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城市年轮

    莫斯科城市规划图。1922年开始的“绿色城市竞赛”保留了大面积的自然绿地（图中灰色部分），并保证了公共交通的优先。

    巴黎城市规划图。奥斯曼对规划改建的现代巴黎进行了一个分区化的过程，从核心向外螺旋式划分为20个区。

    伦敦城市规划图。上世纪提出的“大伦敦规划”将规划区域划分为四个同心圆地区,并采取各不相同的规划发展策略。

　　■ 编者按

　　一个圈，再一个圈，不断铺延的同心轮纹，构成横断面环环增生的鲜明构造，作为时间和生命的代码，其中隐藏着树木成长的基本秘密。这就像一座城市，比如北京，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的现代城市规划，很早就选定了“环线+放射线”作为其基本的交通组织方式，并在随后60年的发展中，不断延展。就北京来说，这种年轮式的增长一定也隐藏或者显示了这座城市生长的巨大秘密。至少，最初主要作为一种交通组织方式出现的环线，它在随后所带来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不断扩展的颇具意味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它的起步、扩展，和它在未来可能的终结，都已经和正在构成一部性格鲜明的城市空间形成史。为此，“北京地理”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将展开对于北京城市环线的丈量，试图透视或者解码这重重年轮中所隐藏的城市信息。

　　起点：在古老帝都上规划一个新首都

　　如果以1949年为起点，走过62年的北京，放置于800多年历史古都和正在进行中的世界都市的时空坐标中，这62年，它的容颜改变太多。是现代化城市而不是单纯的都城，是社会主义首都而不是单纯的古都博物馆，1958年发布的《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中，“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还要把它迅速地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城市建设着重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特别为加速首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服务，要为工、农、商、学、兵的结合，为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提供条件。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工业化、加速工业化，在1950年代，这是一个古老帝都在新时代迫切需要迎头赶上的规划和发展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12月，前苏联规划专家巴兰尼克夫就提出了对于新中国首都的规划方案：“发展大工业，以提高工人阶级所占人口的比重。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尽管当时中外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规划方案，但大多数的意见是，“对于北京作为国家行政中心所担负的繁荣科教、文化与艺术的责任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国家的首都应该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并参考莫斯科改建总计划的经验，计划采用放射加环路系统的交通方式由中心向外展开北京的城市建设，并将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在400万以内”。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韩林飞在《回顾与反思：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城市规划对北京城市规划的影响》中，回溯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可是，1949年以前的北平，一直都没有真正踏上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科技进步之路，现代工业文明的城市规划思想并未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布局、建筑形制难以与工业革命的需要相一致。韩林飞分析：“前苏联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当时工业革命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如实反映了计划经济国家的城市规划思想。尤其当时中国与前苏联之间联系密切，它为中国现代城市的规划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客观分析和反思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与中国传统规划思想的继承发展问题的意义颇为重大，规划思想的沿袭问题还是一个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在不同生产力技术水平下对于城市的不同需求。”

　　“方格网+环线+放射系统”：在经济合理性的背后

　　梁思成曾在一份检查中写道：“当初听说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这表明我当时竟然反对毛主席‘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重要指示。”上世纪50年代，北京最主要的功能，不是消费空间，而是生产基地，更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要担负起整个中国运转中枢神经系统的角色，这种多重身份选择背后的逻辑，是一场对城市性质的彻底革命。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王东，1960年代初开始参与北京城市规划工作：“当时老先生们说，北京城市规划就是‘方格网+环线+放射系统’，现在提及的规划思路也是如此，城市是不断发展的，以旧城为中心向外逐渐扩展的环状没有改变。资源集中好办事，效率高。但多种中心功能的叠加也造成了北京的现实困境，人口、产业和公共资源过度向城市中心区集中。”

　　这也是多年来对于北京多重身份集于一体的诟病，在反思和遗憾中被提及最多的就是对“梁陈方案”的放弃。韩林飞称，当时中苏专家在对于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大多数意见主张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内，经济性强，也美观，北京旧城的广场和街道建设已经初步具备作为国家行政中心的气魄，蕴藏的民族精神和物质财富适合首都的发展。但这种思路，在一种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背后，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王军在聚焦“梁陈方案”之争的《城记》中写到：“北京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于是，被拆毁的城墙“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一块块方砖，从泥土中站起来，阳光下露出笑脸”。

　　正是出于对古城保护和未来大规模发展的考虑，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即“梁陈方案”，方案对新中国首都做了前瞻性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角度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减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

　　但现实的结果是，北京仍旧选择了以旧城作为行政中心的主旨拓展。

　　“摊大饼”：梁思成关于城市“梗阻”的预言

　　韩林飞称：“当时全世界对于古城保护和改建再利用的理论均极为欠缺，以及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需要，前苏联专家对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够了解，以前苏联刚刚兴起的发展理念直接套用到北京的城市建设中来，对北京旧城肌理和尺度的认识缺失，完全没有认识到人口的快速增长，旧城建筑再利用与现代首都需求之间严重的矛盾。旧城空间是否能为今天的城市功能，特别是像北京这样庞大的功能需求，提供满意的答案不是最初工业革命思想下的城市规划理论所能回答的。”

　　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交通环线从二环、三环发展到五环、六环。与此同时，对北京城市（主要指市区中心地区）发展建设的批评也接踵而来，认为北京的城市建设是在“摊大饼”，也许是环线的圆形意向对应了人们对“摊大饼”的想象。原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柯焕章称：“环线主要是解决穿城交通问题，例如南城的人想到张家口去，不要经过东单西单。不以城市为目的地的交通，可以绕过城市周边修建的环路，不经过城市的中心。北京的二环路，很长一段时间是擦城而过，环路在很大程度上对减轻北京城市核心区的交通压力起到了大作用。”

　　但是北京的急速长大完全超出了规划设想。柯焕章解释说，1958年对于北京城市规划的设想是人口规模控制在400万，“解放初北京旧城人口就是120万，当时规划预计旧城人口将来限制在400万，想着到二环、三环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不是如此，后来又修了四环……”

　　王东指出：“在城市规划中，北京‘摊大饼’是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对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城市工业化都是从‘摊大饼’开始的，工业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居住人口，一定会选择社会结构比较完善的老城，不依托老城，是发展不起来的。很多首都都是从摊大饼开始的，伦敦、东京也有同样的问题，大和小不是绝对的，你很难说北京就应该是三环内或者二环内这么大面积。如果是张大饼，可以一直摊到固安，方格网的结构也可以摊大饼啊，城市要长大的时候，拦是拦不住的。”王东强调，现在最重要的是，“单核”向“多中心”的突围，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当年，梁思成曾躺在病床上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这个预言，人们现在都看到了。

　　■ 经验论·莫斯科

　　新首都与古城格调的统一

　　●韩林飞，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前苏联定都莫斯科时，首都行政办公机构的需求与传统建筑物的改造和再利用的矛盾明显。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建筑群改造成中央政府办公区，这次工作的重点是室内的再利用，而非在外观上进行大规模改动。这些改造后的宫殿建筑空间尺度符合现代办公机构的需求，保护了莫斯科的古城与发展新首都的和谐共存。开始于1922-1923年的莫斯科“绿色城市竞赛”，提倡在城市中引进绿色，保留大面积的自然绿地，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小规模城市等，是当时也是今天人们比较熟悉的主题。

　　二战后前苏联沉浸在战后胜利的喜悦中，统一的政治思想完全被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形式所感染，这样的思想促成了一些新建筑的古典风格与莫斯科古老的城市格调和谐统一。与莫斯科不同的是，北京的传统建筑基本上都是一层的四合院，这种建筑尺度很难适应现代办公机构的需求，所以只能大拆大建新的办公楼。结果，这种类型的建筑尺度难以与旧城建筑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北京的胡同街道也不适合现代交通需求。

　　■ 经验论·巴黎

　　城市分区自内向外螺旋扩展

　　●王东，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巴黎是个国际都市，谈到巴黎的城市规划，必须谈到奥斯曼这个人，毁誉参半。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奥斯曼从1853年到1868年，对巴黎市中心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改造和重建，建立了现代巴黎的基本结构。通过改建，进行了一个分区化的过程，把巴黎从内向外分成20个区，划分方式是以顺时针方向从核心向外螺旋式扩展，利用这个方法把贫困人口迁到外环，形成豪华的巴黎核心地带。

　　为了疏导交通，扩展和新建造了数条宽敞的大马路，并且利用新道路把原来互相没有关系的道路网联系起来。这种大马路也具有防止巴黎经常发生的暴动和革命的目的，这也是发生在巴黎公社成立前的社会背景，一旦出现骚动，因为道路很宽，可以通过这些道路把军队迅速调动到出事地点进行镇压。

　　奥斯曼的重建，在巴黎市中心完成了两个大型道路系统的十字交叉，从而贯穿东西南北。他又建设了两圈环形道路，即内环路和外环路。这几个工程把巴黎的现代交通网络组织起来，形成现在巴黎交通的基本格局。另外，奥斯曼最突出的是建立了供水和排污、排水系统，建立了利用新水源的喷泉、花园浇水系统，并且建设了一系列新的横跨塞纳河的桥梁，把被河流分隔的巴黎完整地合为一体，并兴建了许多公共建筑，对于整个巴黎市中心进行了广泛的绿化带处理。但是他也拆除了好多中世纪的建筑，对于法国更早的历史而言，具有相当的破坏性。

　　■ 经验论·伦敦

　　四个同心圆地区区别对待

　　●王东，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1942-1944年由阿伯克隆比提出了“大伦敦规划”，是二战后指导伦敦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文件。延续控制伦敦市区内工业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的思想，限制城区的工业扩建；城市居住区和工业区相分离；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停止人口迁入，使整体人口密度能够下降，同时将市区的人口向郊区迁移；完善伦敦港的功能；给予城市规划新的权力，以控制土地的价格，保证规划的有效实施等。在具体的布局内容上，通过对区域现实状况的审查，将整个规划地区划分为4个同心圆地区。一是对密度过大的伦敦郡和部分邻近地区的城市内环，疏散人口，降低人口密度；二是郊区环不再增加人口，但需要对该地区进行重新组织，提供合适的舒适环境；三是围绕原有城市的绿化带进一步拓宽；四是乡村环，有计划地规划建设8个卫星城等。这在现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曹燕  中国规划网北京11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