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3058年建城史和860年建都史的北京，在16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些历史遗存记录下来的，除了古老的建筑、棋盘状的街区，还有凝练厚重的北京文化，一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

　　从去年开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启动了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试点，目前西城区“天桥历史文化景观”已完成保护规划编制和施工图设计，已进入施工阶段；海淀区“贝家花园等中法文化交流史迹群”已完成保护规划的编制，划定了保护范围，现在正深化设计方案；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已完成保护规划和保护管理办法的制定，正在开展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申报工作；平谷区“仁义胡同”完成了保护规划设计方案的比选，现正着手实施。

　　攻坚克难 试点项目要成为示范工程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北京要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一起，成为本市名城保护工作的重要依据。作为第一批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我们探索名城保护工作方法和思路的脚步从未停下，从早期专家学者的奔走呼吁，到现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名城保护”概念已经走出象牙塔，走向普通民众。相应地，“名城保护”工作也已经突破单纯的“文物保护”和“规划编制”等技术领域，走向更加综合的公共政策。

　　基于对“名城保护工作应该走出认识误区和专业局限，提倡综合性、社会化管理模式”的认识，自2012年初开始，由刚刚成立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开展了名城保护四个试点工作。工作目的是落实《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中提到的“挖掘内涵、扩大外延、突出重点、协调全面”的原则和要求，在名城保护现有理论和可能的实施途径之中，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检验其科学性和可行性，找出适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最优政策和最佳路径。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各类要素在名城保护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矛盾，试点工作不是简单地修文物、搞旅游、整环境、拆危房、造景点，而是综合考虑各类矛盾的聚集点，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和突破。焦点问题如果能够解决，其他次生矛盾也会迎刃而解，通过试点，我们可以掌握发现问题、解剖矛盾、创新思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媒体报道高达130多万篇（条），通过媒体报道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对名城保护的认识深度不同、价值观不同、保护的目的也不同，名城保护易成为社会矛盾的聚集点。通过抓试点工作，可以将各种口号和噱头引导下的那些无谓的争论转移到实实在在的工作之中，使舆论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同时让公众更加开放地了解名城保护工作，营造声势、提升影响，展现政府部门和执政者的素质和能力，让试点项目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示范工程。

　　补白创新 试点工程探索新思路

　　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种类繁多、年代跨度久远、区域分布不均，如何选择才能做到找准切入点、抓住重点和难点、聚焦热点、做出亮点？北京名城委办负责人介绍，项目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对本地区“资源梳理”中发现的名城保护工作的“盲点”和空白领域，此类历史文化资源之前并未受到重视，通过试点可以提高社会各界对其的重视程度，探索出一条适宜的保护途径；其二是专家、公众、媒体、人大、政协等社会各界提及的重点类型和重要领域的历史文化资源，它们具有很高的关注度，但保护状况不尽如人意，需要通过试点工作进行加强和提升；其三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可以与城市现阶段中心工作（如违法建设查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捆绑打包”完成的保护项目，在做中心工作的时候如果拓宽一下思路，就可以兼顾做好。

　　在选择试点项目中应兼顾六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在“性质”上要能尽可能多地涵盖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不同类型，便于针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开展有针对性的保护工作，体现出更加灵活的保护思路；二是在“规模”上要适度，在便于把控的同时，还要具有典型性，便于推广，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三是在“分布”上要尽可能拓宽范围，涵盖市域整体层面；四是在“社会”上选点要考虑当地民众的意愿，能够得到当地民众的积极支持，不会激化社会矛盾；五是在“经济”上要能与当地社会发展水平适应，能有效利用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先易后难，投入少、见效快；六是“实施”上要能够用足当地政策，与近期建设有机结合、相互促进，这与文物保护中的“抢救性发掘”类似，名城保护试点工作也应与当前市政工程建设等紧密结合。

　　目前选择的四个试点项目地域范围包括旧城、近郊和远郊，涵盖城市和农村；资源类型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既有单体建筑、公共空间，又有文化线路和传统村落，“点、线、片、面”俱全。希望通过“解剖”这些具有典型特征的试点项目，尽可能多地掌握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真实情况。

　　统筹协调 实现综合集成因势利导

　　名城保护工作需要超越部门局限，把不同部门或专业为主的各项分散的建设归纳到一个战略思想的高度，因此在试点工作中北京名城委办十分重视“统筹协调”的工作方法。在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名城委办组建了综合性和专业性齐备的团队。工作团队除了官方决策者和参与者外，还包括众多非官方参与者。其中，官方部门和机构包括名城委办及名城委专家、市规划委、市住建委、市文物局、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以及市发展改革委、市农委、市财政局、市园林局等相关部门，此外还包括各区县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村委会等属地政府和基层机构；非官方参与者包括新闻媒体、利益相关方、名城保护志愿者、原居民、民间艺人、民俗专家和学者等。

　　需要着重指出，在团队中规划管理部门起到龙头作用，将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在空间地域上“整合”起来，在踏勘调研、规划编制、政策研究、实施控制等多层面提供专业性服务，编制保护规划，提出保护原则、目标和实施建议，回答该不该保护、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等关键问题，为工作团队明确保护工作的思路和方向。

　　历史文化遗产积淀和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反映人类过去生存状态、人类的创造力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有力物证，成为城市文明的纪念碑。它们具有不可再生的唯一性特征，历史赋予它们一种难得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可以转化为宝贵的文化资源，对现代城市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积极影响。

　　天桥历史文化景观保护的试点项目位于明清时期北京形成的7.8公里的中轴线上。据统计，这条中轴线原有古建筑物、构筑物42座，现有35座（其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湮没、拆除了10座，后陆续恢复了2座），天桥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名城委专家王世仁在论述天桥的意义时指出，天桥是“都城中轴与天象对应的标识”，“河渠、拱桥和一桥二碑的组合，显示出这里是一处新的‘国门’”。为此名城委办提出结合中轴线申遗和天桥民俗文化演艺区建设，重新展示这一历史文化景观。

　　在天桥再现和展示的认知方面，规划设计单位做了“文化印记”、“原址建造”、“就近建造”、“文化印记结合就近建造”四个方案，经过比对，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案，并顺利通过公示，这也说明对已经灭失的历史遗存，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再现，其原则一是不影响现有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二是不对现有真实遗存造成破坏；三是与城市整体规划和发展结合，投资少、易操作；四是能够提升周边环境的历史认同感和场所归属感。

　　精神传承　保护贝家花园 关注情感价值

　　英国学者费尔顿在其《历史建筑的保护》一书中，把历史建筑的这些价值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海淀区中法文化交流史迹群正是一组传递情感价值的建筑。

　　在中法文化交流史迹群保护的试点项目中，名城委专家舒乙及有关专家在研究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海淀妙峰山附近原有的几处区级文物建筑，是20世纪上半叶来华的法国白求恩式国际医生贝熙业大夫及其友人、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圣琼·佩斯的活动史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应该立即着手统筹保护修缮工作。

　　名城委办工作人员及规划设计人员对贝熙业活动史迹（贝家花园、贝大夫桥等）、圣琼·佩斯活动史迹（圣琼·佩斯著诗处、圣琼·佩斯居住地等）、中法大学发展史迹（中法大学旧址、温泉女中等）及该地区其他有关历史文化资源（大觉寺、醇亲王墓、龙泉寺、响塘庙等）共26处建筑进行了详细调查，绘制出中法文化交流史迹群的区域范围和资源分布图。其中西山地区22处，旧城内4处，依文物级别划分，国家级文保单位2处，市级文保单位4处，区级文保单位5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4处，其他遗迹11处。

　　相对于文物普查登记工作对建筑质量、建造水平的重视，本次“资源梳理”工作从更深层面关注在建筑和空间中活动的人物、发生的故事、产生的情感及承载的跨国文化。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11处建筑，虽然“建筑实体”不具备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但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同样列入我们的保护范围之中，这是对纯粹文物保护工作的突破。

　　资源点散布在旧城和京郊地区，本来“物”与“物”之间并没有空间上的联系，但它们通过贝熙业、圣琼·佩斯、蔡元培等历史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故事，如帮助抗日志士、掩护爱国青年学生和共产党干部、撰写《阿纳巴斯》、举办中法大学等，产生了无形的“关联性”。为此名城委办研究提出了“要素归纳三轴理论”，即将历史文化资源按照“时间轴”、“人物轴”、“地理轴”进行整合，建立起时间与空间的关联，形成清晰的脉络和体系，以区别于纯粹的历史考证、文物考古和文学说古。

　　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遗存与其说是沧桑的荒凉遗存，不如说是一处处承载了历史文化变迁的活文化遗产，有些破败，有些变迁，但其文化风骨岿然不动。

　　“这段历史现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很少有人了解，但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舒乙说。

　　虽然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是名城保护工作中相对成熟的一个环节，但如同城市规划一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存在由单一规划转向综合规划、由技术规划转向政策规划的困境，需要主管部门与业内专家研究与改进，一是明确“空间形态、环境生态、功能业态”三位一体的原则和要求；二是加入管理政策、资金运作、实施方法等内容，将保护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规划编制与规划实施有机结合。

　　为使四个试点保护工作有法有据、科学合理，名城委办在开展工作之前专门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了《房山区南窖乡水峪村保护规划》、《贝家花园等中法文化交流史迹群保护规划》、《平谷区仁义胡同及平谷老城区保护规划》、《天桥历史文化景观设计规划》的编制工作。保护规划对上位规划进行了重新解读，部分进行了调整优化，并突破了过去“蓝图式”前景描绘的规划方式，加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内容。

　　以水峪村为例，在名城委专家宣祥鎏（已故）和柯焕章的指导下，依据《房山新城规划》、《房山区南窖乡乡域规划》、《水峪村村庄规划》等上位规划要求，水峪村属于保留发展村，将与南窖村和中窖村整合，实现人口外迁和产业置换。保护规划同意上位规划对水峪村“保留控制型村庄的定位”，提出“水峪村申报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后，第三产业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村庄环境和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将吸引村民回村就业和继续居住，因此村庄在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方面应结合申报名村这一契机综合考虑，为村庄发展留有余地”。

　　保护工作的创新点之一是将“保护”与“发展”并重，变“控制”为“引导”，为积极参与名城保护的地区提供政策支持，对原有土地利用规划进行了重新调整，增加了用地指标，并提高了公共设施用地、道路广场、村庄建设用地等面积和比重，允许在保护核心区和建控地带外围适当发展产业、改善市政交通、提高居民生活环境。

　　保护工作的创新点之二是加大对保留传统村落产业发展的研究力度，规划编制者对水峪村资源禀赋进行了分析，提出“以民俗旅游产业发展”为主要方向，并对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设计。保护工作的创新点之三是在编制保护规划的同时，经区政府批准出台了保护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了基础设施和安全设施的管理措施，规定了核心保护范围内建设活动的控制原则以及保护范围外历史环境要素管理要求等。这是我国第一个针对“村”的管理规定，是对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工作的创新突破，使我们认识到在今后的保护工作中，有“规划”必须有“措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以史为鉴 仁义胡同传奇 诠释厚德精神

　　任何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他不仅具有历史认识价值、审美鉴赏价值，还有凝聚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的政治价值。遗存至今的大量历史文化名城及文物古迹，形象地记录着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进程。

　　在京东平谷老城，有条仁义胡同，相传明朝时，金尚书、倪尚书的亲戚住在这里，两家一墙之隔。一年夏天大雨泡倒了院墙，修墙时两家因墙基发生争执，各不相让，就都想到了自家在京城做大官的亲戚，于是各自修书给两位尚书，请求为自己撑腰。两位尚书接到书信马上回复，内容竟然一样：“百里捎书为堵墙，让他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两家人见信十分惭愧，各自主动让出一墙之地，于是形成这条五尺宽的胡同，从此把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该胡同目前仍然存在，位于平谷新城10号街区老城区内，仍保持着传说中的五尺间距，留存有胡同意向、泰山石敢当石碑和旧墙砖。在全国，类似的故事在安徽、河南等地也有，不是唯一的，但是都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谦逊礼让、厚德仁义的精神，因此经过名城委专家赵书提议和名城委办研究协商，仍将其选作试点，胡同虽小，意义重大。

　　仁义胡同规划实施采用原样保留，进行渐进式的环境整治，用最节俭的方式对胡同进行整治挂牌，并进行简单墙体粉刷，绘制历史传说连环画，远期可根据平谷旧城整体规划的思路，进行方案的调整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