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

    “共产党人说话是说话算数，一定要说到做到。”

    200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赴重庆任市委书记半年后，提出了建设“五大重庆”的目标。2009年9月，他又在全市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作出上述坚定表态。

    薄熙来说，“‘五个重庆’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本地化。”他不止一次谈到，对待中央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当成套话、口号，要以改革创新的思维将其变成具体的推进措施。

    五个重庆：搭建经济与民生协调并进的发展转型模式

    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的战略，在2008年7月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获得通过。

    经济建设与民生建设，从全国来看还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在待发达地区则是一条腿短、一条腿更短。在这种情况下，类似重庆这样的待发达地区，究竟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否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的转轨发展？重庆在严肃的思考后走出解题的第一步。

    这是一个突出科学发展主线的多维度契合转轨的“战略措施包”。薄熙来认为，“五个重庆”是全面推进重庆科学发展的重要载体，既是经济建设，也是重要的民生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接近20个月的实践，这个“战略措施包”带给重庆怎样的变化？或是重庆人对能预见的未来有了怎样的希望？

    重庆相关部门告诉本刊记者，去年全市在“五个重庆”上的投资额是2050亿元，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7个百分点。这让重庆在全球金融危机撞击之下、全国为“保八”艰难努力之时，实现了GDP增长15%左右的增速。单是“森林重庆”建设就用工5000万个，有20多亿投资直接转化为群众的收入。

    按薄熙来的直白的说法，“宜居重庆就是让百姓住得舒服，而且买得起房。”重庆计划到2010年，完成主城区剩余的400万平方米危旧房拆迁改造，建成廉租房220万平方米。今年还启动了庞大的公租房计划，未来10年，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以一揽子解决30%左右的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这让生活在重庆的低收入群体，看到了实现“住有所居”的希望。

    “畅通重庆就要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道路建设在不断推进，到2010年底，可新增通车里程288公里。2012年，再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建成大运力的高速铁路网和完善的市内轻轨网，实现“半小时主城”、“4小时重庆”、“6小时周边”、“8小时出海”目标。

    “平安重庆就是增强老百姓的安全感。”公检法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是，截至今年1月底，共抓获涉黑涉恶人员3330人，冻结、扣押、查封涉案资产21.8亿元。各类安全死亡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0.1%、2.7%，其中较大事故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36.7%、38.8%。

    “森林重庆就是让老百姓多吸氧。”一年多来，重庆造林798万亩，比前10年的总和还多出12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5%。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对这一成绩还不满足，“作为一个大山区，这远远不够。按熙来书记的话，各个山头都要毛茸茸的，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建设森林重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护三峡水库的水环境，打造长江上游绿色屏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说，当前中国需要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从生态赤字经济向生态盈余经济转型，“森林重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体现，其绿色发展经济可以为各地区所分享。

    “健康重庆就是让孩子长得壮、老人长寿、全民活得健康。”去年全年投入106.8亿元，其中医疗卫生方面85.4亿元，体育方面21.4亿元。完成734个基层医疗设施改扩建项目，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提前2年实现国家规划目标。

    胡鞍钢说，“五个重庆”建设，可称之为特大型城市科学发展理念的嬗变。他认为，“森林重庆”侧重环境，“畅通重庆”侧重效率，“宜居重庆”侧重舒适，“平安重庆”侧重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健康重庆”就是讲人本身。“这些目标，都是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理想境界，既突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

    跟踪观察重庆社会发展变革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说，“五个重庆”一个个都实实在在，结合起来就是科学发展，而且丰富多彩，全部实现以后，会给重庆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五个重庆’将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主任贡森的评估是，“‘五个重庆’既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又有强烈的关注民生，是待发达地区的好经验。”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说：“如果说按照重庆的设想，‘五个重庆’能够实现的话，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就看得到了。”

    平安重庆：公共安全供给的制度平台

    对重庆的城乡百姓来言，近两年一个明显的切身感受是：生活更加安全。

    事实上，在“五个重庆”中，平安重庆是特别值得书写的，“打黑除恶”也最为外界关注。薄熙来说，一个地方要实现科学发展，有大出息，必须走正道，维护公平正义，把“流氓经济”、“无赖经济”彻底清理掉，营造科学、民主、法制的发展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

    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安全保障受到了巨大挑战。从美国的“9·11”到伦敦的地铁爆炸，再到最近莫斯科的地铁爆炸事件，都说明了全球公共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就我国来说，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经济利益矛盾日趋复杂，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矛盾的危害及影响力也会借英特网急剧发酵增大。社会矛盾和官民矛盾、黑社会势力和政治保护伞相互交织。要有效应对转型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的压力、正确处理这个阶段的各种矛盾，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重庆去年夏季以来震动全国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抓获了涉黑涉恶人员3330人，立案侦办涉黑团伙62个1265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733起。尤其过去一直没破的1000多起命案，一年之内破了560起，积累的众多重伤害案件破了一大批。再加上一个“大下访”，一年之内党政配合，政府出钱，投入40多亿元，把过去10年涉及上访的85000件事情“一遭解决”，牵涉到的人口近200万人，双解职工就有几十万。这让重庆人看到了贴近人心的平安重庆的希望。

    平安重庆的意义已非以前运动式的“除黑除恶”所能概括，更有意义的是重庆在公共安全供给制度建设上的创新努力。

    重庆市将公共安全保障纳入了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优先安排高额预算内资金，保证公共安全作为基础性公共产品向市民和外来投资者提供。他们将公共安全支出界定为公共预算财政预算安排的优先领域之一，共安排财政预算资金155.2亿元，为平安重庆建设提供财政支持，用于信息化建设、装备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利用预算的刚性，来保证公共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能够源源不断、高质量地生产。”胡鞍钢说：公共安全本身是一种公共服务，之所以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突出问题，就是人民除了他们的人均收入作为私人消费需求以外，一定需要公共安全服务作为保障。

    为让党委和政府真正负起把公共安全供给理念落到实处的责任，重庆市政府与各区县、市级部门签订平安建设责任书，建立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市委、市政府还出台了平安重庆建设工作考核办法。

    平安重庆建设从部门工作升级到“党政工程”的转变，等于党委政府自己给自己套上“紧箍咒”，而群众就是唐僧，群众不安全了，党委政府就要头疼，就要难受。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说，“平安重庆建设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结合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对公共安全的定义，重庆市将老百姓最关注的社会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居住安全“五大安全”和法制环境、执法队伍“两大建设”等包涵进了平安建设的指标体系，指标中还包括群众安全感指数、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等等，平安重庆的指标体系不断充实完成起来，而且力求“可定量、可评估”。

    没有先进完备的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就是纸上谈兵。重庆适应这一趋势，为平安重庆的建设创造硬件基础。全市有了集报案受理、查询监督于一体的城镇街头“阳光警务服务平台”终端机3083台，设立起了农村报警电话服务网点和开通手机短信报警服务平台，群众报警更加方便。公安部门告诉记者，目前重庆主城区接警后10分钟内就能到达现场处置。重庆还在城镇的每个社区、农村，按每5000人左右建立一个警务室，实现一区一警或一区多警，提高群众见警率。

    重庆市推出了交巡警合一改革，被重庆市长黄奇帆戏称为“商鞅变法”。他们说，此举借鉴了美国、香港等的警务模式，交巡警由过去的单一职能转变为复合型职能警种，集刑事、治安、交通执法管理于一身，市区已经建立起150个交巡警平台，该模式2010年2月7日正式启动，截至3月20日，主城11区刑事案件同比下降41%，主城区21年来首次出现街头“两抢”案件“零发案”。

    这让专家有了这样的期望：重庆在平安建设方面的探索，或可为建设平安中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统筹城乡：西部待发达地区社会改革的试验场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难题、大课题，国家当然希望通过一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地区进行定向的改革探索。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同意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与中央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设立的特区相比，重庆这个“试验区”无疑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特殊的历史使命。薄熙来说，如果重庆主城越来越漂亮，城市人越来越富裕，但渝东南、渝东北地区几十年山河依旧，就会形成巨大反差，就不是城乡统筹。因此，他提出了要做好山的文章，通过贯彻中央林权改革，释放贫困山区生产力，把荒山变成“秀山、宝山”，让渝东南、渝东北老百姓致富。

    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不仅具有西部的特性，也有很多的独特性，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叠加。重庆市委、市政府意识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成败在改革，而改革必须走自己的路。

    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以前重庆的区域发展差距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不均衡。重庆着力改变过去向城市倾斜的公共产品提供模式，力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

    比如在教育上，下狠心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442.9万平方米的中小学D级危房被全部消除；县镇、农村中小学教职工按同一标准编制，农村边远地区补充教师1万多名，对19万余名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全员培训。

    户籍制度是城乡统筹的核心问题。重庆已经确立了“架设城乡户籍通道，建立城乡统筹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总目标。两年来，全市净增城镇居民72万余人；全市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总数64.9万余人。今年再度明确户籍改革分两个阶段推进，到2020年，将实现1000万农村人群转户目标，力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

    既有户籍壁垒难破，源于绑架在其身上的不同利益，尤其是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推进户改、加速农转非的同时，重庆通过均衡的资源供给，拉平城乡社保水平。2008年，重庆全面推行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待遇水平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大致接近，并从制度上解决了转移接续问题。又如，整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逐步打破城乡界限和户籍界限。此外，还在国家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基础上，于2009年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15个区县开展了试点。

    胡鞍钢认为，作为与京津沪不同的“大农村”直辖市，重庆要为巨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既是重庆巨大的发展挑战，也是巨大的发展机遇。“重庆不仅要解决这一社会转型的基本问题，还要为西部乃至全国提供发展示范经验”。

    民本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创新

    今年2月，在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竹立家教授认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民本社会，是中国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其核心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让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五个重庆也好，统筹发展也好，最根本的就是建设民本社会。

    重庆财政对民生倾斜的程度，令许多观察人士咋舌。2009年全市财政民生支出682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达51.7%，创历史最高纪录。这已是连续第三年，民生支出占到总支出的半数以上。

    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伟详细解释，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去年初重庆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增收压力巨大，但全年仍然保障教育支出增长26.7%，社保支出增长33.5%，稳定就业支出增长23.3%，公共卫生支出增长48.8%，扶贫帮困支出增长36%。

    鉴于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地区涵盖全市50%农村人口、80%贫困人口，是城乡统筹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今年初，重庆启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预计未来三年，财政性总投入近100亿元。同时，重庆将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投向农村，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薄熙来曾这样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

    “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的举措，彰显的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政治意愿与坚强决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主任贡森告诉本刊记者，对民生财政的倾力投入，以及体制机制保障，这一系列探索，贯穿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全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黄奇帆说，重庆之所以能做大“民生财政”，一方面得益于重庆国资每年上缴国资收益，为政府增加公共服务腾出了财力空间；另一方面还在于不断创新财政资金筹措方式、拓宽筹措渠道，探索将基金和非税收入等用于民生。

    去年，重庆市着手解决近百万征地农转非人员的养老保险缺失问题。经测算，征地农转非人员全部参保，需财政补贴124亿元，按中央“每年可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6%”的政策，筹集这笔资金至少需要20年。因此，重庆市政府决定额外开征“征地统筹费”，预计5到8年就能够把这部分资金筹集到位。

    有了财政的强力支持，重庆目前已有90万征地农转非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33万人已开始领取养老保险。

   “唱读讲传”、“三项制度”、“结穷亲”：捡起为人民服务的创党理念

    有专家这样说，“未来30年，中国要搞出一个让人民幸福、尊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核心的价值观支撑。”

    2008年底，重庆市委宣传部曾向全市干部群众发放11万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部分人理想信念缺失，价值观错位，有31.92%的人出现非马克思主义倾向，13.67%的人对共产党长期执政持不拥护和无所谓态度，有14.48%的人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不拥护和无所谓态度，有20.13%的人推崇享乐主义，有14.13%的人推崇拜金主义。

    重庆市委高层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不仅发展没有动力，而且会失去方向，“必须用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09年6月，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五次全委会，薄熙来的讲话题目是《唱响主旋律凝聚精气神以社会主义文化促进重庆大发展》的讲话，其中把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作为要办好的九件实事之首。

    这一活动，被一些媒体简化为“唱红”，并引发了外界的议论。对此，薄熙来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重庆的‘唱红’是搞左的一套，不能这么认为。实际上，‘红’讲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共产党当时建党的本意。共产党成立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所以，‘唱红’这个概念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今天中央倡导的以人为本，其实是一脉相承。一个社会不仅需要物质，而且需要精神，需要有精神追求。中华民族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总不能去追求、模仿哪一个民族，去COPY人家的精神追求。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总得有中国精神。唱读讲传，就是想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整过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让经济实力大增，她的文化也应该是站得住脚的。所以，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一个是共产党的文化，这两个文化我们要弘扬，这就叫唱红。”

    联想到薄熙来多次谈到的“一个社会要有精气神”的说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张国祚在重庆调研后说：“唱读讲传实际上是增强软实力的一个成功探索，是个创举。”

    与“唱读讲传”同步的是，重庆在党的建设上推出了“三项制度”。“三项制度”是指党支部书记定期接访、委员按期走访和办理并定期反馈。实施1年多来，接访群众368万人，走访群众996万户，收到群众反映问题275万件，帮助解决209万件群众的烦心事、困难事，群众满意度为96.1%。薄熙来说，一个人，整天坐着不动，毛细血管就会栓塞，手脚麻木；我们也一样，如果大家都浮在上边，不跑农家地头，远离基层，脱离群众，就要出“大毛病”。

    与此同时，重庆在党员干部中间推出的“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三项活动。两年间，在中央统一部署的“大走访”的基础上，重庆组织20万名干部“大下访”，配套投入48.8亿元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共解决各类信访问题8.5万余件，加上“大下访”，一共解决了1.8万个“积案”，其中80%是该解决而过去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直接受益群众近200万人。

    “三进三同”则是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下去以后的同志，不管是来自城市的或者是原来从农村出来的，下去以后回来的感觉都不一样。”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说，“政权机关对人民有了感情，有助于决策真正从实践中来。”

    “结穷亲”活动开展以来，20万名干部职工与近50万户贫困户结了“亲”，帮扶的钱物2.2亿元，送去脱贫致富项目16万个，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问题29万个。

    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说：“‘大下访’、‘三进三同’，本质上是针对人民群众，尤其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以后，生活仍然比较贫困、话语权比较微弱、积累的矛盾在他们身上仍然比较尖锐的居民，实实在在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重庆捡起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创党理念。”纪硕鸣这样评价。

    经过30年多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向科学发展的转型，不仅是经济体制或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且还是建立在经济转型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这对下一个30年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大的课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正在进行时的重庆实践，其意义在于他们用创新的理念开辟着转型的路径、建设着转型的载体。（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亢 张桂林 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