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范围内，旧城更新仍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而言。虽然人们有必要适当调整视角以寻求新问题的新答案，但在有关旧城更新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死与生》中的许多观点仍然有无可替代的启发作用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下简称《死与生》）虽出自城市规划的“外行”之手，却是“关于美国城市的权威论述：城市安全从何而来？怎样使城市良性运转？为什么这么多由政府领导的挽救城市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归纳起来，雅各布写作《生与死》的主要成就有以下三点：①唤起人们对城市复杂多样生活的热爱；②对“街道眼”(Street Eye)的发现；③反对大规模计划。
    在书中，雅各布通过非专业化的清晰语言，将人们与人们的活动、活动的场所交织起来，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画面。为了阐明她的“城市生态学”，雅各布以其生动活泼的笔触勾画了人们之间各种复杂的交互活动：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等等。她将这些活动称为“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而这与芒福德的“城市戏剧”(Urban Drama)观念、W·怀特强调公共广场的重要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雅各布推崇城市的多样性。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功用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Diversity is nature to big cities）。她犀利地指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将田园城市运动与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在推崇区划（Zoning）的同时，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而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针对衰败的大城市中心，她又进一步提出，挽救现代城市的首要措施是必须认识到城市的多样性与传统空间的混合利用之间的相互支持。在这一点上，她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如：L·克里尔、A·文丘里等不谋而合，遥相呼应。《死与生》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四点补救措施：保留老房子从而为传统的中小企业提供场所；保持较高的居住密度从而产生复杂的需求；增加沿街的小店铺从而增加街道的活动；减小街块的尺度从而增加居民的接触。
    同时，雅各布还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街道空间的安全感。她观察到，传统街坊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邻居（包括孩子）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而潜在的“要做坏事的人”则会感到来自邻居的目光监督。雅各布据此发展了所谓“街道眼”的概念，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Block）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 “街道眼”一经出现，就引起了美国城市规划和建筑界人士的注意。一些人乐此不疲地试图将之引为实践标准，甚至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产业和专业领域。O·纽曼的经典著作《可防卫空间：通过城市设计预防犯罪》（1972）正是受其启发并将“街道眼”概念拓展到“领域所有权”和由此产生的防卫责任感。
    雅各布对1950-1960年代美国城市中的大规模计划（主要指公共住房建设、城市更新、高速路计划等）深恶痛绝，《死与生》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对这些计划进行批判。雅各布指出，大规模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 ——①耗费巨资却贡献不大；②并未真正减少贫民窟，而仅仅是将贫民窟移动到别处，在更大的范围里造就新的贫民窟；③使资金更多更容易地流失到投机市场中，给城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成为牺牲品”。她主张“必须改变城市建设中资金的使用方式”， “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 。
    60年代初正是美国大规模旧城更新计划甚嚣尘上的时期，雅各布的这部作品无疑是对当时规划界主流理论思想的强有力批驳。此后，对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旧城更新的反抗与批评声逐渐增多，如：C·亚历山大《城市不是一棵树》(1965)、《俄勒冈实验》(1975)、P·达维多夫的《倡导规划与多元社会》（1965）以及A·雅各布与D·阿普尔亚德的《城市设计宣言》（1987）等等。可以说，《死与生》在整个欧美开创了一个对现代城市规划进行反思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死与生》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还具有惊人的实践意义：雅各布在书中为曼哈顿南端所提出的全面规划设想后来就被当局采用并加以实施。
    当然，雅各布并未能够勇敢地面对城市现象中的所有重大问题。今天再读《死与生》这本书，有必要指出其中明显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雅各布对小型商业企业，尤其是小规模、街道层次的零售商业的偏爱，使她几乎全然忽略甚至排斥大型企业（诸如房地产业和财产管理产业，金融部门，建筑产业等）对城市的作用。事实上，城市的发展早已说明，这些大型企业无一不在现代城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与“小”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辨证关系，城市的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大企业的不可或缺。雅各布虽然提出了“小并不等于多样性，但在当时小企业普遍遭到大企业排挤而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她的感情因素占了上风。
   《死与生》中也缺乏对社会分层现象和贫穷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于美国城市严重的种族问题更是避而远之。在她所描绘的城市图景中，没有劳资对抗；“街道芭蕾”所宣扬的也是无阶级的“多样性”。在她眼中，人们会自发地组织生活，毋需领导便会过得很好；而一切规划师都是专横古怪的清教徒和乌托邦梦想家。她心目中的理想城市里生产、商业与消费自然运转，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而又令人兴奋……但是，《死与生》鼓励人们返回城市中心带来的却是低收入街区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贫民们仍然遭到驱赶，并在城市边缘滋生新的贫民窟。今天，已有学者感叹，纽约已被中产阶级化和旅游业改变为两个世界：一个富人的纽约和一个穷人与移民者的纽约。此外，雅各布虽然对城市的社会经济现象洞察秋毫，但她却没有提出私有企业和公共供给之间的平衡概念及其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当她倡导以“多样化的区划”取代同一化时，她觉察到两者之间需要某种调节手段，但却只字不提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未能对大城市规划中的这个关键问题展开必要的思考。
    今天冷静地来看《死与生》及其创作过程，我们会发现，雅各布酣畅淋漓的抨击，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对城市规划的简单的彻底否定，实际上她反对的是以大规模重建计划为基本手段的所谓“现代城市规划”。雅各布也并非故意选择城市规划作为攻击目标，作为职业记者的一种雄辩技巧，她需要为城市问题找到一个替罪羊，而较之推动大规模开发项目背后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言，城市规划无疑是一个更为安全的靶子。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出现了新的雄心勃勃的投资者，大规模计划开始“死灰复燃”。一些自称是“新城市主义”者(New Urbanism)的规划师们试图以新的方式重建城市中心和郊区。前几年引起轰动的Seaside和Celebration计划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尽管设计师杜安尼(A. Duany)经常不断地引用《生与死》中的词句来阐释其设计，但研究者却发现：这两个工程都是在开阔的未开发土地上建成的，而这正是雅各布认为最不可能产生城市多样性的方式；设计者提出的20~40户/英亩的密度，也与雅各布坚持的产生多样性所需要的100户/英亩相去甚远。实际上，Seaside和Celebration计划仍然使用了现代主义的线性的、统一控制的设计概念，庞大的社区在同一时间内迅速设计建造而成，而这与雅各布提出的产生城市多样性的四个必要条件（其中要求有不同时代的老房子共存）是背道而驰的。
    由此可见，虽然《死与生》的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并且许多规划师都奉其为圣典，但其真谛至今尚未完全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有些甚至被曲解或错误地使用。曾经指导雅各布写作《死与生》的UC Berkeley大学蒙哥马利教授风趣地说，如果"新城市主义"者们实现了其设想的巨大尺度的城市设计，是否将会有一个新的雅各布站出来，写一本新的关于大城市生与死的书呢？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旧城更新仍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而言。虽然人们有必要适当调整视角以寻求新问题的新答案，但在有关旧城更新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死与生》中的许多观点仍然有无可替代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