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城的风貌是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对显现整个城市的文化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地处半干旱的华北平原，水利是北京城市维系和发展的基础。北京的城市水利建设始于金代，完善于元代，又历经明清的刻意经营，造就了具有引水、城市供排水、调节水量等综合市政功能的河湖系统。城市水利建设的同时也创造了北京的景观环境和水环境，为这座都城留下了风景优美的湖泊景区和山水俱佳的皇家园囿。与同时代兴起的其他国家都城相比，北京的水环境表现得更为成熟和富有魅力，即使以现代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衡量， 也可堪称伟大城市规划的杰作。毋容置疑水环境是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在北京城市的发展中应该得到包括历史文化层次的对位继承和拓展。
    金建中都于北京以来，北京水利建设主要满足两大需要∶宫廷园林对水体的需要；向通惠河供水和通航的需要。所以用以蓄积和调节水量的湖泊型水库、输水渠和运河，客观上为城市提供了蓄滞区间洪水、排泄城市污水和雨水的市政工程。无论是皇家园林区和禁城园囿区湖泊、池沼，还是贯穿与城市的河流，都具有环境、防洪、排水、交通等多重功能。本文重点从城市规划角度分析城市北京水利所创造的水环境的环境价值、社会和文化价值，以期为具有经济长远利益的水环境保护、开发提供参考。   

    一、水环境对北京城市风貌的造就

    北京城市水环境形成于金代，完善于元，又经明清的刻意经营，形成了今天北京城市河湖水系的基本格局。
    金中都城位于今北京城区西南，主要水利工程有两项：护城河和城市湖泊。水源主要是以当地迳流为主的高梁河水系，城市周边的地下水。 护城河环绕中都，湖泊多在皇家园囿内，其中水域最大、风景最优美和对北京城市环境影响最大的湖泊在离宫北苑，即元明清皇城内的太液池，即今之中南海。 护城河与湖泊相通，形成具有供排水、蓄泄洪水、美化环境的城市水利系统。
    元代抛弃了中都旧城北移，但选择了金离宫北苑作为皇城。 这时京杭运河全线开通，南方漕粮北运主要依靠运河。 运河最北端的两条漕河通惠河和坝河的供水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元代在大都西北郊大规模兴建水源工程，开山凿渠，引泉水循高梁河输入大都，利用大都城内的湖泊调节水量，以供运河通航用水的需要。水源工程的兴建，使太液池水量大增。 这时太液池北部与积水潭连成一片，形成水域辽阔、壮观的城市湖泊，在湖泊入口和出口皆有闸门控制水量。太液池在城南与通惠河相通，积水潭在城北与坝河相通，京杭运河北段的通航用水主要从这里进入。这处城市湖泊经过金代以来不断改造， 到元代成为具有城市供排水、运河输水、优化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城市水利工程。 明永乐十五年（1471年）迁都北京。明北京城区又弃大都南移，基本是脱胎换骨的重建。但是明皇城则全盘接受元的大内，这时太液池更向南扩展。 清代这片水域又称南海、中海、北海，与什刹海、后海、西海并称北京“六海”。 明清特别是清代利用西郊水源地湖泊，大规模兴建皇家园囿，在城市外围形成了新的风景名胜——即园明圆和颐和园景区。
    北京金元时期的水利建设对北京城市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水利工程造就的水环境是北京城市风貌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流动的河渠、水域宽阔的湖泊水体与规则的宫城建筑和市坊街道整合的城市格局，将动与静对立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风貌体现了帝国都城的威严，又以湖光山色赋于城市灵气和美感。 从历史发展纵向脉络来看，北京的水环境又是中国传统都城风格的承袭，隋唐的长安、洛阳，南北朝的南京、 南宋的杭州等都城在营建中无不注意城市水利建设，留下了动人的湖泊水体。
    由水体而园林而皇城而都城，表现出北京在古代的发展演化中对水和水利的依赖。北京在元明两代都抛弃旧都城营建新城，皇城宫殿也多次毁于兵燹，但是皇城城址却自金北宫以来没有大的改变，主要的原因是迁就水环境，水环境在古都北京的城市发展中表现了强烈的继承性。正是水环境与城市的融合创造了北京特有的“城市园林化与园林城市化”风格，20世纪世界都市规划学和建筑学家推崇为经典之作。

    二、北京城市现代发展与水环境

    随着清末漕运终止，漕运管理机构的裁撤，通惠河、 坝河演化为城市排水河道。作为济运调节水库的昆明湖和湖泊群逐渐疏于管理， 许多较小的池塘洼地更是很快淤垫，变为藏污纳垢的臭水坑。皇家园林区内的湖泊在清王朝覆灭后也开始蜕化。昆明湖以西的高水湖和养水湖漕运中止后湖内逐渐垦埴开成稻田。水面约 1860亩的圆明园破败后，湖泊相继淤垫。都城水域最早后退的区域在积水潭，积水潭北端的太平湖是明代筑城时将它分割出护城河以外的湖泊， 有闸与护城河和积水潭相通，汛期可以承接长河洪水和市区东北部雨水， 是平民可以游乐的去处，也是具有蓄洪排污的水利设施，40年代以来淤废成苇塘。什刹海30 年代以来开始在滩地种稻。北海、中海和南海的周边也开垦了成片的稻田，加上芦苇、荷花等浅水植物占去水面的1/3 。湖泊池沼水面萎缩和消失， 使北京的水环境质量下降。
    1949年北京又成为国都，城市政治地位的抬升，有利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北京城市水利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50 年代以来北京水利建设主要在3个方面完善和改造城市水环境：①旧有城市湖泊和河道的整治。根据城市供排水的要求，系统地疏浚北海、中海、南海、积水潭、什刹三海以及城市河道，并修堤建闸，给古老的城市水利注入了活力，使其水域扩大， 成为旱能蓄涝可排，盈缩自如城市水利工程的主体。②改造旧苇塘洼地， 开发城市水域，陆续建成一些新的湖泊，丰富了城市景观。这些新的或扩展的主要城市水域有城南陶然亭湖、龙潭湖；城西紫竹院湖，玉渊潭湖；城北安定门、 得胜门一带盐碱洼地改造成“北郊四湖”。这一时期新增加湖泊19处，开辟水面 153万平方米。使北京的城市湖泊达到31处，总水面积近600 万平方米(1947年统计，北京水域面积为497万平方米)。 ③兴建大中型水库，开辟新水源，大幅度增加城市供水。50年代至60 年代间先后建成官厅、密云等大型水库和70余座中型水库，总库容达到73.79亿立方米。与之配套的永定河、京密大引水渠道向城市供水，几十年来成为滋养北京的两大命脉。
    本世纪以来城市规划一直受多功能都市型规划观念的影响。50年代至70 年代北京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也同样片面强调城市工农业全面发展， 而忽略了北京作为首都，作为历史名城的文化地位。几十年间耗水型的工业不断上马，城市范围迅速扩展，人口急剧上升。在人们对水资源掠夺性索取的同时， 也破坏了城市水环境，使北京面临愈来愈严重的水源短缺和城市环境质量下降。
    据《北京水利志稿》记载，至1959年市区的湖泊曾达到了31处，水面面积600 万平方米。到了80年代初减少到23处，水面积剩下563 万平方米。与积水潭相依存的太平湖， 1958年经过整治，水面达到12万平方米，1971年修建地铁被填平，不仅给城市北部洪水排泄和输水造成困难，也失去了一处风景优美的城市湖泊。城南的金鱼池，50年代整理后，水面曾达到4 万多平方米，1965年被填垫。对流经北京市区的明沟和河道，为了回避污染带来的环境问题，而采取了盖板的办法，使之成为暗沟。令人遗憾的是横贯北京城区东西，流经宣武门、前门、崇文门前三门护城河段，盖上面板后上面修筑了马路和居民楼，对城市整体风格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害。
    水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北京生态环境和城市质量的下降，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城市的发展。近年来，北京水环境的问题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关注。 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个世纪北京以什么面貌展示于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环境的改善。

    三、1911年以后北京城市规划与“水”的定位

    20世纪以来，北京开始接受世界工业化城市发展的影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都城封闭的格局逐渐打破，1913年大清门及东西宫墙打开，天安门前大街允许穿行，紫禁城以北与景山之间的通道向公众开放。不久，紫禁城辟为故宫博物院，北海、颐和园成为公共园林。
    受工业发展的刺激，20世纪世界各国都市都急剧扩张。二十年代开始，欧美各国纷纷制订都市规划，以规范城市的发展。由于政府的积极干预，发达国家历史城市出现了向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即旧城区保留前提下的改造和新市区开辟，这样许多历史城市的街区、经典建筑、运河和大型标志性建筑(如纪念塔、雕塑等)被完整保留下来。
    现代规划意义的北京城市规划1933年至1948年就有3次。1933年城市规划，由当时北平市市长袁良主持，共有4套∶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规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规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规划，北平市自来水整顿规划，开北京城市规划之先河。1927年京城南移后，北京成为北平特别市，1933年的规划将北平城市发展方向定位于∶保持古都风貌优势，开发旅游“吸引外人观光之资金”，发展教育“以招徕全国文人学子”。
    北京的第二次规划是日本人侵犯华北后，于1937年制订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并秘密绘制“北京都市计划要图”。这是日本人为了对中国军事、政治、文化全面侵略，将北京作为兵站基地而规划的。这个规划是北京城市史永远不应忘记的耻辱。
    抗战胜利后，北京的第3次规划开始制订，当时北平特别市将城市发展定位以首都或文化城或两者并立，并重申1933年以旅游观光和教育为城市的经济支柱。从这一思路出发，1947年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对“水”予以特别地位，计划纲领中与水环境有关的条款有3条，照录如下∶
   “永远保留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及前三门护城河等处河道湖沼，加以疏浚，通行游艇，沿岸开辟园林道路，建设天然公园。”
   “恢复颐和园至北平之游览河道，并开通城内水路及下游通惠河，使舟艇能由西郊穿行城内或护城河以通达通县。”
   “游览河道两岸，开辟园林道路，在一定宽度距离内，禁止建筑。”
    充分发扬北京历史文化的优势，将旅游和教育作为城市经济和文化支点，基于这样的观念，1933和1947年北京城市规划中水环境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遗憾的是近年提出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却没有对北京水环境在城市中的位置有充分肯定，当然对水环境的保护、利用和开发举措就难以予以严谨定位。反思北京的50年建设所经历的经验和教训，对水环境在城市中的位置应在规划中予以肯定，保护和开发行为应有法规的保障。

    四、对北京河湖治理、水环境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1 从梁思成历史城市保护思想看北京水环境保护的意义
    早在1944年，建筑学家梁思成针对当时历史名城建设性的破坏，非常痛心指出∶“纯中国式之秀美，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一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他认为欧美大型雕刻纪念物是由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不是可以一朝一夕望其项背的，东施效颦有伤尊严，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自傲于世。梁思成认为“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数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较用洋灰建造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 梁思成保护历史名城的文化观是现代中国历史名城建设与保护理论的奠基。50年代针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梁思成为他的历史名城保护理想开始超出学术的范围呼吁、并身体力行地策划保护北京的城墙、护城河、四合院的计划。但是，当时百业待兴的城市建设，力图高速的经济发展节奏，使人们来不及冷静地思考历史城市保护的科学和人文价值。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建筑史刚刚起步，梁思成保护历史名城的思想显然比较稚嫩，但是他的观点所含有的科学光芒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愈来愈多的人们理解。城市水利史的研究表明∶与城市发展同步的城市水利建设，为城市的发育提供了市政的基础设施，水环境的周边地带或因水运交通便利而成为商业区，如中国的苏州、扬州、绍兴，欧洲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和英国曼彻斯特，日本大阪等都是多因运河而商业繁盛，文化发达的重要城市；或因环境优秀而成为园林区，如北京颐和园，中南海多是依湖泊而形成的皇家园囿区。历史形成的水域和河湖水系往往是城市的骨架，或者是城市建筑和环境的精华区域。旧有街区、住宅建筑不可能在城市发展中完整保留下来，但是，只要水域和河流的存在就会将城市基本的格局保留下来，历史城市的现代化只要对水环境的保护和开发予以重视，充分考虑历史文化发扬，就会使这些城市有良好的人文空间和生态环境和景观环境，这样的城市有历史文化的魅力，就会获得长久的经济利益回报。
    北京城市历史风貌的保护历经半个世纪的倡导，在重点文物保护方面，在内城建筑物高度方面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但是，由于缺乏对城市总体宏观研究基础上的规划；从城市发展规划的理论层面探讨缺乏社会学、水利学的共同参与，因此若干决策激化了古都风貌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使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疲于应付的尴尬局面。目前最具旅游实力国外客人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只有4天，远远低于香港停留12天的水平，北京古都魅力的消褪应引起决策者的充分注意。
    2 对北京河湖治理、水环境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名城保护难以实施的原因是复杂的，充满了保护与建设的尖锐矛盾。城市需要发展而面临建设资金缺乏；人口密集和交通拥挤；市民对环境质量和城市功能日益提升的需求；城市发展已不容许留下占地面积较大的旧城区。通过北京古代城市水利的研究和其他历史名城保护与发展的个例研究，我们认为北京的水环境应强调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保护和多方面利用、开发，在维持古都风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市政效益、环境效益、旅游价值取得长久的经济利益。提出如下建议∶

    (1) 北京的水环境是古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最后结晶，至今仍在城市环境、城市基本格局中居于不可忽略和替代的重要地位。除了已有河湖水系外，应在中长期城市规划中考虑前三门护城河的恢复，使之与天安门广场和金水河呼应。80年代初，为了兴建前三门高层建筑住宅区而将南护城河全部盖板，这些位于闹市区中心的住宅区，由于设计不合理、设施陈旧，施工质量较差，居住条件已经比较恶劣；加上护城河盖板不利于区间暴雨及时排泄，城区防洪压力日渐严峻。随着城市发展，这一住宅区的改造将提到议事日程，我们应该对此有超前的研究。
    (2)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南海、昆明湖的周边地区至今仍是城市环境精华所在，周边建筑群的风格应与中南海、故宫、佛香阁协调；湖泊的利用不能娱乐化，应对这样水域以博物馆式的保护，以突出紫禁城--中南海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应定位深层次高文化和高消费旅游目标。
    (3) 在前门、天安门、地安门、古楼中轴线的西北，以什刹海为中心，开辟开放的民间公共活动的水面绿地，并保持其开阔的自然风光；湖东北现有完整的胡同住宅区应予以保留；空间布局则要突出鼓楼、景山立体轮廓，使旅游环境有历史氛围的烘托。
    充分考虑经济效益带动环运河带的文物保护与环境效益。欧洲运河的旅游开发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沿途美好自然环境，历史遗迹(址)，文化水准较高导游都将激发游人怀旧和回归自然的情结。运河旅游长期经济效益的获得必须有历史文化背景，北京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起点，有500多年漕运的历史，与运河工程和漕运有关的历史遗迹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作为运河水道的长河和通惠河，以及沿途的水利工程、桥梁、漕仓应实行面、带与点结合的保护和开发，在运河工程枢纽位置建运河博物馆。运河沿线应以自然风光为主，古代闸、坝尽可能保留，消失的工程和漕仓遗址有纪念标识，河道形制、桥梁风格不应有大的改变，否则将与普通渠道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