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有43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到2025年将达到221个。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面对形成和再次生长的问题。近日，南方都市报和羊城设计联盟共同发起了《多数人的城市》先锋沙龙，让规划者、设计师、学者、社会观察家、市民、媒体人等共同参与，一起讨论是什么构成了城市。

　　4月21日下午，在羊城创意产业园，第一期论坛“城市再生”拉开序幕。

　　老时光和新城市的矛盾

　　美国规划“教母”简·雅各布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五六十年代的纽约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一些大人物跑去看绿草坪，说，多美妙啊，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

　　但事实却是，穷人们认为：“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把我们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很多时候，建造者和规划者总在俯瞰这座城市，却忽视了它真实的秩序。

　　但无可避免地，中国大多数城市都随着印钞机开足马力，像吃了发酵粉一般地长出各种造型奇异、冲入云霄的建筑。就如规划学者王世福所说，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快于全球的城市化水平，不管中国怎样批判现实问题，但城市状态实实在在成为中国多数人的状态。

　　老时光和新城市的矛盾，或许是所有城市成长中必须面对的一段宿命，学界、建造者、执政者、市民的语境也往往相互对峙。

　　那么我们让他们来一次正面交锋。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这一次的契机是广州一个文艺胜地“红专厂”的去留，这个脱胎于50年代厂房的园区，因为红瓦砖墙的旧日记忆和艺术家的进驻，成为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然而，近期有关它将让位于广州金融城的消息激起了各界意见。

　　每一种思维都有现实的落脚点，社科界学者曾德雄将其归结为“由G D P焦虑引发的文化让位给经济现象”，但城市规划者马向明却反驳城市实际上是被更庞大的一个网络决定的，即使欧美国家，也会规划城市核心区和非核心区的产业功能。而这种说法，又很快被设计师庞伟所否定，因为城市生长有它自己的生态体系，文化的形成则很大程度上靠自发生长形成，并不是说规划放在哪里，产业便能生根成活。

　　我们经常说“国民性”，但实际上真正形成我们的个性的是城市，上海的洋务与精明，广州的务实与商业化，纽约客、伦敦腔……个性鲜明的城市，才会产生个性鲜明的性格。历史传奇、社交乐趣、街角社会、商业人文，城市塑造了我们，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未来，南方都市报将与羊城设计联盟持续召集社会各界，让城市发展融入各种思维和声音。

　　采写：南都记者　刘烨

　　观点分享

　　《新周刊》总主笔闫肖峰：

　　有趣的人在哪里，

　　哪里就会兴旺发达

　　城市是谁的？现在看，不是“市长的城市”就是“市场的城市”，而没有大众的城市概念。这里有一个非常尖锐的取舍，到底城市是应该“光鲜亮丽”还是“乱七八糟”，如果两害相权，我宁可取“乱七八糟”。

　　城市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池塘，里面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有生存的空间和位置，也有发言的位置，这样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是有活力的城市。城市社会学还把国际化的标准社区定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在格林威治村里面，在同一个时空里，野心家和落魄者、金融家和要饭的、博士学者和艺术家同时出现，各种人：有意思的、有野心的、没有野心的，都可以在“池塘”的某一个位置找到生存的点。这实际上就是进化论，当这个环境里不知道哪种生物会生长出来的时候，应该给每一种生物留下生长的空间，而不是因为你偏向什么生物就把其它的生物都剿灭，那这个池塘就没有活力了。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王世福：

　　中国必须高效率增长，

　　否则未来不堪想象

　　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的时间点，虽然有水分，但是和世界的50%同步。按照我们的预判，未来中国城市化的“60%”很有可能和全球60%基本同步，再往更高阶段，假设按照正常的城市化路径，中国会快于全球的城市化水平。

　　这个数字游戏告诉我们，不管中国怎样批判农民工的问题，是半城市化也好、伪城市化也好，但城市状态实实在在成为大部分中国人或者说多数人的状态，即使是农民以及在农村没有办法出来的空心村村民，其中的人依然向往城市状态。

　　但问题是我们的资源是极度稀缺的，中国未来城市发展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必须实现高效率增长，否则未来不堪想象。美国模式绝对不适合中国——— 人地关系不一样；欧洲模式也不适合——— 我们不可能战争或者殖民，去转移消耗和收益这一部分。

　　而在城市更新、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护好保护主义情结，要慎用和善用这种手段，才能使城市得到真正的发展。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马向明：

　　城市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看起来是少数的政治家决定城市，其实城市是被更庞大的一个网络决定的，无论谁在这种大趋势、全球化的格局下，力量都是有限的。城市更新的问题是需要时间和机制解决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伦敦的道克兰区原来是一个码头区，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就衰落了———因为船变大了，进不了原来的码头区。从1971年英国政府第一次提出道克兰区的更新，到1981年成立开发区，整整耗费了10年时间制订各种计划。

　　为了确保城市更新的系统性，英国在1981年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区域内划定了企业区，进入可以免物业税，还有中央政府有专门的资金推动，因为如果靠单一的土地开发手段是很难达到目标的。为了达到转型，第一是土地的获取，第二是交通环境的改善———所以做了一条轻轨，第三是环境的改善。

　　这种更新下，该区域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区，有商务也有居住，不同的区，记忆历史是用不同的办法，中央商务区用原来码头的水网格局记忆历史，居住区和公共空间保留原来的建筑。

　　广州土人景观顾问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庞伟：

　　好的城市要为少数人留下充分地盘

　　“多数人”在政治上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说选举选出了一个总统。但是文化上“多数人”经常是错的。今天少数人常常活得不容易，尤其说到“一小撮人”时———你千万不能成为“一小撮人”，不然就非常危险，几乎是人类的敌人了。可实际上多少有意义的事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哥白尼属于“一小撮人”，埃菲尔铁塔、法国卢浮宫前的“金字塔”都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所以，多数人的城市———或者说“好的多数人的城市”是为少数人的权力留下充分地盘的，是包容、多元的。

　　就以广州而言，比起农民运动讲习所，比起黄埔军校，当代的广州建设更加难能可贵，所以我旗帜鲜明地认为，我们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呵护，多一点为少数人尊严、工作考虑的价值取向。我们警惕多数人，多数人不是做天文学研究，也不是在推演精神生活，他们是在打麻将，没有必要把多数人的文化取向抬得非常高。

　　《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

　　以发展为主导，将把下一代养成暴发户

　　在中国，市委书记和房地产商决定怎样发展，城市就会按照他们的模式发展。中国的整个三线城市基本都是复制粘贴，每个城市的个性都被磨平了，成了高楼大厦堆砌的、没有个人精神气质的城市。

　　这么多年，我经常和北京、上海以及其它城市的朋友沟通，广州有什么好？最后慢慢归结为一点：广州离北京远，离香港近，远离权力中心，有相对的政策上的自由度和宽容度；离香港近，则便于形成相对自由的、高度发展的市民文化。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决定性的东西不是硬件，而是这个城市的人组合起来的精神气质。一个城市难道只有拆和建，只有不断创造GDP才是发展唯一的路径吗？我们能不能让更多的人有艺术熏陶，能够接受更有价值引导的东西，我们沉沦世界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在每一个幼小的心灵上投射一个印记。如果是以发展利益价值主导城市的规划发展，我们对下一代的培育是不是就是在把他们往暴发户的方向推？

　　广东保利地产董事长余英：

　　规划应该由学者、专家决策

　　1992年我在规划局，检讨珠江新城规划的时候，经常挨领导骂，说你们规划局这些人、什么规划师啊你们懂规划吗，广州珠江新城又不是北京、上海，要那么多办公楼干嘛啊？多建点住宅嘛。我们就在1992年珠江新城规划检讨时加了一些住宅。前两年又听领导说，你们这帮规划局的专家真是没有前瞻性，你看珠江新城建这么多住宅，广州现在已经是中国第三城了，赶紧把珠江新城东扩，把员村都拆了，多建写字楼。

　　我说这个例子，主要是说广州应该由真正的专家、学者决策，而不是官员决策，可能对我们更加理性的分析有利。我认为现在广州市的一些西关大屋、包括一些质量好的工厂，可能比其他建筑更加值得保护。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

　　官员都面临“G D P焦虑”

　　广州最近一直在讨论红专厂去留问题，不能说我们的官员没有人文情怀，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G D P的焦虑”，很多领导一讲话都是危机意识，说广州明年要被天津赶上了，我们的“老三”地位要不保。

　　因此，在广州天河容纳像红专厂这样的地方给艺术家做创意，是不现实的。我的观点是，最好是保留一两栋典型性建筑，同时金融城里留出一点地方，给艺术家继续创作。保留红专厂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风向标的问题，更多体现城市对文化的态度，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如果一个城市对文化这样一种态度，那这个城市是没有声誉的，文化具有“道义的正当性”。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红专厂，但是听说要拆了，好多人都去，大家关注的其实是一种文化，大家关注的是在这样一种现代化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过程中，自己的精神家园如何安顿。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韩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