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盆地的自我修养

　　NBW记者 蔡辉

　　成都是一个盆地，就像四川火锅一样，很少溢出，也不拒绝涌入，在自己的体系里不温不火地发酵。自古以来，它有自己的丰富物产，可以自给自足；没有险要的军事屏障，不是兵家重镇，外面世界的变化似乎从不打扰这个幽静的城市。

　　6月，成都举行了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这是当地难得的盛会，随处可见“Chengdu，Can Do”的大标语。但记者采访中发现，许多市民对这个论坛一无所知，“只知道来了很多外国人，不知道跟成都有什么关系”。

　　成都的创业者们也有类似的气质。不像北京创业者热衷于在觥筹交错的各种饭局寻找行业信息资源，他们在闲暇时间更喜欢陪家人、泡茶馆，放松生活。

　　在市民们舒适绵软生活节奏的另一面，是当地IT业的快速发展。十几年来，成都IT业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而崛起。低廉的人工成本及西南中心的区位优势让这座城市成为跨国企业的新制造中心。英特尔、IBM等国际IT企业先后在这里设厂，也带动了整体产业环境的成熟。目前为止，全球20%的PC在成都制造，50%的笔记本电脑芯片在成都封装测试，70%的苹果平板电脑在成都生产。这些高效辉煌的战绩与这个慢悠悠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对照。

　　时至今日，成都人显然不再满足于跨国公司制造基地的定位，他们希望能培育出本土的创新力量。移动互联网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去年，成都市高新区政府颁发《关于加快推进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见》，区政府计划投入10亿元移动互联网发展专项资金，打造移动互联网创新先导区，希望5年内撬动2,000亿元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规模——这相当于目前成都高新区整体GDP规模。

　　从流水型的制造作业到创新文化(300336,股吧)的先导力量，这显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成都这口慢火的“火锅”，加上一味辛辣的猛料，将调制出怎样的味道？

　　“成都的速度太快了”

　　对成都人来说，没觉得创业是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用同样的资金在北京允许你失败1次，在成都可能允许你失败10次

　　NBW记者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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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6月，成都吸引了全球商界的目光，在这里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会聚了包括1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掌门人在内的600多位重量级人物。这个十年前在国际上还默默无闻的中国西部城市，既不沿海，也没有大的资本或媒体力量推波助澜，为什么会形成今日的影响力？

　　“成都的（做事）速度太快了。”成都尼毕鲁科技有限公司（tap4fun）创意总监、美国人查理惊叹。他看到，在《财富》论坛举办前一个星期，成都新二环高架桥试通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内交通拥堵的顽疾，而这个工程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仅花了四个月时间。“在美国，这么大的工程至少需要四年。”查理说。

　　如果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都拥有的能力，那么成都IT业的崛起则体现了当地人特有的精明与爽快。从成都市政府于2001年将IT产业列为“一号工程”起，当地IT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0倍，达到3,777亿元，占全市GDP总值的13.7%。越来越多的500强企业及新生创业者涌入成都，使这里成为“中国IT第四极”。

　　标杆：从1到50

　　对于一个内陆城市，成本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却是一个顽疾。曾有一位厦门的IT从业者告诉记者，在那里辞了职就很难找到下家，而在北京有大把机会可以选择。于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的他在幽静的厦门生活了两年后，不甘于小城市的平静单调，也投身了“北漂大军”。

　　成都当地政府在吸引标杆企业落户方面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为营造出良好的产业氛围，成都过去十年在引进IT标杆企业方面确实煞费苦心。截至2012年底，落户成都的世界500强IT企业有近50家，包括英特尔、联想、赛门铁克等IT厂商均在成都设立研发或生产中心。

　　跨国公司本土化，需要与海关、检验检疫及外事部门等多个行政部门打交道，繁重的行政手续是跨国企业进入中国的主要障碍。2001年，成都市政府为吸引英特尔在成都设厂，在高新区政府下面专门成立了英特尔办公室，这个部门后来演变成了重大企业办公室，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这也减轻了企业的行政审批成本。据英特尔中国区执行董事戈峻透露，成都市政府每个季度都会与所有跨国企业进行制度化的沟通，“使企业诉求很快到达政府层面”。

　　戈峻是2001年英特尔进入成都的主要推动者，当时的成都还没有一家上得了台面的IT企业。他告诉《新商务周刊》记者，当时英特尔与成都政府谈判的过程恰逢“非典”，见面沟通都十分不便，甚至“整个谈判过程都带着口罩”，心情差到极点。但成都政府的诚意最终还是打动了英特尔总部。

　　四年前，英特尔对中国地区的几个中心进行了更加明确的战略定位区分，上海定义为创意中心，而成都则承担制造及后续分装、物流等业务。在这个背景下，上海浦东工厂产能全部转移到成都。戈峻认为，这么大的工程转移，在中国只有成都能这么快完成。“上海工厂有十年的历史，有一系列的报税进口设备和人力转移，从一个政府体系到另一个政府体系，成都政府的配合起了很大作用。”英特尔在成都的成功也带动了更多企业跟进。

　　近几年，成都政府树立的典型标杆开始从500强过渡到本土创业公司，包括手游公司尼毕鲁、数字天空及手机应用Camera360等，都成为媒体热捧的明星，他们也给了新的进入者以希望。去年开始，北京的云中游（游戏“找你妹”的开发者）、移动电商趣玩网陆续迁到成都。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均是成都本地人，在北京的生活质量日益下滑的情况下，“回家”不失为一种选择。

　　创业者的“天府之国”

　　天府软件园是成都政府于2009年打造的国内最大的软件园基地，其地下一层“创业场”全部面向移动互联网企业，从过去的物联网、云计算，到现在的手游，政府专注的政策引导也孕育了一批移动互联网新生代。

　　其中包括咕咚运动。2009年，创始人申波看到了成都设立大学生软件园的通知，与好友司建铭向团市委提交申报材料，随后获得园区的免费办公场所及60万元中小企业创业基金。2010年7月，逐渐壮大的咕咚运动搬到了天府软件园，在这个新平台上，申波获得了盛大投资数千万元的A轮融资。咕咚运动副总裁鲍平军由衷地感慨：“有梦想的人赶紧来成都实现。”2010年，他辞去北京的工作加入咕咚运动，负责市场推广，给技术出身的申波、司建铭带来大城市的商务资源。他说：“成都的创业环境在中国很少见，包括配套设施、资金支持、技术指导等。”

　　除了资金支持，软件园还提供了人才招聘等配套服务。软件园的企业员工大部分来自当地的四川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有朝气、有激情，却缺乏经验。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婷婷经常带领企业到北上广招聘资深IT人才。杜婷婷表示，软件园的招聘目标是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成都本地人，既有一定的大城市视野，也对本地有归属感。去年，有3,000多名在北上广深的成都人通过这样的招聘活动回到老家。最近的一次是今年3月在深圳举行的，50多家企业的专场吸引了2,000多名应聘者。

　　曾贤儒与李雁川今年4月加入天府软件园，创立了手游公司阿鲁巴。计划创业时，两人曾评估过很多城市，其中主要是南京、天津及成都，这三座城市的创业扶植政策力度相对较大。最终选择成都，是因为其扶植措施确实针对小型创业者，“前两者主要还是扶植有一定实力的成长型公司”。曾贤儒跟记者算了一笔账，软件园的租金政策免200平方米，剩余每平方米月租40元，而在北京海淀区互联网企业密集地区月租一般是210元，再加上北京的人工成本是成都的1.5〜2倍，一年下来可以省280万元。目前，阿鲁巴仅有10名员工，租用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这在寸土寸金的北上广难以想象。

　　解释创业的念头，曾贤儒很实在：“在北上广从事IT工作，三五年就可以看到工资的天花板。但创业像打德州扑克一样，风险大收益也大。”他还说，创业是持久战，尤其是这种棋牌类的手游公司。

　　而天府软件园则给予了创业者最宽松的创业环境。杜婷婷说：“对成都人来说，没觉得创业是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用同样的资金，在北京允许你失败1次，在成都可能允许你失败10次。”在缺乏风险资本的推动下，政府的支持使创业者得以心无旁骛。

　　手游，成都的天作之合

　　移动互联网缩小了成都与北上广在资金和信息流方面的差距，而手机游戏作为一个强调娱乐与创意的新生产业，与成都这座城市恰如天作之合

　　NBW记者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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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想在成都找到最适合本土创业者的一个领域，那无疑就是手机游戏。随着智能手机保有量的爆发性增长及运营商网络环境的改善，手机游戏成为人们打发闲暇时间的最佳工具，而“闲暇时间”显然是成都最不缺的资源。一个强调娱乐与创意的新生产业，与成都这座城市恰如天作之合。

　　休闲游戏的崛起

　　“手游是移动互联网创业者的唯一机会。”阿鲁巴联合创始人曾贤儒认为，“几个大的细分行业，包括电商、视频、阅读等领域比的是资源，是巨头的游戏。只有手游还没有形成垄断，是纯粹的产品导向。”成都市政府的创业引导方向也从前几年的“云计算”、“物联网”，过渡到现在的“手游中心”。

　　在使用场景更加碎片化与灵活的智能手机上，轻度休闲游戏获得了生存空间。这与成都的休闲文化天然地融合到一起。因此，尽管“重度”的网游产品更赚钱，但成都的手游公司更多地选择了休闲游戏的路子。触控科技CEO陈昊芝认为：“这种休闲类游戏是手游跟端游最大的区别，持续生命力也较强，会占据将来手游市场的30%。”

　　休闲游戏与重度游戏的玩法明显不同。重度游戏更多的是靠用户付费，APPU值（每个用户收入）能达到千元级别，但生命周期相对较短；休闲游戏APPU值很低，一般不超过100元，但用户量大，流量可以转化为广告价值，这对游戏的生命力提出更高要求。

　　游戏产品“宫爆老奶奶”的开发者蓝飞科技今年仅有两款新产品上线，平均每款游戏开发周期4个月，而许多页游公司只有几个开发人员和一台服务器，一个月就可以推出几款游戏。蓝飞科技COO周巍说，休闲类游戏像网游一样“洗用户，赚快钱”，对游戏性要求更高，成都这种宽松的生活环境更能激发这种创意，也能让开发者摒弃逐利心态，专注于“好玩”。“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压力大、很不开心的开发者能做出一个让人开心的游戏。”

　　手游公司的逻辑

　　成立于2006年的蓝飞科技已经决定在今年7月从青岛正式迁往成都，主要是为了向发行渠道及广告分发的平台化业务延伸。“游戏的开发偶然性与波动性太大，平台化发展才能获得企业稳定的成长。”周巍如是表示。这种业务转型要求公司寻找更接近游戏集中的城市，以便更好地与其他从业者交流。去年12月提出迁移的想法后，周巍不停地在天津、厦门及成都三地游走，寻找新的落脚点。

　　“各地高新区的优惠政策类似，选择成都是因为其政府的专业性。”周巍说，跟很多地方政府讲一款日活跃用户有210万人的游戏有多大的价值，很容易像“鸡同鸭讲”一般陷入尴尬，但是成都高新区领导却能理解。“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投资人，而不是传统意义的官僚。”去了成都7次后，今年4月周巍与天府软件园签订入园条款，正式启动搬家事宜。

　　但迁移并不简单。小猪短租联合创始人陈驰也是成都人，记者曾跟其探讨关于“回家”的可能。他认为，成熟团队的迁移，首要考虑因素绝不是成本。“二线城市的主要成本优势是人力，这意味着迁徙后员工工资都会下滑，势必导致核心团队流失，而新的员工对业务理解至少需要一年，这不是瞎折腾吗？”陈驰说，创业公司很重要的是团队稳定。

　　趣玩网在今年3月的迁移也确实遭遇了人员流失，140多人的团队仅有18人愿意一起去成都，50多人留在北京负责仓库管理及市场推广，剩下的选择了辞职。后来在成都重新补充了40余名员工才恢复到北京公司原来的规模。

　　而团队相对年轻、人数较少的手游公司却没有这种搬迁压力。蓝飞科技向员工承诺工资不变，宣布迁移决定后，30人的团队无人辞职。有12个相对年长、已经买房买车的员工留在青岛，其余18人选择一起到成都，年龄基本在23岁〜27岁，他们愿意到新城市尝试新事物。青岛公司继续专注于游戏开发，成都公司则承担蓝飞科技向平台化转型的系统开发及市场推广工作。

　　这也是成都政府希望看到的。“他们（成都高新区政府）对游戏平台化的重视与我们非常契合。”周巍表示，这种专业眼光加深了他对成都的好感。在几年前的PC网游时代，成都也曾经试图成为“网游第四城”，现金流相对健康的游戏行业是广州、成都等南方城市的偏爱，但是网游的运营成本与服务器投入高企。因为市场人才及资本资源的缺乏，成都游戏公司以开发为主，发行及运营等渠道资源均掌握在北上广的公司手中，而这些才是最丰厚的利润来源。这次，当成都手游异军突起时，政府看懂了这个逻辑。

　　更加务实的成都

　　当然，比起北上广，成都还有太多的不足。39岁的史红新去年7月辞职创业，成立了移动电商“拍蜜优”，以电子优惠券方式切入O2O市场。创业时，他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地选择了北京。史红新告诉记者，二线城市或许在信息流方面的创业有机会，但O2O需要考虑当地的消费水平。“需要足够大的用户基数与商家市场空间，需要销售人员去实地扫街，而这些在二线城市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位80后的创业者跟记者直言：“许多外地创业者经常跑北京参加车库咖啡的活动，这里还是能获得不一样的视野。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离开北京就是贱卖自己的未来。”

　　但是，这种境况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悄然改变。成都IT茶馆创始人王佳伦是一个成都女婿，2008年因为“生活压力大”辞去上海的工作到成都定居，创立了IT茶馆，成为成都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社交社区，去年IT茶馆进入天府软件园。但不同于车库咖啡为创业者提供的融资资源，IT茶馆更多的是一个社交平台，还承担人才招聘、沙龙活动等配套服务——这些在北京司空见惯的东西在成都成为了稀缺资源。

　　在王佳伦看来，移动互联网弱化了大城市这些华丽的优势。“在互联网时代，流量入口无非几个巨头，对于创业者则更强调运营能力，对资金要求较大。移动互联网是多入口，每个App都是独立入口，做好产品就有市场。这更适合于专注低调的创业公司。”他说，这是成都赶超北上广，乃至成为世界级城市的一个重要机会。

　　王佳伦坦言，他不喜欢北京的浮夸：“北京的企业喜欢先讲规模再讲盈利，而成都更喜欢反过来看。这也与本地风投及媒体资源有限、创业者一般靠自有资金创业、需要先考虑生存等现实状况有关。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使成都更加务实。”

　　三个人的“新”成都

　　如果说成都IT产业的发展特征是“快”，那么成都IT从业者的特征则是“潇洒”，如何平衡生活质量与人生价值，他们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NBW记者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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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在成都乘坐出租车去天府软件园。在车上，司机不停地说好久没打麻将了，今天要去江边玩一玩，记者是他当天唯一一名顾客。开车经过一个大广场，这位司机还一时兴起来了个180度的漂移，狡黠一笑：“地方太大，一时手痒。”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则告诉记者，为迎接《财富》论坛，政府要求全体的士司机刷洗车辆、学两句通用英语。他觉得很麻烦，论坛期间决定在家里“躲”两天。—两位司机均是25岁，在他们身上，记者看到了外人口中成都人的“不思进取”与“自娱自乐”。

　　记者采访了三位成都IT人，发现许多成都IT人也这样潇洒地活着。如何平衡生活质量与人生价值，是每个都市IT人的困扰。而成都人的幸运在于，他们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魏骁勇：“劈砖教授”的娱乐创新

　　魏骁勇是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去年，他在课堂上表演徒手劈砖，获得一个更火的头衔—“劈砖教授”。他告诉《新商务周刊》记者，自己希望学生先生活后学习，当时劈砖是为了用有趣的案例来阐述物理力学的价值。“当时是《科学工程与实践》的第一堂课，讲概论，这种娱乐方式显然比学术理论更得人心。”而这次劈砖也让他获得被誉为“中国版搞笑诺贝尔”的菠萝ME奖。

　　“成都人向来比较有娱乐精神。就像川剧，更多的是幽默剧，而不像京剧一样经常是宏大叙事。”魏骁勇认为，这种玩性让成都人能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创意灵感。

　　今年6月，魏骁勇开发了一款“刷女”软件，再次走红网络。这款软件适用于联谊场所，用户在入场前临时登记个人信息，活动过程中用户仅需要拍摄某人照片就可以读取其个人资料，方便后续联系。由于涉及个人信息安全，“刷女”目前仅在四川大学这种临时性的小范围社交环境中实验。

　　魏骁勇说，设计这款软件的初衷是作为便民服务的工具，消费者在商家门口拍摄特定照片获取优惠清单。试验过程中，他发现这个数据模型对于人脸识别同样奏效，从而延伸到社交场景上。“对大部分人而言，购物不是实时需求，而‘交个女朋友’却是。这可能是这个次要功能更受欢迎的原因。”

　　而在便民服务领域，相比于二维码、电子优惠券等其他工具，这款软件的操作更加简便，商家与消费者的主动性也更强，但仅提供信息流，难以将用户需求与实际交易相互关联，商业变现难度较大。对此，魏骁勇坦言，开发软件只是为了实现生活中获取的“点子”，而商业模式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在“刷女”火了之后，很多风险投资也看到了它背后的商业价值。面对资本的诱惑，魏骁勇更希望继续专注于科研：“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商务合作、市场推广之类工作要交给更专业的创业团队去做。”

　　美国人查理：从华尔街“玩”到成都

　　“成都是个不慌不忙的城市。”每个刚来到成都的人都会这么说。

　　手游公司尼毕鲁创意总监、已经定居成都八年的美国人查理对此深有体会。来成都之前，他在华尔街从事资本投资工作，这份外表光鲜、薪酬丰厚的工作却让他感到无趣。

　　“在办公室看到一批30多岁的分析师日复一日地同样工作，我不想过这种生活。”2004年，他辞去美国的工作到亚洲旅行，在香港、东京均生活了数月时间，也在广州、上海短暂逗留，但成都休闲的生活氛围留下了他。“生活质量是我考虑的首要因素。”查理说，他不太习惯中国人轻易就加班的工作方式，更愿意生活与工作有所隔离。“我每天7点半起床、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下班时间与双休日基本不想工作的事情。”

　　“成都人的闲暇时间也不热衷太多的社交活动。”查理说，他很少参加那些行业性的沙龙、论坛。在去年App Annie发布的全球App开发商收入榜前52名中，中国企业仅有成都的尼毕鲁与数字天空两家。尽管在同一城市，查理却从未见过数字天空的团队。“他们很神秘，我们各干各的事，没有太多交流。”

　　北上广等核心城市的信息爆炸，但是成都却面临信息不畅。成都人有埋头苦干的耐心与决心，这是做出好产品的根本，但缺乏对市场新变化的判断与理解，这也是成都IT创业者最受质疑的一点。

　　国际视野即是查理带给尼毕鲁最重要的东西。查理说，2008年杨祥吉刚创办尼毕鲁时就希望做全球化企业。目前，尼毕鲁65%的收入来自海外，去年尼毕鲁的《银客帝国》击败《愤怒的小鸟》成为全美App Store收入榜第一。“我给了他国际背景，他则给了我一份有趣的工作。”

　　“在中国有工作很好的地方，有生活很好的地方，但是生活与工作都好的地方可能只有成都。”查理说，他现在喜欢上了泡茶馆，有一个成都本地的女朋友。尽管收入比起在华尔街时“太丢人了，不好说”，但这里的生活与工作更有趣。

　　还有个小细节。今年，尼毕鲁从IOS市场延伸到安卓市场。不同于IOS市场用户习惯于付费，充斥着免费应用的安卓市场用户付费意愿相对较小，广告是应用开发者的主要收入。但查理表示，尼毕鲁的产品里绝对没有广告，因为“这样不好玩”。

　　卞成刚：“新成都人”的顶级团队

　　四年前，英特尔上海产能转移到成都，上海人卞成刚跟着来到这里，出任工厂厂长。此前，他从未来过成都，现在则乐意把自己称为“新成都人”。2008年之前，卞成刚在上海担任了五年的闪存厂厂长，一直希望带出一个“顶级团队”，直到闪存厂关闭也未能如愿，而他在成都用了三年时间却做到了。

　　在卞成刚的概念里，这个“顶级团队”的衡量标准是英特尔内部最高荣誉—全球质量金奖，每年仅颁发3〜4个，成都工厂去年如愿摘冠。“马来西亚工厂用了20多年才拿到这个奖。”对此，卞成刚颇为自得。

　　全球质量金奖的评判标准是英特尔的“六大文化”（ 客户服务、强调纪律、尝试风险、人人平等、质量至上、结果导向）。卞成刚说，当年上海闪存厂的表现已经非常强劲了，但总感觉缺点什么。到了成都后，他发现，缺的就是本土文化与英特尔文化的融合。

　　卞成刚喜欢别人叫他“卞哥”，借此拉近与年轻员工的心理距离。过去在上海，卞成刚习惯用西方企业的绩效考核、纪律管理进行制度化管理，但在休闲城市成都却遭到反抗。产能转移的当年，2009年8月18日，成都工厂部分员工对薪资不满而罢工。“过去那种老土的办法是控制员工，而不是激发员工，这很难让公司文化到达基层。”卞成刚说，“很多人问我未来的高科技是什么，我认为未来的高科技必须有文化理念在里面。”

　　于是乎，卞成刚设立了人文战略总监这样一个全新的岗位，其工作职责简单说就是“让员工开心”。于是乎，成都工厂有了英特尔全球工厂中的第一个足球场和第一个总经理信箱，还有展示员工创作的“创意长廊”，饭堂里有按摩椅，实验室里有咖啡室。这种人性化的工厂管理，确实激发了员工的生产效率。如今，成都工厂已经成长为英特尔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之一，平均每9秒钟生产一颗芯片。成都工厂投产五年做出的成绩甚至要超过在马来西亚经营了四十年的工厂。

　　对于成都的休闲文化，卞成刚有自己的理解：“如果你每天都很开心地休闲，待不了两年就得走。”他说英特尔有清晰的淘汰机制，“休闲”更应该理解为“努力工作，努力休息”。“周一至周五拼命把进度做出来，周末就可以休息了。我在上海干了十多年，没有一个周末不干活。”

　　但也有例外，企业高层工程师仍需要保持随时待命的状态。2011年除夕夜，英特尔总部决定在全球召回出问题的芯片组，作为芯片组领头羊工厂（每个项目仅有一个领头羊工厂，成都是芯片组及移动处理器的领头羊工厂），成都工厂承担70%的召回及重发任务。卞成刚接到消息后通知工程师回厂加班，150名工程师几乎全体到岗。原计划需要90天才能恢复的产能，成都工厂用了9周即完成。这次出色的战绩，让成都工厂在“尝试风险”及“结果导向”两项文化指标上加分不少。

　　从上海人卞成刚在成都取得的成绩来看，慢节奏生活与高效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既相悖，却也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