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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北京城市发展和未来人口空间布局是一个焦点问题。京津冀之间的协同发展和优势互补被认为是缓解甚至治愈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出路。 北京市各主要领导今年以来在不同场合强调要控制北京市的人口规模。于是从严格管理小学生入学资格到治理群租房、拆迁服装城，政府的不少举措都被解读为管控人口之策。坊间更流传着“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到周边地区”的传言。
11月5日，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强制疏散北京人口，所谓疏散人口的传言都是“子虚乌有”。
2013年，北京市人口总量达到2115万人。“大城市病”也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包括交通严重拥堵、公共服务与资源供应紧张等。就“大城市病”的根源，研究者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根源在于人口的过度集中，有的则认为根源在于城市规划失误和管理不当。 那么，北京的人口到底过量不过量？以何标准来确定过量与否？带着这些疑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二十年持续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人口学者、《中国人太多了吗》的作者之一黄文政。 人口多不是“大城市病”的根源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有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北京的人口减少500万或更多之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您怎么看这种观点？人口多是“大城市病”的根源吗？ 黄文政：北京规模太大、人口太多已经成为定论，大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我们要思考这种说法放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是否成立。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感受和主观判断，而是要基于事实、基于数据。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问题要思考清楚，严格控制北京人口对全国乃至北京本身到底有益还是有害。 按美国市场研究机构Demographia的2013年版本的数据，如果按人口来计算，北京城市聚集体以1824万（指空间连续的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因此不包括远郊区的人口）居第11位，排在东京、首尔、上海、马尼拉和墨西哥城等聚集体之后。从拥挤程度看，在全球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聚集体中，北京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居第138位，属于中等偏轻的水平。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权力比较集中。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以及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人口排不进世界前10位，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根据我们的估算，从国际可比性来看，如果没有迁徙限制的，北京建成区的自然均衡人口应该为3000万左右。现在1800多万的规模应该是长期限制的后果。其后果是北京每年损失大约1万亿的GDP和大约2000亿元的税收。人口控制损失最大的恰恰是北京自己。 北京的大城市病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城市规划失误和管理不当。因为北京总是按照脱离实际的人口规划来配置公共资源，这自然会导致全面短缺。 顺应市场成就世界型大都市圈 日报：采用严控人口的方法来防范大城市病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黄文政：人口增加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想进来的人只要比想离开的人多，人口必然就会增加。如果用人为的方法来加以强行限制，就会导致各个层面的损失。首先是道义层面的损失，有的人在北京已经居住了十几年甚至更长，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强制赶人家回去很没道理。 宏观上，北京实行人口控制不仅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更伤害北京自身的利益。经济发展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以及达成这种匹配的技术进步。人口聚集可诱发新的需求并催生相应的供应，也有利于信息和创意交流。用人口控制来限制聚集会造成社会效益的巨大损失。如果北京的建成区人口达到前面估算的3000万，而非目前的1800万，人均GDP应该更高。 我认为最需要改变的是总以为人口太多、需要严格管控的人口观念。社会资源的集中与人口的集聚互为因果。一方面，社会资源吸引人口聚集；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带来效率提高，创造更多社会资源。具体来说，很多人来北京是因为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因此高房价和拥堵等负面因素可以说是为了得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们通常认为得到的好处理所当然，但对付出的代价却耿耿于怀。在这种愤懑之中，人口太多成为最合适的替罪羊。 日报：考虑到历史和现实，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较为理想的途径是什么呢？ 黄文政：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途径是顺应经济的自然发展，以数千万的人口规模预测值为基础，将河北邻近地区和天津纳入规划，最终成就全球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圈。这么做需要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和高效的执行力。虽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也可能开拓出一条合适的道路，引领世界未来超大城市的发展方向。在国际上，不乏成功的例子。
比如，以东京为核心的都市圈目前就有3600万人，占日本人口近三分之一，是全球最大的城市聚集体，其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在北京之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