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在探究一种未来有可能的生活方式。同时，对于城市发展呈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也正在不断质疑和讨论。比如我们的经济是发展得太快了还是太慢了？我们应该建立巨大的、集中的能源开发体系还是所谓的“环境友好型”社区经济？我们应该支持农村和郊区的自主发展还是让它们快点合并到城市中来？

   《幸福经济》和《城市的胜利》这两本书用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幸福生活”模型，两种观点彼此之间尖锐碰撞，但都拥有自己的逻辑和翔实的论据。

   【更本地化的生活方式会增加个人的幸福感，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则会为社会带来痛苦，看似“无痛”地增长，会不会只是延长了痛苦？】

    正如比尔·麦吉本在《幸福经济》中阐述的那样，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环境资源的枯竭，我们相比以前拥有了更多的东西，但“更多”是不是就意味着“更好”呢？麦吉本认为，应当放缓经济的增速，转而寻求一种更加本地化的生活方式。例如“社区支持农业”，让消费者支付较高的价格来购买本地生产的农产品，而不是大食品公司生产线上规模化的廉价食品。这一切都指向对“大”和“集约化”的反对，也意味着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无所谓。

    关于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来保护环境的提法并不令太多人信服，此前《科学美国人》曾就此采访麦吉本，针对他的观点提出“零增长真的有必要吗？”的疑问，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停止财富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而麦吉本则回答，所谓“无痛”只是延长了痛苦。

   【对中国而言，也许饭碗比环境更重要，尽管中产阶级们秉承着相反的观念，但是或许我们有着这样误区：经济增长和环境真的是对立的吗？】

    将这个观点投射到中国，其实和麦吉本抱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是少数。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尤其开始关心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此前马云曾在2013年深圳IT领袖峰会演讲时表示，中国已不需要有更高的GDP需求，而是需要有绿色需求，人们应更关注周围的空气、水和食品安全。

    也许麦吉本期望用“阵痛”的方式来暂缓经济增长，仅仅是因为他以美国作为研究对象。要知道，在发达国家，由于本来就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也很有限，所以只需要维持2%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在中国，即使GDP保持在8%左右的增速，每年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也就是900万左右，而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则是2400万。“零增长”意味着整个社会都无法承受的失业人口。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把经济增长和环境对立起来，似乎并不是比较明智的看法，中国的能源强度 （单位GDP能耗）比日本高8倍，即使努力节能减排，我们仍然是高耗能经济。也许要改变的，是增长的方式，而不是切断增长本身。

   【乌托邦式的环保符合经济规律吗？是不是人们必须住到绿荫环绕的郊区才能符合环保的梦想？或许，格莱泽有着相反的观念。】

    最和《幸福经济》针锋相对的则是爱德华·格莱泽所写的 《城市的胜利》，这本书在开头就对那种乌托邦式的环境主义报以无情的嘲笑。在此之前，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他曾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文称“如果你热爱自然，就搬到城里来”。他毫不客气地把《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称之为环境破坏者，并打趣他第一次野炊时就烧毁了300英亩森林。

    在《城市的胜利》中，格莱泽的观点非常锐利，他认为环保主义者如果真的为环境着想，那就应当进入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因为环境最大的克星正是人类本身，所以“远离瓦尔登湖，到波士顿中心来住吧！”事实上，瓦尔登湖也确实正在因为梭罗的崇拜者们聚集而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

    格莱泽认为，城市意味着一种更富足、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并对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表示不屑。“还有什么比柏油马路更环保？”他发出这样的诘问。这恐怕要被那些生活在北京这样的雾霾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大骂胡说了，但别急，格莱泽有着自己的解释。

    种种迹象表明，人们搬到郊区后除了伤害环境外一无所获，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能源的使用更节俭。例如在城里面积不大的房子中可以很容易地取暖，用电量也较少。更重要的是，集中居住在高楼，并步行上班的方式，可以对环境的损害最小，高密度居住意味着更少的驾车出行，而低密度居住意味着更多的迁徙。郊区驾车者的人均碳排放量远大于城市公共交通使用者。所以真正的环保主义者应当进入城市，和混凝土居住在一起。

   【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发展，但是最小的代价是什么？有多小？也许各种经济学的观点解读都是不同的。】

    格莱泽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吝赞美之辞，他认为美国对于城市平面扩展进行的补贴所导致的成本之一就是造成了美国的碳排放超标。而中国这种提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化生存方式可以加速财富的聚集，即“高楼大厦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中国采取向高空而非平面的发展方式，地球都会因为减少碳排放而感谢中国。

    另外，“城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也是格莱泽的重要观点，关于“城市贫民窟的好处”，也许对国内的读者来说还比较新鲜，但是在美国，类似的观点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论证过。还有城市发展中展现出来的众多问题在这本书中也做了详尽讨论，譬如解决交通拥堵的方式就是高昂的收费，而不是政府出面把道路拓宽，这在伦敦和新加坡都取得了成功，因为抱怨拥堵的人正在制造拥堵，对这些人收取拥堵费实在很正当。这些猛然听上去似乎有些“大逆不道”的观点，都被格莱泽用严密的逻辑和数据论证出来，相信会改变不少人对于城市的偏见。

    尽管《城市的胜利》中的不少观点都让人从情感上颇难接受，但作者也用长达一百多页的文献参考让每句话都值得推敲，表明这本书不是随便写写哗众取宠的，而是严肃认真的经济现象研究。事实上，这本书也获得了2011年《经济学人》非虚构类最佳图书和2011年《金融时报》最佳商业图书提名。

    这本书的影响力和作者名气远超《幸福经济》，但我认为仍然可以将二者进行比较，因为这几乎代表了学界在城市发展中的两种最典型的观点。也许经济学的观点没有对错，只有不同，是不是遵循一种规律就要极度反对另一种？这似乎也不明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所说：“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发展，这也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精髓所在。”“代价”究竟是什么？如何来量化？每一种经济学家的解释都不同。

    我们的城市应当向何处去，这两本书给出不同的答案。阅读这两本书会发现有趣的现象，作者最核心的观念都是要达成“人的幸福”，而达成幸福的路径却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