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决策者和规划设计师都要培养出对城市的感情，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规划师、政府、地产商、市民……所有在城市里的人们，都要学着和城市“谈恋爱” 。我们希望城市是个“美人” ，但是——

城市规划：不能仅仅“看上去很美”

7月21日，北京的一场暴雨折射出城市规划的短板。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于京沪两地举办访谈活动，探讨城市在规划和管理方面的观念误区。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去巴黎考察时，特地去参观了它的地下排水工程，“依靠这套工程，巴黎基本不会出现洪涝灾害，几百年来，污水处理设施和所有的管道在地下形成完善的空间枢纽。这几年大量的城市忽视了城市管道的改善、排水、污水的处理、垃圾的处理、电力系统、与整个供水系统改善等，我认为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

德国城市的森林覆盖率很高。不论是汉堡、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大都被森林包围着。大城市的居民进入森林也很容易，因为城市的面积不是很大，从城市的中心开车一般半小时内就能进入森林。城市间的森林相接时，就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大森林景观。

视觉化的城市不可取

在上海浦东新区规划的初期，新加坡前城市发展局局长、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太格就觉得“定位不太准确” 。在他看来，中心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可步行性——这一点浦西做得更好。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心规划和发展多数没有注意到可步行性，市中心的发展有一点像美国的郊区，只要出行必须使用小汽车而不能步行。

而今，不少中国的城市规划造成城市发展导向的偏差和资源浪费。专家们指出，由于花园城市、景观城市、视觉城市等概念的发展，使得一些地方排斥了人口的进入，从而形成城市的孤岛，也是一个人口相对封闭的孤岛——这是我们现在城市化发展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

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口暴增、公共设施发展迟缓……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出现了一些问题，责任到底在谁身上？是指责城市规划不够先进，还是指责城市运营管理水平滞后？而在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专家看来，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中国30年来城市化发展太快了，很多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的发展规律还没有深刻认识，且盲目学习国外经验。他们可能将很多国外经验，如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或美国一些城市表面的经验做法照搬到中国，却忘记了中国的城市与它们不一样，原因是中国的资源是十分短缺的，尤其是土地资源稀缺。所谓“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形成的“杂货店”规划，忽略了很多成本因素：一些开发会造成大面积土地资源的浪费，以及基础设施的扩张。

而规划方的责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杨瑀认为首要在于规划的利益机制。“规划院是自收自支的经营模式，需要盈利。利益导致我们的规划队伍没有独立性，就必须投降和服从现有利益规则。 ”

在李铁看来，规划问题，有政府责任也有部门责任，也有规划利益机制责任、制度责任。这一问题导致城市失掉了对人口密度的掌控，失掉了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失掉了城市的效应，只留下视觉的城市。而视觉城市最后要为它的发展承担大量的维护成本，因此就丧失了大量就业机会。

在公众的要求下，巴黎市政府于1977年对市内住宅建筑及历史性建筑附近的新建筑分别规定了限高。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住房拥挤，有人曾建议取消巴黎对住房建筑的限高规定，但遭到许多专家的强烈反对。

像德国奎德林堡那样的欧洲城镇，从中世纪依靠自身缓慢的发展而葆有历史文脉，而巴黎、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也因城市规划而成为富有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中国全面进入城市化进程的今天，“城市规划”的核心不仅是要追求好看，还要偏重考虑城市的功能——城市对人的承载、对服务业的承载、对资源的承载。刘太格将城市规划和城市功能比作一个人的身体，“如果身体不健康，即使努力打扮也不美；而身体健康的话，稍微打扮一下就会很美。我们要重视城市功能的完善。所谓的功能完善是一种系统化的工作，人体应该是宇宙中最完善的一部机器，一个城市也要像人体一样，要把各种功能处理完善。 ”他认为，视觉化的城市不可取。我们应该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选择地找少数亮点的工程，而其它多数的建筑应该做成比较背景式的建筑。

景观性绿化并非绿色模式

不少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从海外学习优秀的城市规划管理经验。他们看到欧洲城镇的一片绿色、看到低碳材料、低碳技术、清洁能源在城市特别是居住社区中的广泛应用，于是趋之若鹜。

欧洲有绿地，而我们虽然是大陆性季风气候，有很多干旱地区，但各地也都大量建设景观性草坪；欧陆小镇煞是可爱迷人，于是上海松江有“泰晤士小镇” 、深圳有“茵特拉根小镇” ——他们把欧洲原小镇的建筑模型拿回来安到自家的土地上。对于绿色环保理念的理解和应用也同样学了皮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和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认为，低碳发展不能光重视觉不重本质，“对于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有人认为所有绿色和低碳是视觉上的——很多建筑师、规划师由于把城市的生态、绿色理解为视觉上的，就会规划建设很多大面积的开敞空间、广场、景观性绿化——这种理解实际上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低碳’的实质是什么？低碳的核心问题就是降低碳排放，降低能耗，进而降低工业所占的比重来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可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城市发展模式显然是高能耗的。 ”

进行低碳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发展模式、发展导向的转变。我们应该对低碳、绿色有一种综合的理解，这与单纯强调技术材料上的绿色有非常大的差别：从城市的规划和布局的角度来考虑怎样降低对资源的消耗、降低碳排放、增加步行空间、增加城市密集度。这种绿色城市的理念，应成为我们当前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主轴。

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规划巧妙利用了运河穿插闹市的地理特点，船舶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不仅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便利，游客也可以享受到独具特色的船屋旅馆。为了便于不同高度的船舶通行，很多架于运河上的桥都是电动的，可以升高，甚至收缩。

与城市“谈恋爱”

“我们非常喜欢巴黎，都感觉她是非常美的城市。可以看到在塞纳河附近有几栋形象工程，但不多——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为数不多的几栋，其它都是背景式的建筑，虽然千篇一律，但其本身也体现了设计的美——就好像合唱团，这些背景式建筑就像合唱团的合唱团员，唱的是谐音，而地标建筑就像是独唱团员，如果巴黎或者其它城市所有的歌唱者都只突出自己的声音，那最终效果就是杂音，不能达到和谐。 ”谈及城市规划之弊与低碳发展模式，刘太格总喜欢拿巴黎举例。

巴黎可以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参考案例。在它身上阐发的关于规划与制度、建筑与审美、高效与低碳的话题和经验，亦是中国城市规划业界在今后的选择中应当考虑的。

城市规划并非柯布西耶1925年如同狂想一般的巴黎市中心区改建方案“伏瓦生规划” ，它需要考虑建筑立面比例、建筑与建筑之间的比例—— “街道的建筑设计” 。刘太格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用新加坡当地的红土砖和灰色花岗岩进行狮城的建筑规划。“这其中还要关注到建筑的比例在东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门多数是很标准的比例5： 8，可是中国的门估计一般是7： 2左右。我们从细小的建筑比例上也可以显现出民族和地方的特色。 ”在专家们看来，保护老建筑、进行新建筑的规划，不仅要关注单体建筑，更要保护它的街区纹理，即使在有限的投入下也要注重城市的美感，在不影响发展的同时也要保证建筑品质，抑制每栋建筑“各自为营”的“杂货店”式审美观，通过比例和整体控制使城市景观达到和谐。

低碳与高效的发展并不矛盾，在这其中，消费者的行为至关重要。“一般来讲，在欧洲家家户户都有车，但是通常人们都是骑自行车出行。欧洲骑自行车的条件比较好，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非常安全、快捷。 ”潘家华介绍说。

扭转观念的责任并不只限于建筑师、规划师和消费者，关键亦取决于政府怎么抑制短期行为。“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公共需求，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约束机制和规划机制的话，城市建设就能发生变化。如果没有短期行为制约长期发展的因素，那么我们就能运用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关于城市规划的长期管理机制，然后转向长期居民社会需求的制约机制。 ”李铁提议。

观点精粹

中国的官员、专家、学者去外国学习经验多数是到大城市去，所以研究的都是大城市的问题。在欧洲我们经常走访一些小城市，每一个小城市都有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酒、不同的气息、不同的烹调术——其实这些中国都有，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其保留下来。所以面对规划时，我们首先要运用科学的手段，有审美观，还要有创造力。

中国至今还在崇尚欧陆风格，认为欧陆风格就是进步，这种观念十分可惜，要知道全世界都很尊重中国的建筑造诣。我们现在很敬仰西方，原因不少，其中一个是他们的城市的确规划得好。我们的城市工作者把城市规划好、保留好老建筑，最终目的是要提升民族自尊心。

——刘太格(新加坡前城市发展局局长、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0.27%，如果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话，城镇化率确实已经超过了50%。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固定人口仅有34.17%——整整差了16个百分点。因为发展的各种成本在上升，所以中国的GDP增长在未来十几年之内会直接影响到常住人口、流动性人口的增加。我们现在让大家更多关注这些对外来人口的公民服务问题。一方面是带动内需，另一方面是促进社会和谐，调整城市政府工作的导向，要更多关注这些流动人口和真正的“平民”生活的改造、小区的改造，使更多城市政府管理内容转向更广大居民的公共服务。

——李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记者 张亚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