以前更多了，投入的力度也比以前更大了，但是有些小城镇的历史欠账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弥补的。一些小城镇缺乏集聚要素的能力，慢慢就会空心化、边缘化。

　　主持人：说到“病因”，留不住人才是不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胡小武：说到底是人的问题。这类小城镇的产业发展不起来，文化生活环境不佳，就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而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资源与高层次知识人才缺失，又导致小城镇文化积累不足，这也必将导致小城市的创新创意能力不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弱。

　　黄冬(江西金农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我们的公司在县城，对我们公司来说，最头疼的就是人才问题。公司有150多人，30%是大专以上学历，食品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有二三十个，在当地算是高学历人才较为集中的公司。为了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也想招聘更加专业的高级人才，我们曾经招聘过3个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工作不到一年都辞职去了大城市发展。他们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司所在县城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欠缺，周末没一个像样的地方可去。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在小城镇更要拼关系。这会让很多无关系无门路的年轻人缺少发展机会。

　　胡小武：有不少年轻人回到小城镇感觉各种不适应，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发现在小城镇做事情比大城市更要“拼爹”、拼关系。熟人社会在小城镇的社会交往中更容易表现为一种“强关系化”趋势，这类“拼”就是“强关系化”的结果。

　　小城镇由于经济、文化资源都非常有限，产业结构也相对单一，圈子相对较小。为了谋得一份好工作，为了办事方便，人们往往会不断寻求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发掘身边人的关系网。

　　郝春成(江苏省溧阳市市民)：生活在小城镇，我也认同小城镇更讲求人情关系的说法。比如聚会，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聚会，用的都是好烟好酒。为什么非得上好烟好酒？原因之一就是要维持好各种关系。小城镇的人更爱面子，各种关系说不好哪天就能用得上。平时不去维护，哪能行呢？

　　胡小武：“强关系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源稀缺。如果没有很好的引导和规范，依赖关系进行资源分配，肥水不流外人田，就会让一些无关系无门路的人无法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创新创业就很难开展。

　　主持人：现在一些中小城市比较注重引进人才，说明他们已经关注到人才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胡小武：要留得住人才就必须想办法把小城镇的机会“蛋糕”做大，把规则意识强化，让更多人可以自由、公平地在小城镇站稳脚跟、生活下去。这就要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解决好小城镇的产业发展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公共治理的公平问题。

　　系统地引入与当地产业发展相关的高等级教育机构也是必要的。比如，江苏省靖江市引入常州大学怀德学院，建成长江北岸的江苏第一家县级市里的大学，8000多名师生为当地带来化工、金属材料、机械制造等专业的人才。更直观的效果还包括学校还没开学，周边的小商铺、餐厅甚至咖啡馆都已经聚集起来，使当地服务业蓬勃发展。

　　进一步讲，一些小城镇的发展路径应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才引智，从向大企业招商到向大学招才，这是完善小城镇人才构成的一个重要举措。

　　主持人：小城镇的发展怎样才能避免“大城市病”？如何走特色化集约化之路？

　　胡小武：小城镇在城市规模、综合竞争力、城市要素资源等方面都大大弱于大城市，因而小城镇要保持竞争力，就需要在精准定位基础上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没有特色的城市就没有竞争力，特色是城市赖以发展壮大的根基，而特色需要从城市的存量上去挖掘。

　　官锡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在小城镇建设中，我们应控制城区的用地规模，不应一味追求大而搞“圈地”；更不能“建设一片荒一片”。要本着“控制总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的宗旨，合理布局、紧凑发展、连片建设，节约用地。

　　童中贤：发展小城镇，绝对不能搞“全能化”。如果抱着“缺什么补什么”的观念，一味贪大求全，将有限的资源“撒胡椒面”，这就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必须研究要素流动规律、把握城市发展趋势，将宝贵的资源向有潜力的地方倾斜，优先发展这些地方，避免政绩冲动。

　　主持人：小城镇的发展离不开大城市的带动和支持，离不开与大城市的交流和互动。如何看待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关系？

　　胡小武：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应从搬迁移植转变为交流合作。以往小城镇都希望把大城市的项目和资源直接移植到本地，但成功的并不多。如果采取交流合作的方式，对接大城市产学研的高端资源，不强求生产中心、研发中心，而更加看重交流合作带来的带动效应，或许能减少搬迁移植的成本与风险。

　　要根治“小城市病”不是朝夕之功。希望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够根据需求和特点，把部分产学研的相关节点和终端尽可能地放在小城镇，通过与大城市的频繁互动和交流，带动小城镇合理分工布局。

　　官锡强：要大力促进城市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引导优质公共资源向中小城镇，特别是边远地区的中小城镇流动，走更加均衡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要进一步改变按照行政等级配置公共资源的管理体制，进一步下放财政和土地等管理权限，改变低位次城市资源被高位次城市截留的状况，将更多公共资源用于支持中小城镇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把适宜在中小城镇布局的项目或一些相关经济社会活动尽可能向中小城镇布局，为中小城镇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其实小城镇与大城市在区域发展中，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关键是要各尽所能，融合共生。(记录整理：杨绍功 刘良恒 覃星星 余贤红； 主持人：姜磊) 　　　　　　　　　　　

　　走，去看看特色小城镇

　　以人为本，根据自然禀赋、产业基础，建设并发展适合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而又各具特色的小城镇，既是国家战略所倡导的，也是百姓所渴望和向往的。江西、浙江、湖南等地特色小城镇的建设，给我们带来启迪。

　　绿色发展“摘穷帽”

　　今年52岁的梅林山是江西安远县三百山镇符山村村民，一家四口承包了十多亩山地。去年以前，梅林山夫妇每年三四月份都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山里砍伐木头，以便种植木耳和香菇。

　　“早上七八点出门，带上干粮和萝卜干咸菜，步行二十多里，在山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梅林山说，这种方式既劳累收入也不高，一年到头最多挣几万块钱。当然，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梅林山所在的安远县三百山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南方重点林区。去年以来，安远县制定并实行“三禁、三停、三转”措施，即对森林资源实行禁伐、对相关河道实行禁渔、对矿产资源及河道沙石实行禁采；对污染项目停批、对污染企业关停、对污染行为叫停；对遭病害损毁的果园转产、对资源消耗型企业转型、对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变。

　　安远县环保局局长叶禄林说，去年11月，广东东莞一家矿产投资开发集团公司有意在安远投资硫铁矿开发项目，承诺一期投资8亿元，项目投产后年税收3000万元。考虑到矿产开发会对环境产生破坏，县委县政府最终放弃该项目。

　　据介绍，目前安远县森林覆盖率达84.3%，比江西全省平均水平高20%；测定水质出境优良率达100%，城区空气质量常年在二级以上，乡村的空气质量更高。

　　既下决心大力保护环境，又得让百姓致富。禁伐之后，在政府引导下，梅林山与同村其他5位村民在三百山脚下共同种植了70多亩葡萄。

　　“去年10月2日，我们葡萄园一天就迎来了约两百位游客，当天就挣了4万元。”梅林山高兴地说，去年葡萄试挂果已经挣了40多万元，今年果园收入预计可达140万元。

　　据了解，目前以三百山为龙头的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乡村休闲游、温泉养生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品果采摘、休闲垂钓等生态休闲旅游经营者达到200多家，2015年旅游年接待量新增30多万人次。

　　专家表示，绿色发展是中央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之一，山区小城镇的发展围绕绿色做文章，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

　　大数据创业的“云先锋”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小城镇在特色产业上着力，以创新促发展，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浙江的特色小镇建设。

　　“云栖竹径”，一个充满诗意的所在，乃浙江杭州西湖新十景之一，位于五云山云栖坞里。在它的旁边，一个名叫云栖小镇的地方，是中国首个云计算产业生态小镇。

　　一根探针在果蔬、玩具等表面探测5秒，就能检测出是否存在有毒物质；现钞智能管理系统，在点钞瞬间能够显示每一张钞票之前的流通渠道……这些听起来很神奇的技术，都是由入驻云栖小镇的企业开发的。

　　据介绍，云栖小镇坚持“政府主导、名企引领、创业者为主体”的创新模式，以阿里云计算为科技核心，集聚在“云”上创业创新的企业，加快打造云生态，发展智能硬件产业，建设中国创业创新第一镇。

　　云栖小镇2015年交出了一份漂亮成绩单：实现涉云产值近30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2.1亿元，累计引进企业328家，其中涉云企业达到255家，产业已经覆盖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移动互联网等各个领域。

　　过去大家谈创新，会提及美国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谈智能硬件会说深圳的华强北，而杭州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业内人士表示，这里有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有阿里巴巴以及聚集起来的互联网创业企业，有阿里云客户，有台州的模具、宁波边上的小家电等，把这些资源聚集起来，富士康可以利用“云”来输出先进制造能力，阿里巴巴可以输出各种维度的数据，阿里云可以提供云基础设施等。

　　在服务方面，政府也进行了大力创新。在云栖小镇，可提供代办一站式服务，企业入驻园区、办理各种手续不需要自己跑腿，有专门面向涉云产业的创业引导资金，金融服务、中介服务也在不断完善。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省特色小镇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翁建荣介绍说，截至目前，浙江已经公布了两批79个特色小镇省级创建对象，51个省级特色小镇培育对象。特色小镇运作机制就是“破旧去僵”，做到“活而新”。不搞审批制，政策上实施期权激励制和追惩制、“宽进严定”的创建制。今后将更加注重打造特色，加快高端要素向特色小镇集聚，形成特色小镇市场化运作机制。

　　古镇留乡愁

　　专家表示，形成特色不一定非要完全改变现状，有时将传统和现代更加充分地融合就会产生特色的效应。

　　35公里长的湘江长沙望城区段两岸，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些各具特色的古镇。从新康戏乡、靖港古镇，到铜官陶城、乔口鱼都，再到书堂山小镇，“一镇一特色，一乡一繁华”。

　　熟悉当地的人都知道，之前这些小镇，尽管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但随着湘江水运的日渐式微，这些湘江边上曾经的繁华小镇，无一例外都有过重生的经历。

　　“我刚到靖港古镇工作时，那里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老百姓都跑到长沙城里打工了，很多老房子年久失修，破的破，塌的塌。”一位曾在当地工作的干部说。

　　2011年5月望城撤县变区，迎来新一轮历史发展机遇。撤县改区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是按传统思路，做大城区，搞房地产开发？还是实行别的办法？

　　曾在望城担任区委书记的谭小平告诉记者，当年望城党政班子研究后认为，如果按“摊大饼”式发展，既难以避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也会加重农村凋敝等问题。望城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重点发展“三小”——小城市、小城镇、小村庄，让城市少一些“城市病”，让农村少一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让多数农民不离乡土就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

　　2008年，望城曾做出决策，让靖港担当湘江古镇群首个“吃螃蟹者”，实施保护性开发建设。资金从哪里来？这是开发靖港古镇碰到的头号难题。谭小平回忆说：“当时县里整合了农口、交通、文化等各渠道的资金，先期投入了600万元，然后争取到了长沙市的开发扶持资金，再投入到古建筑修缮和基础配套设施。发展稍有起色，社会资金就来了。”

　　作为样板工程，靖港古镇重生以后，其他乡镇追赶的劲头十足。几年时间内，望城区域内的湘江古镇群落已见雏形，基础设施大大改善，人气越来越旺，旅游、商贸、文化等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近年来，湘江古镇群的品牌效应持续放大。仅2015年，这些各具特色的小镇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将近30亿元。湘江古镇群，已成为长沙推进城乡一体化、打造湘江旅游带的最大亮点。(半月谈记者 余贤红 王俊禄 刘良恒)

　　德国小城有魅力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拥有8000万人口，属欧洲人口较稠密国家。德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较早，目前城镇化已步入成熟的高级发展阶段——以中小城镇为主的高度城镇化阶段。

　　城市虽小 “五脏俱全”

　　德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有柏林、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4座城市，人口数量在2万至10万之间的城市在德国被称为“中型城市”，5000人至2万人的则被称为“小型城市”。如今，德国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居住在不足2万人的小城市和城镇中的居民比例，超过人口总数的40%。作为区域重要的经济和就业中心，德国中小城镇是影响德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显示出德国的城镇化以中小城镇为主的特点。

　　德国的中小城镇发展，得益于其完善的法制体系、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布局均衡的工业结构。根据德国联邦宪法相关条款规定，德国应追求区域的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除此之外，德国联邦政府也注重以财政和金融方式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

　　在德国不难发现，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各类城市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基本齐全，交通四通八达，城市之间往来便捷，超过20%的德国人选择驾车前往其他城市上班。

　　在普通市民看来，中小城镇拥有不少大城市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生活在中小城镇，可享受到良好的邻里关系、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更好的自然环境。由于生活所需的商店、娱乐设施以及政府机构等都不远，因此中小城镇的生活更为便利。与此同时，中小城镇良好的基础设施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虽然拥有比较发达的重工业，德国却没有所谓的超级大城市。相反，中小城镇提供了超过半数的工作岗位。如德国汽车品牌奥迪总部坐落在巴伐利亚的小城英戈尔斯塔特，印刷媒体业首屈一指的海德堡印刷公司位于海德堡古城，西门子医疗器械公司位于纽伦堡附近的厄尔兰根，库卡机器人有限公司位于小城奥格斯堡。这些企业的发展给本地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分担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爱丁堡大学社会学教授布施曼·舒尔茨指出，德国城市发展的理念既考虑到市场竞争的原则，也顾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城市发展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建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合理体系，由此避免了城市病，实现了城市与自然的相互融合。”

　　“守旧”与“发展”并存

　　德国小城镇普遍具有古城风貌，而且风景如画，很多城市以其传统的城镇布局、精美的城市建筑、丰厚的历史文化闻名于世。如位于巴伐利亚州西北部弗兰肯地区的罗腾堡，是德国所有城市中保存中古世纪古城风貌最完整的地区，被誉为“中古世纪之宝”。一走进罗腾堡，便可感受到这座古城的历史风韵，这里常常游人如织。

　　在城市规划、土地运用、房屋建设以及城市再发展过程中，德国的建设法典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的保护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德国各地都会把对历史文化和老街小巷的保护和修复，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在德国政府看来，老城是历史的见证者，集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于一体，融汇多样性，老城既具有城市空间的美感，也能带来较高的舒适度。为了更好资助这些老城的维修和保护工作，德国政府推出了“城市建筑文物保护”项目。自1991年起，共有近300座城市获得过该项目的资助。

　　德国政府对老城区的保护，还推动了中小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对中小型城市在解决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小城市而言，发展旅游业所带来的就业和培训机会，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留在当地发展。坐落于内卡河畔的德国小城海德堡，原来是欧洲重要的印刷、轻工、食品、包装机械基地，经过多年的产业转型后，如今已发展成一座以科研、文化以及旅游著称的城市。

　　德国环保、能源与核安全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表示，如何规划和发展城市，对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城镇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在德国被提升至重要地位。在联邦政府的大力倡导下，联邦、州和地方层面绝大部分规划和城市发展政策，都明确将环境问题作为关注焦点。20世纪末，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

　　拥有6.7万市民的巴伐利亚州小城肯普滕市，因其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管理及其一贯的预算平衡，2015年获得了德国“最可持续发展中型城市”称号。肯普滕市可持续发展政策主要根据2009年以来执行的“战略目标2020年”纲领。其核心是创新公众参与程序，并吸引从业者和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强大的区域网络以及与地方经济的众多合作，也加强了该市的可持续发展，如强化企业服务和有针对性地扶持创业等。

　　在工作保障和创造就业方面，肯普滕市为各年龄段和社会各阶层市民提供了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培训。此外，长期失业者可获得“节能助手”的培训，帮助低收入家庭节能省钱。在环境保护方面，肯普滕市遵循着一套严格的能源和气候政策，如市政车辆的排放量不得超过每公里130克二氧化碳，这大大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多举措应对城市“萎缩”

　　当今，德国一些偏远中小城市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难，其中最严峻的是城市的“萎缩”，可依据6个指标判断：人口增长、净移民、岗位发展、失业率、实际纳税力和购买力。这就是说，当一座城市出现人口大幅减少，失业率上升，净移民、就业率、实际纳税力和购买力下降时，那么它就处于“萎缩”中。此外，城市越小、地理位置越偏远，往往越可能“萎缩”。目前，德国一些住在偏远中小城市的居民已经能感受到城市“萎缩”的影响。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德国政府推出了多个扶持项目。除了经典的“城市转型发展的措施”项目外，德国中小城市也十分看重“活跃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建筑文物保护”等项目，以及2010年推出的“小城镇——当地的合作与网络”项目等。通过这些项目，一些中小城市可获得一定的资金资助。如通过“小城镇——当地的合作与网络”项目，联邦财政援助可帮助人口稀少的中小城镇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等。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部长格尔德·米勒认为，德国城市发展政策，最为关键的是要调动所有主体的积极性，并启动引领城市走上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进程，让城市发展成为对所有居民都具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记者 冯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