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大城市

　　上海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一届世博会将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一是国家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二是党和政府要持续关注民生；三是国家要下大力治理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世博会，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更是机遇和挑战。
　　上海是世界有名的大都市，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城市。
　　首先，上海是中西融汇、古今交汇的一座大城市。这个特点是上海最大的一个特点，其他的历史文化名城在这方面都比不过上海。
　　上海还有一个特点很有名，它是一个现代的“先锋” ——古代的上海不是“先锋”。 中国政治上、经济上、金融上、文化上、时尚上很多很多东西，都是起源于近代的上海。从文化这方面来看，上海的电影是走在全国前面的，电影界的元老都是上海的。上海的戏剧也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中国近代小说，包括鸳鸯蝴蝶派，包括后来起来的现实主义流派以及左翼的无产阶级文艺，上海也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所以，上海在现代历史上是拔尖的，走在第一名的，它是一个带动者。
　　沈从文先生曾经在上海教过书，他的恋爱婚姻成功也是在上海。他有一篇描写上海的散文，从那篇散文中我了解沈先生不是特别喜欢上海。但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上海的特点。他说上海是一个“动”的城市，太动了他不喜欢。所以，沈先生对上海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他这个“动”字很准确。相对而言，北京是一个“静”的城市。

      最后决定城市排名和座次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今天给我的命题是谈谈城市与文化。我经常爱讲这么一句话，最后决定座次的不是看经济而是看文化。大家听了这句话都很惊讶。舒先生怎么会这么说呢？我的理由是这样的：经济相对而言是比较好搞的，它可以通过科技的办法，通过其他技术和办法去把别人先进的东西引进来，要不了几年大家都一样，都赶上来了。中国现在赶得多厉害啊！别的国家走了200年、300年，我们国家走20年、30年赶上来了。当然，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差距，但中国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文化从来不是这样的。文化想赶上来太难了，光凭努力是不行的。所以，几个市长、几个区长坐在一起排座次。怎么排？不是看经济，是看文化，是看你手里保留了多少历史的遗产。这是你最宝贵的比赛因素。这个观点我非常坚持。
　　中国的博物馆有2000多家，但绝大部分是国家办的博物馆，私人的很少，上海有几家私人的。中国的博物馆是很强很好的，因为它有货真价实的“玩意”。文物分一级、二级、三级。一级是国宝，二级是省、市的宝贝，三级是区、县的宝贝。2000多家博物馆馆长开会，这个座次排得很有意思。一个馆长进门了，边上一个人悄悄地问：“您那儿有多少一级文物？”他说有五件。“请您前排就坐。”另一个馆长进来了。边上那人问：“您有多少一级品？”“很抱歉！我那儿暂时没有一级品。”“请你后面站着去。”这排座次最后是按文化来排的。为什么呢？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以后，大家在经济上分出彼此很难，都差不多。但文化不一样，文化就是看老祖宗给你的兜里留下了多少宝贝。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留存有大量的宝贝。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是文化的“沙漠”，有的地方是文化的宝库。我们要特别留意保护文化宝库里的宝贝。

      文化是可以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的

　　我们党在文化理论上有一段曲折。有一段时间，文化根本提不上日程，特别是毛主席的晚年，他特别强调政治，特别强调社会学，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我今天讲文化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是决定历史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句话要是放在30年前说，我肯定会被打成“反革命”。那个年代，人们认为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和速度的是阶级斗争，是革命。到江总书记的时候，理论上有了重大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把它写入了党章。到了胡总书记的时候，文化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科学发展观里面就有这方面因素。为什么有这方面因素呢？邓小平时代我们喜欢讲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到了胡总书记的时候，这句话得到了非常大的“修正”。我们不能简单地讲发展是硬道理，要讲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这个发展很快很好，但是破坏了资源，破坏了环境，那就不是硬道理。所以，邓小平在自己的晚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即发展要“两手硬”：一手是经济，一手是精神文明。可见，文化在我们党的理论上已经经过多次的发展、多次的修正，现在到了非常重要的地步。所以，我还是坚持那句话：文化是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和它的发展方向的。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我经常喜欢讲的例子。
　　老舍先生曾经写了一部非常长的小说《四世同堂》。1985年前后，北京一位很有名的女导演林汝为，花了很长时间把这部小说改编成了28集电视连续剧。后来，凡是纪念电视剧发展的所有讲话，都把《四世同堂》当作我国第一部成功的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连续剧把《四世同堂》给挖掘出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刚刚上演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奇怪，老舍著作里面怎么还有这么一部小说呢？因为大家只知道《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没听说过《四世同堂》这本书，包括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
　　《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命运就和文化有关系。老舍他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计划写一百章，每章一万字，共一百万字。这一百万字，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当时的长篇小说跟现在的长中篇差不多，平均15万字。所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分成了三卷，上、中、下各起一个名字，合起来叫《四世同堂》。刚刚问世的时候很叫座，书卖得很好，知名度也很高。
　　1946年，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应邀到美国访问。当时，他们俩是美国国务院的正式客人。在美国，他们到多所大学里讲演。讲谁呢？讲三个人：鲁迅、郭沫若、茅盾。台下都是美国各高等院校里学汉语的人、学东方语言的人。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听说过鲁迅，听说过郭沫若，听说过茅盾。对他们讲演完全是对牛弹琴。那时，外国人知道中国小说的几乎没有。可是，《四世同堂》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行的时候，居然变成了美国的畅销书。也就是说，当时这本小说在国内和国外极有名，是很好的一部作品。但是解放后不久，这本书就再也没有出版过。所以，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不知道老舍先生有这么一部著作。
　　再也没有出版的原因有好几个。大部分的原因或者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原因。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主管文艺的“总头”叫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党组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周扬把几位“大将”找来，这几位“大将”是巴金、老舍、曹禺。周扬让这三人把自己的代表作改一改，然后再版。周扬特别指出来：巴老改《家》；老舍改《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着重改《雷雨》。怎么改呢？按党的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去改，按照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去改，体现我们党的文艺思想。当时，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是党员，但都是进步的作家，都是非常好的民主人士，都是党的好朋友，很听话，尤其是信服周总理。所以，周扬让他们改自己的代表作，他们也欣然同意。
　　于是，巴老就把他那个《家》由头到尾改了。巴老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改文章的人。后来，我在现代文学馆工作时，得到了他的一本《家》的修改手稿。手稿分好多种：一种就是原始写的那种手稿；另一种就是已经有书了，把这本书拿过来在这上面改，这也是手稿。巴老非常注意保留原始手稿。譬如他在《家》的第四版上面改，然后作为第五版的手稿。巴老就有这么一本保存得非常好的手稿，捐给了我们现代文学文学馆。这本手稿共600多页，每一页都改得密密麻麻的。这是真正的修改。
　　曹禺是个胆子“很小”的人，但是他追求进步，后来入了党。曹禺很听话。于是，《雷雨》的主角就改为了鲁大海。在原来的《雷雨》里面，鲁大海并不是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要改鲁大海为主角呢？因为鲁大海是工人。表现工农兵，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精神。
　　老舍先生也尝试去改。他请示周扬：“我改《四世同堂》，具体改什么地方呢？”周扬也说得很细致：首先，要把蒋委员长改成蒋介石；其次，要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想办法隐起来，或者就说国旗，不能说青天白日满地红。可是现在，凡能找到的老舍先生当时的修改稿，改的痕迹非常少。一点也不像巴老的手稿，也不像曹禺的手稿。老舍先生基本上是按文学规律进行修改的，只改了个别的字。譬如，那个时候写文章 “的”、“得”、“地”用法不大统一，老舍先生在修改时把它们统一了。《四世同堂》100章改了大概10多章，老舍先生就停下来了，不改了。他向周扬汇报：你不是叫我学历史唯物论吗？当时沦陷区的北平老百姓盼着国民政府这个合法的政府的首脑打回来，把日本人赶走，那肯定是盼着蒋委员长回来，而不是盼着蒋介石回来，这是历史，不能改；当时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也不能改。为什么呢？你不是告诉我要历史唯物主义嘛！周扬当然也说不出老舍先生的不对。于是就说，你要是不改，我就不给你出这本书。老舍先生平常是一个很温和、很热情、很客气的人，但是碰到这种原则问题，他也是很认真的。他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不出的话，我就给你写新的。”那意思就是不出拉倒，但是我坚决不改。就因为这个原因，《四世同堂》解放后没有出版过。所以，人们不知道老舍先生有这么一部作品。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四世同堂》的主题是讲文化，这不符合当时的思想。当时革命是成功了，但是依然强调的是政治的作用。
　　《四世同堂》这部书，老舍先生创作时考虑了很久。因为，老舍先生从抗战初一直到抗战结束，都处于文艺界的核心地位。他一直在考虑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来描述抗战。后来，他想到了文化这个主题。他写《四世同堂》这部书的时候是1944年。那时差不多打了7年抗战，打得很惨，遍体鳞伤。于是，老舍先生他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背上背着沉重的文化包袱，这影响了抗战，这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
　　《四世同堂》的主角叫瑞宣，是一个大家庭的长孙。瑞宣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瑞宣面临非常艰难的抉择。一条路，放下课本，放下钢笔，走出北京的城墙，深入到山区里打游击。第二条路，留下来对这个家庭负责，养活这个家。他想到了中国的礼教——“忠孝不能两全”。忠，是对国家而言，对国家要忠，像岳飞那样，像文天祥那样。孝，是对家庭而言，对长辈要孝。要不就是忠，要不就是孝。瑞宣这个家庭是四代同堂。他作为这个家庭的主心骨，他要对这个家庭负责，他要负起一个有责任的男人的责任，把这个家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家庭度过难关。所以，瑞宣最后选择留下来，对家庭负责，尽孝道。抗战胜利后，瑞宣终于明白，他的这个选择是错误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有头脑的人，那么中国一定是一盘散沙。所以，抗战打了8年，遍体鳞伤，死了无数的人，最后取得惨胜。而这个惨胜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在美国原子弹的帮助下取得的。所以，老舍先生在抗战的后期想到了这么一个主题。他认为文化这个事要好好地剖析一下。不好的我们应该抛弃它，好的我们应该继承。这方面老舍先生非常像鲁迅。鲁迅就觉得中国的文化包袱太沉。老舍先生同样要剖析这些东西，让中国人警觉起来，把这些包袱去掉，快步前进。《四世同堂》就是讲这么个事，讲的很好。
　　但是在当时，特别是解放后，《四世同堂》里讲的事是和当时党的理论相矛盾的。党的理论是什么？文化不重要，政治、阶级斗争最重要。所以，把抗战描写成关于文化的这样一件事，这是不对的。应该去描写什么呢？应该要描写武装斗争，要描写八路军，要描写新四军，要描写游击队。偏偏老舍先生没有这样做，通篇基本上没有讲游击战，没有讲武装斗争。因此，当时分管文化的领导周扬说，这本书我是想给你出版，但你要改一改。
　　那么，何以证明老舍先生当时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呢？文化就是这么重要吗？苏联抗击希特勒法西斯，大家都知道。1941年，希特勒突然背信弃义，进攻苏联。在这之前，斯大林和希特勒谈判谈了好久。那时，欧洲很多国家被希特勒侵占了。斯大林为了保住苏联这一块唯一的社会主义阵地，就和希特勒谈判。谈判的结果是苏联不干涉希特勒的侵略行为，保全自己，这个条约叫《德苏友好条约》。就是希特勒不进攻苏联，苏联也不干涉希特勒的侵略行为，各管各的。希特勒在欧洲得手的很快。有的国家不出一个礼拜就完了，譬如法国；有的国家一夜之间就被侵占了，譬如捷克、波兰。1941年，希特勒撕毁条约突然进攻苏联。苏联受到了重大打击，损失惨重。但是，斯大林在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进攻后，自己站在红场上发表讲演。他说我们是老托尔斯泰的后代，我们是普希金的后代，他号召大家拿起枪来，奔赴前线。下面听讲演的很多人是大学教授，而且是教文学的。听了斯大林讲演之后，他们拿上枪开出红场，直接开赴前线。没有文化包袱，没有忠孝不能两全。只有3年多一点，斯大林率苏联红军一直打到希特勒老窝，彻底消灭了希特勒。刚才，主持人介绍说我是留苏的。我的很多老师就是当时拿起枪上前线的战士。后来，他们复员回来后继续教书。这个例子完全能证明老舍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文化很重要。文化有时候决定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历史前进的速度。它有的时候可以推着你，有的时候可以拉着你。文化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中国历史上有一件事情，它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就是“五四”运动。现在，有一些人喜欢讲“五四”运动就是爱国主义运动，这是不全面的。“五四”运动是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因为爱国，是要把旧中国救出来，用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我们现在很多文化理念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五四”运动有几位大领袖，他们是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鲁迅，周作人的位置排在鲁迅的前面。周作人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但抗战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出城”去抗战，他选择了对家庭负责。最后，周作人还接受了华北伪政权教育总督的职务，成为了汉奸，抗战后被判了刑入了狱。但是，周作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鲁迅先生更多的是写杂文。到了上海以后，他成了那个年代整个文学界的最高领袖。他的威力之大，难以形容。鲁老夫子一句话，让谁倒下就倒下，他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就是鲁迅，他的影响大的不得了，绝对是当时的精神领袖。毛主席对鲁迅评价特别高。鲁迅先生不是党员，但是他的精神是引领中国向前进的。所以，文化是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快慢和方向的。

      一个地方的文化要硬件、软件都发达

　　文化从硬件方面来讲，它要有“四馆、一院、一宫”。“四馆”是指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群艺馆，“一院”是指剧院，“一宫”是指少年宫。这六大硬件是必须要有的。没有这些硬件，当地老百姓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就无法满足。
　　另外，文化在“四件事”要很发达。一是教育要很发达；二是卫生要发达；三是环保要发达；四是文博要发达。我们在搞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把精力在这四方面上有所倾斜。这四个方面不发达，最后是要“倒霉”的。在评判综合实力的时候，你的排名会很靠后。
　　我们要经常举办文化活动。这里面包括各种文艺演出、文化节目和各种比赛、各种讲演——讲演的作用很大，中国共产党、中国进步人士在某种角度上说是靠讲演“起家”的。 “五四”运动的时候，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都是靠讲演“起家”的。讲演在那个时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延续到解放后。解放初期，北京、上海的讲演很发达。后来，讲阶级斗争，根本不让讲话。所以，中国大地上讲演曾经被“消灭”了。不知讲演为何物。没有讲演，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阶级斗争。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是80年代的后期。那时，我开始在北京倡导讲演。中国现代文学馆后面有一个很小的礼堂，里面塞满了也只能坐一百人。我就在那里开始搞讲演。当然，我搞得很小心，绝对不接触某些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尖锐问题。我找中性的，找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问题来讲。当时，没有地方登广告，电视也不普及，信息根本传播不出去。
　　有一次，我举办一场非常好的讲演——中国古典音乐。我对文化艺术研究院下属的音乐研究所所长讲：“所长，你带几个你的研究员来给我讲一课，而且要把你那里好的古代乐器拿几件来。”这个音乐研究所里有出土的中国古典乐器，每一件都是国宝。比如说古琴、古筝，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还能弹。还有一个叫“埙”的乐器，出土的，还能吹。万事俱备，就等观众来听讲演。
　　可是，等了半天，已经过点了，只来了一个人，还是外国人，中国观众没有。所长问我怎么办？我说：“照讲。”于是，那几个研究员坐在一边，另一边是乐器。下面坐着两位观众，其中一个是我。这次讲演讲得特别好，演奏得特别到位，因为都是名家。讲到最后，讲演的人落泪了，弹奏的人落泪了，那个外国人落泪了，我落泪了。这么好的讲演居然没有人来听。这就是中国恢复讲演时候的困难。
　　当然，现在讲演已经“铺”开了。譬如，清华、北大、复旦、同济，基本上每天都有讲演。今天，嘉定组织这次文化讲坛活动就非常好。我们要经常举办文化活动。活动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讲演。现在，讲演搞得最好的是上海。譬如，上海的“社会大讲堂”就非常好。

      城市文化个性第一要素是建筑 剖析8个典型事例

　　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叫“城市文化个性和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文化个性有好多因素。我觉得第一个要素是建筑。现在，我们到国外看什么？主要看两方面内容：一是看那座城市、那个地区的建筑；第二是看那里的博物馆。因为参观访问的时间很短，你不可能去了解太多的东西，而建筑正是构成和了解、认识一个城市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建筑是城市个性的主要载体。建筑是一个混合物，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新东西。一座城市如果就是建新房子、盖新大楼，这是错误的。城市应该是各个时期建筑的综合体，每一个时期的东西都应该有一点。如果是清一色的东西，除非去建一座新城。所以，除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城市里各个时期的建筑都应有所保留，有所代表，让城市变成一个综合体，变成一个混合物。这一点我要着重地讲，因为这里有分歧，这个分歧就是与现在的个别领导的“矛盾”。这些个别领导就认为，旧的要拆掉，不破不立；要体现在职5年的政绩，要想为人民服务，要想解决人民的疾苦，要想解决民生，旧的就必须铲掉，要建新的。这些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不应该这样。城市里各个时期的东西都要保留一点，尤其是那些优秀的东西。
　　我经常爱讲八个典型。三个是中国的典型，五个是国外的典型。我先讲国外的——
　　第一个例子是瑞典。有一天，我在现代文学馆办公，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个外国人。他自我介绍说，他是瑞典人，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傅东华。他是瑞典王国驻华大使馆的公使，他即将离开北京。他在北京做了20多年外交官，是一个老北京。临走之前，他要对北京的建设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说，80年前，他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和现在的北京一样，要现代化。所以，斯德哥尔摩就把老东西都拆了，把老房子都拆了，而且拆的规模和速度非常大。他们要建一座新的现代的斯德哥尔摩。于是，就由郊区一直往市中心拆。当推进到距市中心还有0.8公里的时候，他们停了下来，觉悟了。认为不应该再拆，应该留一点老的斯德哥尔摩。于是，就这样执行了。这0.8平方公里老的斯德哥尔摩被保留了下来，给斯德哥尔摩赚足了面子。每年大约有好几百万国外的游客专程来看这0.8平方公里老的斯德哥尔摩的样子。由此而获得的相应收入，就是包括旅游、旅馆、餐饮所带来的利润，占了整个大斯德哥尔摩财政收入的60%。所有的人，包括市长、包括国王来这里参观的时候，都得下车步行进去，然后再步行出来。这个地方的老居民个个成了富翁。这位瑞典驻华公使傅东华本人恰好在这里面有一个小的公寓，所以他现在也是富翁。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说：“你赶快把这个写出来，我们可以给你发表，这个对中国、对北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我非常主张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要制定一个保护的规划，不管谁当政都要按这个保护规划来执行。这样，就可以保护一大批好东西。北京市的领导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于是，北京市的领导让清华大学城市规划院、城市设计院共同制订一个城市保护的规划，由政府出资。这个保护规划大约半年以后制好了。拿过来一看，绝大部分专家们提的意见都被采纳了。当时的北京市市长是刘淇，现在是市委书记；当时的市委书记是贾庆林，现在是全国政协主席。市长们开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个保护规划。但是，这个保护规划要提交市人大通过。于是，刘淇同志召集相关人员对这个规划进行最后协商。当时，那个会场很有意思。刘淇同志和几个副市长坐正面，几个专家坐对面，一边是各个区县的首脑，一边是北京市的相关部、委及文物局、文化局的领导。刘淇同志说，我们制定了一个城市保护规划，准备提交人大通过。今天，我们一起再商量一下。他请我第一个发言。我当时说：“今天不吵架了，今天也不骂街了，今天我要站起来给你们三鞠躬，做得太好了！”听了这些，坐在上面的那些领导很高兴。可是我向两边一看，所有的中级官员每个人都拉长着“驴”脸，特别不高兴。因为当时他们认为绝对不需要保护，绝对不需要保护规划，要把“老东西”铲掉，建新楼。这些“老东西”是妨碍我们发展的，所以坚决不要保护规划。刘淇同志为了说服他们，拿出一张报纸说，今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瑞典人的文章——就是我上面讲的那个故事。请大家注意，斯德哥尔摩的经验对北京来说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个例子是伦敦。伦敦的市中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是2000年以后才开的，叫泰特现代艺术馆。这是个特别奇怪的大房子，长得不得了，几乎没有窗户，外表是红砖砌的，造型比较单调。它是由一个废弃的热力发电站改造成的一个现代艺术馆。现在，这成了伦敦的一个旅游热点，所有人来伦敦都要到这儿看一看。它的改造推动了周边的旅游和餐饮收入，给伦敦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利益和繁荣。这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罗马。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它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没有去过罗马的人，都知道古希腊、古罗马。古罗马是指一个大的范围，古罗马城只是古罗马的一个重要代表。罗马城市中心一片废墟，没有新建筑，全是“破”砖头、“破”石头、“破”瓦块。这要是放在北京、放在上海，早就完蛋了。罗马人却把这当作最重要的宝贝拿给大家看。所有的石头、砖块、瓦块，都是几千年历史的承载体。他们在这些石头、砖块、瓦块上面搭一些木条做的桥。让大家在上面走，往脚底下看这些“破”砖头、“破”瓦块、“破”石头。而这就是文明，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古罗马！所以，北京的市长、上海的市长，北京的区长、上海的区长，第一个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古罗马。罗马人就靠这些“破”砖头、“破”瓦块、“破”石头，每年赚不计其数的钱。全世界上千万的人去看——这就是人类文明。古罗马斗兽场非常大，有点像现在的足球场，但是垮了一半。但罗马人就这么把它保留着。因为这是历史。罗马人首先引你看这个。古罗马人特别喜欢在郊外洗澡。罗马城的郊外有非常大的澡堂。贵族、有地位的人整天呆在澡堂里，谈话、办事、休闲、娱乐等等都在里面。几千年下来，这些澡堂大都坏了，但它个别的墙体高耸入云，就向一把剑那样还插在那里。在当时，这是很辉煌的。对这类东西，罗马人千方百计地把它留下来，证明古罗马是全世界的文明发祥地。
　　第四个例子是京都。这是亚洲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京都是日本早期的首都，它保存得比较完好，整个城市都保留下来了。这个保留和中国的一位大科学家有关。这个人叫梁思成。抗战后期，美国人在准备轰炸日本的时候曾经询问过梁先生，因为知道他是一位东方建筑的权威。美国人请梁先生画一张图。将哪个地方有日本的国宝在图上标出来，将来轰炸的时候不炸这个地方。这个具体标图的人现在还活着，这个人叫罗哲文，是梁先生的小徒弟，今年87岁。后来，美军司令部按照这张图保护了京都。所以，京都今年立了一座梁思成雕像。日本人要纪念中国这位伟大的工程师。因为他出的这张图保护了京都。从城市原有的格局和规模来看，京都现在是亚洲保护最完整、最好的。
　　第五个例子是巴黎。巴黎的市中心有一条河叫塞纳河。塞纳河的中心有两个小岛，其中一个岛上有一座特别著名的教堂，就是巴黎圣母院。这是最古老、最核心、最中心的巴黎。我曾经请一位老华侨带我到岛上转转、看看。这位老华侨是个作家，是个翻译家。在这个岛上，他有一间房，是六层楼的顶楼。这是他30多年前买的，那时很便宜。当时，他住在里昂，每个星期要到巴黎来教书。在巴黎住上两三天，然后再回里昂。这就是当时他教书时候买的一间房。现在这个房子非常值钱。怎么回事？因为这是巴黎最古老的房子。这里的街道非常窄，只能过一辆小汽车。地面是用石头铺的，摩登女孩穿高跟鞋走在那儿是非常危险的，鞋跟很容易跑到石头缝里面被卡住。老华侨房子的那个门特窄，只能过一个人；楼梯特小，是转着上去的，木头结构。进去一看，我乐了：一个大洋炉子——北京冬天取暖的那个大洋炉子，在这个房子的中间。30多年前买的时候就有，烧煤的。现在，政府出资搞了基础工程，在这个小区铺了煤气、通了暖气、通了电、通了电话、通了宽带，一切都改善了。这个大洋炉子不用了，就把它当一个古董。房子里面用布帘隔出一个厕所、一个沐浴房。这就是：老房子不拆，对其内部想办法把它和现代的生活条件吻合起来，而外表还是老样子。
　　这一条街上全是小铺子，每间小铺子大概只有十几平米。老华侨领我到两个特别的地方，其中一个地方是卖奶酪的，法国人爱吃奶酪。那个奶酪店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奶酪的品种居然多达百余种。店里戴高帽的店员很骄傲地指着他身旁的墙说，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东西，就因为这墙，我这个地方才值钱，而且生意好。这个墙很有意思。墙体是石头砌的，都是不规则的石头，为了让大家看这个石头，就在这石头外边刷一层白漆，石头的肌理、石头的样子都能看出来。门口原来相当于门的地方有两个门框。店员突然指着这个门框说：“这个门框的历史有400年，这是我发财的依据。”我看了以后极为感动。现在都现代化了，但他们把这些老的因素都保留下来了。而且，他们把这些老的因素当作卖点。全世界不计其数的人来看老巴黎就是看这个。这位华侨还告诉我，法国总统也住在这个胡同里，因为这个地方是个古老的宅子。这就是说，在许多文明国家人们的心目当中，老是值得骄傲的，老是不能动的，老是可以借文化来经营并且赢利获益的。
　　国内也有三个好例子——
　　其中，第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上海有一条路叫泰康路，泰康路上有一个地方叫田子坊。这个地方十年前开始的石库门改造，没有像“新天地”那样做成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而是真正保留了石库门房子原来的结构。当地居民把这租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在那里开各种画廊、设计所、工作室。前后共引来了80多家外国的小企业。现在，田子坊成了上海一个著名的景点，陈逸飞最早的工作室就在那儿。这个做得好，保留了老上海的样子。
　　在那里有当时的工厂。我看了两家工厂，那门额上写着1921年、 1927年。距离现在80多年。这是真正的老上海，木结构的框架都还在。解放后，这种老的工厂是国营工厂，比如说做缝纫机的针。现在还做这种东西，当然会“下马”了。工人失业后领一点政府的补助，很困难。街道的领导和当地的居民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想什么办法呢？居民们干脆搬出来，把房子租给外国人。让这些外国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房子修理一下，然后开一个店。用这个办法把房子保留下来，不拆，不建新的，外表保持原来的样子，还是原来的石库门。这个思路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当然，现在来看是获得了成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有一次，我随全国政协视察团来上海视察文化设施。我和另外一个委员“偷偷”访问了田子坊，整个团没有来。我看了以后极为感动。视察总结的时候，当着上海市政协领导的面，我说：“我偷偷地访问了某个地方，我认为这个地方有启示，有它的代表性，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上海市政协的领导非常惊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呢？我们走了以后，他们也“偷偷”地去看了，看完了以后也认为很好。
　　对田子坊那个地方是有争论的，本来是准备拆掉盖新楼的。因为，那个地方的位置好，而且地价也高。后来，上海市政协出面加以协调，争论小了一点，也不拆了。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周围的一些居民干脆也搬出去，把小屋租给外国人。我看了一个灶头间，大概有3平米。一个日本人把它租下来，一个月给3000块钱。居民用1500块钱在边上不远处租了一个自己住的公寓，然后用另外1500块钱过日子。反过来，他们又到田子坊这里寻找商机。一传十、十传百，所有这些老的居民均采用这种办法把房子腾出来。现在，田子坊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个咖啡馆、小餐馆、小画廊、小服装店、小设计所，里面都很别致，房子外表保持原来的样子。周围原来很讨厌他们的那些住在楼房里的居民，也慢慢向这里看齐。我觉得田子坊这一点是做得相当好的，应该大张旗鼓地宣扬。
　　第二个地方是湘西的凤凰。沈从文先生在那个地方出生，在那个地方成长。那个地方的自然风景特别好。那儿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溪流，溪流旁边有吊脚楼，吊脚楼里住着很多当地的居民。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县城，甚至有一些城墙的遗迹。沈从文先生有一个很有名的外甥，叫黄永玉，是大画家。他六七十岁的时候返回了故乡。凤凰是个小县城，但每年有很多的游客来这里游玩，可是没地方住。于是，两岸吊脚楼的居民干脆把吊脚楼外面贴上瓷砖，里头稍微加以修整，变成家庭旅馆，来招待这些人，赚些钱。
　　黄永玉看了以后，就和这个镇的领导讲，不能这样做。要把那些瓷砖掀掉，还是要恢复吊脚楼木头的外观，里面可以尽量的现代化。还需要保持沈从文先生那个时代的样子。让它是一个内部现代化的古老的城市。于是，他就去说服当地人要这样做。一开始没有人赞成。但是黄先生一再坚持，整整说了20年，整整坚持了20年。终于说服了当地的居民和当地的领导，按照他的说法把瓷砖敲掉，恢复了吊脚楼木头的外表。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为什么呢？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很有名。大家都知道沈先生有一部非常好的小说叫《边城》，后来被凌子风先生拍成了电影，一部非常漂亮的电影。这部电影歌颂了那个少女，歌颂了那条溪流，歌颂了当地的山山水水。这些都是非常抒情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沈从文先生是那个地方的，所以都要过来看一看。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吊脚楼还像沈从文先生写的那样，还是那样的风格。小船还是那样，流水还是那样，少女还是那样。现在，每年长假去这个小镇游玩的人约40万。40万让这里的居民赚足了钱。当地居民特别感谢黄永玉：幸亏当时他拦住没让搞现代化。所以说，湘西的凤凰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这个经验是要推广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上海的近邻——杭州。大家知道，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也可以说是起点。那里有非常好的运河河道，有非常好的古桥，明代一座很大的桥也在那儿。在运河的两岸，有很多老居民居住的老的住宅。怎么去改造变成了大问题。后来，经过很多斗争，几个“管事”的领导认为，由政府出钱，把所有的人请出去，然后重修这里的房子及运河河岸。房子原来是什么结构还保持什么结构。修好以后再把原来的居民请回来住，基本上不要钱。杭州有此举，非常好。这是在全国做得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到杭州除了看西湖，就是看运河河岸及两边房子，包括那座明代的桥。
　　但是，这里原来有个败笔：在这座桥近在咫尺的地方做了个大广场，铺花岗岩，盖政府大楼。这遭到了文物专家的强烈谴责。因为，我们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必须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原真性。一定要是原来的样子、原来的材料、原来的工艺、原来的用途。因为你是历史的遗产，你不能改。另一个原则是环境。这个古老的东西要和它周边的环境相协调，如果不协调，申遗是不会获批的。就是说，明代的500年前的大桥旁边是现代化的大广场、现代化的建筑，这是不可以的，与周边环境不相协调。大运河申遗，我本人向国务院建议不要匆匆忙忙地去申请，最好到2014年再申请。还有5年，5年内把工作都做扎实，然后去申请，争取一次成功。现在政府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准备于2014年再来申请大运河的世界文化遗产。
　　现在各个地方的领导人都想搞地方申遗。因为，申遗会带来巨大的声望、好处，包括经济利益。准备申遗的，今年是西湖，明年是少林寺，后年是五台山。我们每年要申请一个，力争每年的“这一个”都能成功。目前，我们国家共有37处世界文化遗产，基本上是一年一处，非常成功。为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去找河南省省长商量，找山西省的省长商量。说少林寺、五台山周边不符合联合国的规定。周边的环境太嘈杂、太现代。应该恢复森林、古寺的样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周边已经住的几十万人要全部迁走。恢复森林、古寺的环境。五公里以内应该一个人也看不见，就只是古寺、钟声、和尚。现在，那里已经拆完了，而且也搬完了。明年这个时候少林寺申遗，后年五台山申遗，都要求我们必须严格执行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全世界是一致的，中国不例外。中国要纳入世界这个范畴，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
　　我通过上面八个做得好的例子，来谈建筑这个要素该怎么搞：一方面要建新的，一方面要保持自己优秀的传统的东西。这就是城市个性里的第一个要素——建筑。

      北京上海城市建筑的文化个性

　　北京城市的建筑非常有个性。因为，北京是一个文明古都，历史文化非常丰厚。北京没有长安老，没有洛阳老，没有开封老，北京在他们之后。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大概只有八百年。这个八百年换了六个朝代：辽、金、元、明、清、民国。这是近八百年，但它毕竟是八百年的首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北京的建筑是有特点的。特点可归结为四个——
　　一个是皇宫。就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它保存得非常完整，非常好。这跟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梁思成有关系。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在指挥平津战役的时候，把北京包围了。当时，毛主席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对这样的文明古都最好和平解决，但是也要做两手准备。毛主席为此专门派人找梁思成，让他画一张地图。这和美国炸京都时的做法一模一样。所以梁先生的贡献非常大。幸亏后来也没有打。皇宫是北京建筑格局中的非常重要的建筑标志物。
　　第二是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在北京被叫做“三山五园”。北京西边、北边有三座著名的山，有五处皇家的园林。这都是非常好的宝贝。但是，1860年被英法联军毁掉了圆明园，同时还毁掉了香山，毁掉了颐和园。一些好的东西都是那时候毁的。后来，利用建海军的机会又重修了颐和园、修了北海。这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北京现在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天坛、故宫、长城八达岭、十三陵、周口店猿人遗址。其中好几处是皇家园林。
　　第三个是胡同四合院。北京的建筑以胡同四合院为代表。胡同有多少条，众说不一。我认为比较可信的是刚解放时讲的3300条。现在，北京的胡同还剩下600条。四合院大概还有1000多处比较完好，但也面临着拆建。
　　第四个就是寺庙。北京的寺庙特别多。到目前为止，已经被拆掉了90%，剩下的都非常好。北京有一个藏传佛教最大的庙，叫雍和宫。庙里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中间有一块四方碑，碑四面刻字。北面是汉文，南面是蒙古文，东面是满文，西面是西藏文，是同样一篇文章的翻译，字是乾隆的字。这一篇文章叫《喇嘛教说》。讲的是康熙怎么把藏传佛教由西藏传到蒙古，从而消灭了蒙古。这是一块泄露天机的史料。这是什么意思呢？清朝满族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南边汉族的明朝。明朝这个时候腐败了，已经很弱了。它最大的敌人是蒙古人。当时，清朝的皇帝叫康熙，此人非常聪明。他说，蒙古人比较信喇嘛教，我们最好把西藏的活佛，把西藏的大人物请到蒙古去宣传喇嘛教，让普通的蒙古人信喇嘛教。他成功了。在蒙古，如果一家有一个儿子，那么他必须当喇嘛，这是规定。当喇嘛就要出家，出家就不能结婚，不结婚就不可能生儿子。于是，蒙古最精华、最强壮的人群就这样被自然地消灭了。到1949年咱们解放的时候，外蒙古一共才几十万人。这是第一招。此外，康熙皇帝儿子有20多个，公主有40多个。康熙把这40多个公主纷纷嫁给了蒙古的王爷。枕头风一吹，全部向着北京。这是第二招。这两招太高明了。康熙以后，和清朝最友好的就是蒙古。它们是亲戚、一家人。所以，中国和蒙古从来没有什么乱子，非常友好。
　　北京的建筑个性体现在皇宫上、皇家园林上、胡同四合院上、寺庙上。那么，上海的建筑个性体现在哪里呢？上海的个性体现在石库门上；体现在那些金融大楼上——每个楼建筑风格不一样，流派也不一样，建筑的内容、样式也不一样，很精彩；体现在花园洋房上——每个小院子都是不同的设计、不同的风格，保留得也不错；体现在三条著名的大街上，南京路、延安路、淮海路——这里是全国经济、金融的中心；体现在上海的水系和上海的外滩——就是苏州河、黄浦江、长江两岸；体现在它的街心花园上，还有就是体现在它的几所著名大学和那些左翼文人的故居上。这些都是上海建筑里比较有典型性的、有代表性的。

      城市文化个性的第二个要素是生态环境 要有鸟、有树、有水……

　　城市个性里的第二个要素是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对现代城市来说太重要了。但是，它不太受重视，或者虽然受“重视”但也不到位。作为一个现代都市，要搞得好，它的生态环境需要下大力气去改造。这里包括树，包括草，包括花，包括各种小生物。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配套的，是多元的，而且都应该和这座城市相搭配。
　　我经常喜欢问：你这个城市有多少鸟？有没有乌鸦？有没有喜鹊？有没有麻雀？有没有各种路过的候鸟？有的城市干脆就说没有。那么，这座城市肯定是失败的，因为它达不到现代大城市的标准。城市里面，除了人之外，除了交通工具之外，应该有鸟在空中飞翔。
　　有一次，汪曾祺先生——现代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到香港去。他怎么都感到别扭，但是却找不到原因。一天早上，他突然明白了，香港没有麻雀。于是，他立刻写了一篇文章：《香港没有麻雀》。就是说，香港这么棒，这么发达，这么有名，这么繁荣，但你这里没有宜居的环境。真是切中要害！只有当树长起来以后，湿地与各方面配合起来以后，鸟才会来，你才会和鸟类共同享受这个地球。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
　　城市里的树和草不能单一。有些领导想法很单一。他们把高尔夫球场的那一套搬到城市里，做大的草坪。而且，草种非常单一，或者说那一大块地没有一颗树，很单一。殊不知，世界的生物是需要多元的，是要有各个层次的。但他们根本想不到这些方面。单一，草会生病，树会生病，结果会很糟糕。所以，城市里的树和草一定要多元。多元才会允许很多生物保留下来，不会死掉，不会被挤掉。生物界有一定的自然规律。你不能太人为，你也不能太强制。
　　有一次，北京画院组织了一次非常奇妙的画展，叫做齐白石工笔草虫展。齐老爷子在他70多岁的时候画了一批小虫子，工笔的。有苍蝇、蚊子、蛐蛐、蚂蚱等等，画得极细。北京画院给他搞了一个展览，专门展这一批东西。那个院长非常聪明，在每一个小虫子面前挂一放大镜，观看展览的人可以拿这个放大镜看。那须、那毛特别真实。北京的市民、外地的游客来观看这个展览，都不认识这些是什么虫子。于是，北京画院赶紧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人请来。请他们看看老先生画的是什么虫子。这是齐老画的50年前北京确实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小虫子，现在大部分已经没有了。老先生对生活观察得非常细致。这个故事很感人。
　　北京的乌鸦曾经很多。乌鸦多到什么程度呢？乌鸦早上飞出城去，到田野里去找吃的。晚上再飞回来，回到城市中间的树上呆着。一来一去，一早一晚，这两次乌鸦表演，把天遮上了。看不见太阳，看不见月亮，有好几十万只。现在，北京凤毛麟角地能看到几只。为什么？原因就是农业上用了农药。
　　满族人是崇拜乌鸦的。有一次，努尔哈赤打败仗，逃到一个草丛当中躲着。突然，来了一大群乌鸦落在他的附近。追兵以为这就是一个荒芜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乌鸦落在那儿。于是，就把他放过了。努尔哈赤因此非常感谢乌鸦，把乌鸦当作神鸟。怎么感谢呢？满族人每家院子偏西的位置上都立一根旗杆，旗杆上面挂一个斗。斗中间是空的，斗能够顺着这个旗杆升降。这个斗里面装满高粱，用来慰劳乌鸦。大家到故宫看，到重要的寺庙看，到喇嘛庙去看，一定会看到一根旗杆，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斗。
　　冰心先生说北京看景最好的地方是在景山上面。在故宫的后门，那儿有一个人工堆的不太高的山。山上面有五个亭子，那是北京最好的观景点。站在最高处往下看，中间是黄的琉璃瓦，周围是一片绿色的海洋。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看不见房子，除了树还是树。故宫里是没有树的。明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特虐待宫女。几个宫女实在是无法忍受，合起伙要把皇帝掐死。掐了一半，以为这个皇帝死了。谁知这个皇帝活过来了。于是，那个皇帝下令把这些人杀掉，并下令把故宫里所有的树都砍掉。因为，宫女们可能会里应外合，把宫门打开，进来一些造反的人藏在树上。所以，那个皇帝怕以后还有坏人，干脆把树全砍掉。所以，故宫这一片没有树。那为什么看到的又都是树呢？北京故宫周围那一片没有高楼，都是胡同四合院，都是矮的平房。院子里种树，树冠高于屋脊，所有的树冠连成一片，从景山上看就看不见房子，看到的全是树。走在大街上，走在马路上，并没有发现北京有那么多树。可是到景山上面一看，北京到处都是树，就是这个原因。
　　南方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东西叫水杉。水杉是抗战时期转移到大后方去的中国植物学家首先发现的。经过认证、考证、分析，这是多少万年前在地球上普遍生长的一种树。
　　当时，一个植物学家在那个地方发现有这么一棵树，特别的高大。但是，他当时没有收集标本。这人叫王战。回去后，他和别人聊天就说起了这件事。边上一个有心人听见了，这个人叫吴中伦。他马上就去这个地方，采集树皮，采集树叶，采集它的果实，按照植物学所要求的做成标本。但是他没有去研究。有一个特别有“心眼”的研究员，叫郑万均。他把这个标本拿来做物种分析，跟所有的树种对比，发现这是一个新树种。而且，以前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是一个新的重大发现。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发表了，轰动中国。再后来，这一篇论文落到了胡先啸的手里。这是一个大文学家，但他也是学植物的。这个人见识比较广。他经过认真地研究，认为这是活着的一个化石，是多少亿年前留存下来的一个活的标本，是多少亿年前就存有的一种树种——水杉。他这篇论文轰动世界。依据我的理解，这四个人都拥有水杉的发现权。前三个都有错失的情况，但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来，这四个人都成了中国植物学界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一个人当了科学院林土所的研究员；一个人当了南京林学院的院长；一个人当了中国林业研究院的院长；一个人当了庐山植物研究所的所长。现在，上海附近、杭州附近、扬州附近、苏州附近这些有水的地方，都种水杉。这就是生态环境吧。
　　第三个就是水系。上海地理位置非常好。有江，而且是入海口。北京没有。但是，北京的老祖先很聪明。他们人工挖掘运河，把水引进来。北京城的中间有五个大湖：积水潭、后海、北海、中海、南海。它们面积都非常大，都非常漂亮。另外，北京还有护城河以及一些天然的河道。所以，水系是一个大城市能够漂亮、宜居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第四个是交通的肌理。北京是一个人工设计出来的都市。它不像上海、巴黎、伦敦是自然摊开的。北京很早以前就是一块空地。某皇帝异想天开，让大臣给他设计一个大的首都，并要按照设计来建。北京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北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是一个人工设计出来的大城市。北京有九个城门，城门跟城门的距离是一样的，之间有22条胡同，每个胡同的距离是79米。这是按图施工的结果。所以，这个肌理要保护好。
　　第五个是饮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好吃的，这个要保留下来。现在，个别领导有的时候有点“晕”。明明没有海鲜，明明以杂粮、面食为主，但他不上这个，非要弄一桌海鲜来吃一吃。不会做，而且极贵。吃完之后一片骂声。所以，最聪明的办法是不要拿海鲜之类的东西出来，要把自己特色的东西拿出来。反映你的历史，反映你的地方特色，反映你的个性。
　　第六个是历史。历史比较容易体现的是名人故居。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你这个地方的名人故居保留下来。个别的开放出来，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遗产。我到英国伦敦去，就发现满街都挂着牌子，搪瓷的，蓝颜色的。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诗人、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哪年哪月在这儿住过；出生年月等等。牌子上还注明这是英国遗产。就是说，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住过一位名人，要纪念它，这个房子不准拆。这种办法非常好，上海也有。但是，我们要把它做的非常有条理，非常正规化，有法律依据，要经得起推敲。这是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几个结论

　　刚才说的这些因素，就是城市个性的几个主要因素。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挖掘出来，利用起来。
　　最后，我作几个结论——
　　第一，一个城市要有几个特征：一个城市要有故事，一个城市要有说法，一个城市要有特点，一个城市要有独一门的事。这些东西你把它挖掘出来，就显出你这个地方有向外说的东西，有向外宣传的东西，有可以骄傲的东西。
　　第二，要保护历史，保护文物。一定的时候，文化可能决定座次，可能决定一切。
　　第三，就是现在讲究挖掘或者开发文化产业，我们对这个要有新的理解。文化产业，它不是一部戏、一部电影，更不是一场演唱会。譬如，好莱坞，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产业。它有非常大的制作基地，它有非常大的后期加工产业，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文化产业的链条。几十万人在那儿工作。中国90%的电影后期制作，都是在好莱坞制作的。所以，中国要想办法吸引人家来投资。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差得很远，还没有起步。我们真正可以用来赚钱的，可以用来影响世界的，可以真正把中国的东西介绍给世界的，要靠文化产业。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才能扩大出去。中国规划网上海4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