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国忠| 文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而言并非免费的礼物。如果缺少具备竞争力的产业，城市就只是一个空壳，终究会失败。借钱进行城市建设只能造就暂时的繁荣。如果没有具备足够竞争力的产业来偿还债务，最后留下的只能是债务危机和一座鬼城。

    在中国当前的制度下，很多城市化进程依赖于债务融资。随着信贷泡沫开始紧缩，它们便开始陷入困境。继续贷款只会拖延调整，导致更大的债务危机。

    中国应当致力于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具有充分竞争力的产业。这样将导致20座到30座超大城市的崛起。超大城市可以拥有多种具备竞争力的行业，在创造就业方面具备规模经济优势。超大城市经常出现的堵车、污染等诸多问题，根源在于设计和管理，并非不可避免。

    三线城市尚未成功

    2008年的刺激政策触发了三线城市的大规模建设热潮。房地产开发商投入大量资金，认为低于一线城市的土地价格是一个套利机会。这种套利曾经一度是成功的，但不幸的是，它只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泡沫罢了。三线城市房地产销售现在已经大幅下跌。

    一些地方政府将他们的问题归咎于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在三线城市实行。事实上，原因在于缺乏具备竞争力的产业。人们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在一个没有良好就业机会的城市买房子呢？在农村住房几乎不需要成本，如果一个人无事可做，留在农村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小城市必须依靠一些在全球经济中有竞争力的行业才能存活。这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小城市的生存之道。一些小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公司城镇，依靠一家单一企业的发展。当企业丧失竞争力后，整个城镇就会失去根基。这就是各地鬼城出现的原因。

    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长沙的销量是最高的。为什么这座二线城市能做到这一点？原因之一是，其产业具备竞争力，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更多的劳动力。原因之二是，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从来没有大幅上涨过，每平方米的价格基本保持在两个月工资的水平。可承受的价格和繁荣发展的产业，支撑了这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只能跟随经济发展，而不能引导经济发展。

    十年前，长沙的规模小于武汉，并不被人看好。但是，现在两座城市的GDP和财政收入都基本相同。长沙的成功主要来自其对产业发展的关注。现在长沙正处在一个良性循环之中。成功的工厂会吸引更多厂家到此落户。这个自我壮大的过程会把长沙变成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

    与长沙相比，很多城市都依赖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高涨来发展经济，从而将银行贷款变成了财政收入和家庭收入，反过来又刺激了房地产需求。太多城市都习惯了这种发展模式，根本没有其他备用的发展计划，现在只能坐等泡沫到来。不幸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12年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土地价格很可能会连续五年甚至一直持续下跌趋势，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历史很可能将在中国重演。

    发展超大城市

    中国的增长潜力在于生产力的提高。2012年，中国人均年收入为6000美元，其中40%为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4万到5万美元，75%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标准相比，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尚未耗尽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的空间，因此还可以维持过去的方式继续增长。这种看法真的不对，过去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清现实，与时俱进，未来将更加光明。提高生产力无法像建设基础设施一样进行规划，而是需要通过市场体系来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于，劳动力和资本现在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增长复苏要求中国从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向市场主导的增长模式。只有改革才能恢复增长。

    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是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小城市必须依赖于少数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存活，如果它们失去了竞争力，整座城市就会消失。这是城市化的一种高风险模式。超大城市具有经济多样性。当一部分产业失去竞争力后，城市有能力化解损失。一定时间之后，新的竞争力企业就会出现。大城市会一次又一次恢复活力，原因就在于此。规模保证了它的活力。

    专家经常批评大城市的弊端，诸如堵车、污染和社会关系疏远等等。尽管有这些批评，大城市还是变得越来越大，而小城市每况愈下。人们选择住在大城市，是因为那里的生活条件比小城市更好。进入大城市的惟一障碍就是高房价。当然部分原因在于供应不足。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政府应该满足民众的需求，增加供应以降低房价，容纳更多的人口。通过限制供应来把民众拒之门外是不公平的。

    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经济，以及劳动分工所需的市场规模，是降低就业成本的关键因素。中国必须提高家庭收入来平衡经济发展。要想事半功倍，出路就在于发展超大城市。

    饱受诟病的堵车、污染等诸多问题，实际上根源都在于设计或管理。如果2000万人住在本来设计容量仅为500万人的城市里，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这就是政策意图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政府反对或是不支持超大城市的发展，就不会支持设计可以容纳2000万人口的城市。当城市实际上有2000万人一起出现时，就会呈现出诸多问题。大城市的批评者就会指着这些问题来证明其批评的合理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大东京拥有3000万人口。但是并不存在任何大城市问题。如果中国合理地选择鼓励和投资于大城市的发展，中国就会在未来20年时间里拥有20座到30座超大城市。这将能够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全球经济的巅峰。

    很多批评家指责大城市冷漠，缺乏同情心。其实小城市更加不友好。在小城市，关系网很重要，它保证了一小群人的发展机会，对于身处关系网之外的人来说并不公平。而在大城市，规模经济可以给那些没有关系但是努力拼搏的人提供更多机会，这是人们倾向于大城市的主要原因。与流俗的成见相反，超大城市，而不是小城市，常常拥有更好的社会公平。

    诉诸市场和法治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几乎为每一个城市的大规模建设都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当前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资金的充足，而并非效率、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或是生活质量。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资金将会干涸。债务危机和烂尾楼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困扰经济的发展。除了金融成本，所有地方的城市化都严重破 坏了环境，令问题雪上加霜。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深受困扰。

    十几年前，我曾经提倡集中资源发展超大城市，以此提高效率，保护环境。如果中国建设30座3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土地压力就会骤然减小。中国庞大的人口数目就会成为提高城市规模的优势，而不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劣势。不幸的是听者藐藐。现在发展超大城市可能已经迟了，因为大多数水资源都已经被严重破 坏了。但是，如果还不发展超大城市，环境只会变得更糟。

    发展超大城市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挑选优胜者，将那些人口众多、工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提高到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直辖市。例如深圳、广州、南京、长沙、武汉和成都就可以提升为省级城市，允许它们拥有自由发行债券和使用土地的权利。

    另一种方式是不事先挑选优胜者，而是做出规定，只要市场愿意购买，所有城市都具有发行债券的权力。这样做的前提是，在城市无法履行债务责任的情况下，应当像企业一样允许其破产。惟其如此，发行城市债券才像发行企业债券一样是可行的。如果市场力量能够起作用，有效的城市化进程自然就会随之而来，超大城市就有可能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无须事先挑选。

    但是，如果市场认为中央政府不会允许任何城市破产，后一种方式就不会有效。以市场力量发展超大城市，只有在法律权力高于行政权力的情况下才能奏效。这要求实施根本性的政治改革。

    在过去的十年里，尽管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浪费和效率低下，中国还是实现了高速增长，原因在于加入WTO和人口红利补偿了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损失。然而，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地位的稳定，以及蓝领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这两项红利现在都濒临消失。如果浪费和效率低下的状态持续下去，中国就会面临经济放缓和通胀。即使仅仅维持7%的增长率，也必须以有效的资源配置为前提。

    由于大多数投资都与城市化有关，提高与城市化相关的投资效率，就成为中国恢复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如果城市化成为下一个泡沫，必将令中国元气大伤。世界已经变了。如果中国的政策不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而与时俱进，经济就会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