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天穿梭于城市之间，人们一方面享受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繁华与便利，同时又应对着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全球化与城镇化的脚步从未停歇，使所有城市越发变得像是一个，拥有相似外观，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回顾历史，自人类开始思考如何掌控城市的发展之道，这座巨大的钢铁水泥森林已经向着不可知的方向脱缰而去。时至今日，对于“城市”这一人们无比熟知的名词，仍无统一定义。

　　城市是什么？它如何开始，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为探讨这些问题，本刊特开辟“城市方圆”栏目，冀图通过一系列类型多样的文章，梳理城市及其规划等相关发展历程。希望能够借助先人的智慧以及历史的厚度，丰富读者对于城市的认知，并由此做出思考。

　　文/本刊记者 刘斯斯

　　本系列的上一篇文章中提到，19世纪城市规划实践的两大潮流中，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可以被看作城市向郊区扩张路径的代表作。

　　在阐述霍华德这一思想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一开始就指出了城市问题的重要性，他写道：“在这各持党派之见，社会和宗教问题争论剧烈的时代⋯⋯有一个问题几乎使人们没有什么分歧意见。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美洲以及我们的殖民地，不论属何党派，大家几乎一致对人口将继续向已经过分拥挤的城市集中、农村地区将进一步衰竭的问题深感不安”。

　　那时代的有识之士们从各个角度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其中一位工人运动领导人的归纳可能最为简单扼要：人手闲置，工作不足；土地闲置，劳力不足。

　　于是，对于城市过分拥挤而乡村逐渐衰退的担忧让大多数人开始思考：如何使人民返回土地。而霍华德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他将城市比作磁铁，而每一个人则是磁针，“只有找到一种方法能构成引力大于现有城市的磁铁，才能有效、自然、健康地重新分布人口”。

　　他依循这一原则构建的“田园城市”规划系统，在当时引起了各种争议，但霍华德认为，不认可这一原则的人们通常持有两种错误观点：一，劳动人民似乎永远不可能住在农村而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二，当前把工业和农业截然分开的产业形式必然是一成不变的。

　　在霍华德看来，他所构建的是一种“城市-乡村”集合，部分吸取城市与乡村的特色，而又避免了二者的缺点。

　　霍华德的两座小城

　　如果要完全理解霍华德理想中的“田园城市”的面貌与细节，需要把《明天的田园城市》这本小书读完。在此如果简单描画一个轮廓，那么大约可以这样介绍：在大约6000英亩（1英亩约合6.07亩）的土地上，城市一环接一环地向外放射布局，并由6条林荫大道分成6个相等的分区。中心城区占地1000英亩，其核心是一个小规模的圆形花园，四周则环绕着市政厅、图书馆和医院等大型公共建筑。再向外则陆续分布着广阔的公共空间和绿化带，住宅、商业、学校等点缀其间。而城市的最外环则是工厂、仓库等产业设施，靠近围绕整个城市的环形铁路。

　　除了布局方面的设想，田园城市最大的特色在于城市的全部土地被委托给托管人，由于人口增加而带来的土地增值收入将成为这座城市的财富，并最终用于免除地方税。霍华德认为，这一举措将大大增加田园城市的“磁力”。

　　不论这一设想是否被人看好，霍华德展开了积极的实践工作。他在1899年领导成立了田园城市协会（Garden City Association），并最终形成一个在现实上可操作的方案。但是在其后田园城市思想的两次实践中，霍华德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

　　他在英国所建的两座新城莱奇沃思（Letch worth）和韦林(Welwyn)，在当时都未取得足够激动人心的成果。《明日之城》的霍尔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显然并不看好霍华德的实践工作。霍尔在书中写道：1903年开始建设的莱奇沃思10年之后才开始缓慢增长，并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以比预期略小的规模最终完成。

　　而韦林则建设于1919年，情况略好于前者。1928年，霍华德死于这座城中，生前的最后时光均献给了这两座代表他人生梦想的小城。

　　无论此后许多年中无数人如何评价霍华德的功过是非，莱奇沃思和韦林存留至今。虽然如今多被看作风光秀美的旅游地，也有人认为相比大城市来说，这样功能单一的小城镇总是少了一些乐趣。但当一百多年后仍有许多人对霍华德的思想津津乐道，这总说明了些什么。

　　中国与“田园”实践

　　中国拥有漫长的城市建设史，随之传承下来的城市规划理论同样浸润着古老的思想与传统。因而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者们反而更愿意借鉴百多年前霍华德先生的思想。

　　河北石家庄、四川成都以及今年8月刚刚举办论坛讨论田园城市建设问题的陕西省西咸新区，大家都希望能从这一“长寿”的规划思想中挖掘出适用于中国城市建设的新价值。

　　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一名教授，张杰也参加了西咸新区的论坛，他在会上形容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首先需要认清的是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与彼时的英国存在决定性的不同。

　　“上个世纪初英国的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需要解决的是城市人口如何布局的问题。另外英国的城市化过程是伴随着空间扩张的，劳动力的压力实际上释放到了全球各个殖民地”。在张杰看来，这两点都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所不具备的。未来面对即将涌入城市的3亿-4亿人口，再考虑到稀缺的土地状态，无论是从经济还是环境发展的角度，中国需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建设更高效的城市。

　　他很直率地表示，不能只看到大城市发展中的种种弊病，在未来二三十年中，这种集中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很难被替代的。中国考虑发展“田园城市”，必须建立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之上。

　　因此张杰更欣赏新加坡的实践经验，其体现了如何在面积小、人口多的情况下，使城市居民感受到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密切。

　　“比如现在常被提到的低碳城市的概念，也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根据我们最近做的一项研究来看，城市密度大的地区虽然总的耗能高，但平均到个人的排碳量是相对较低的”。张杰补充说，中国的现状根本无力承担

　　像美国那样的郊区化发展，理想的模式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组织建设高效运转的城市结构。

　　集中高密度的城市也可以高效、舒适，张杰认为除了更好地发挥公共交通的作用，也要注意节约城市每一寸宝贵的土地。

　　“这里举一个很细节的例子，中国马路的转弯半径是全世界最大的。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假设一条道路时速60公里，那么这条道路上交叉路口的转弯半径就是根据这一时速来设计，速度越快转弯半径越大。但是实际情况中行车到路口时必然会减速，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转弯半径”。张杰说全国的路口设计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无形中损失了许多土地，而如果将半径减小，行人和自行车都能够更快地通过，交叉路口的通过速度就会提高。

　　张杰最后强调说，任何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各种乱象，但是伴随发展成本越来越高昂，城市决策者在规划布局时应该更谨慎、更科学。中国规划网北京12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