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合肥在城市“硬件”层面进行大建设并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一场更深刻的、立足于城市管理水平这一“软件”层面的“大建设”也在同步推进——毫无疑问，为对应大建设而展开的各项体制改革，给合肥的城市管理者带来的震动和变革，相比那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说，更加波澜壮阔，也更加深入人心。

    事实上，改变旧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比建２００多条道路和９０多座立交桥更为艰难。

    正如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所说：“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合肥要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大跨越，必须推动新一轮思想的大解放，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改变满足现状、因循守旧的状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合肥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切实做到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而合肥市的各项体制改革，诸如，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招投标体制改革、土地交易制度改革、征地拆迁制度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正是为解放思想，提高合肥城市管理水平而进行的另一层面的“大建设”。

    作为来自发达城市的管理干部，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武好对合肥的旧有体制感触良多：“就体制而言，合肥落后同级城市至少１０年。”他举例说：“北京西城区，早在１９９８年就把政府部门下的公司剥离了，而合肥直到２００６年建投集团成立，才完成这一工作。”

    在旧体制的羁绊下，合肥的城市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很难得到改善。合肥市建委主任张长淮对记者表示，过去，合肥城市建设的９－１０个环节都在建委，建委管着大半个合肥市，那种“既要找钱，又要付钱”的管理体制，在实施中有很多弊端。而对于部分官员来说，“排排座，吃果果；没责任，有好处”，当官没有任何压力，吆五喝六，人们削尖脑袋想进来。

    随着合肥大建设的启动，随着为配合大建设而同时推进的各项体制改革逐步深入，那些旧有的僵化停滞、不敢承担责任的状态，正在日趋消亡。

    还以合肥市建委为例，合肥推行的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对建委来说实际上是一次分权行动，规划、立项、招标、工程管理、资金拨付、决算审计等分离到了其他不同的部门。但张长淮说，改革后，相对权力虽然小了，责任却更大了。“现在许多干部一天的工作量比过去一个月都大。”他说：“以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当太平官、享受官、舒服官，现在是为了工作而当官，要担当更多责任。”他给记者举了一个建委内部的事例：实行轮岗制后，建委一个原来很有能力的业务处长，自愿要去一个“冷门”（无实权）的岗位。其理由是“害怕”——“热门”岗位虽然权力大，但责任更大，他害怕承担不了，出问题。

    合肥是如何通过各项体制改革，使城市的管理者感到了“害怕”和责任重大？其做法和成效究竟有哪些？我们不妨对这些改革进行逐一扫描。不难看出，正是在这些体制改革的助推之下，才造就了大建设的“合肥速度”和“合肥模式”。

    ——投融资体制改革。为解决“找钱”问题，合肥市委、市政府成立市投融资管理委员会，并批准成立了市投融资管理中心。同时，通过资源整合，将原建投公司、交投公司、城投公司合并成“合肥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中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性资金，注入优质资产，提高了合肥市的整体融资能力，使合肥市的融资能力从大建设前的每年２０亿元一下提高到了２００亿元。张长淮说：“这是在投融资体制上的重大突破，提高了合肥市的整体融资能力和资金管理水平以及使用效率。”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招投标体制改革。合肥市率先实行有效最低中标价制度，截至２００７年三季度，３４６个“大建设”项目通过市招标投标管理中心完成统一招投标，预算金额３２．２亿元，实际中标金额２４．９亿元，节约资金７．３亿元，节约率２２．７％。同时，合肥在招投标制度改革中建立了“一委一办一中心”的基本架构，设立了统一的招投标中心，撤消全市大小招投标市场，所有建设工程、土地转让、政府采购等，一律统一进场交易。合肥市政府副秘书长、招投标管委会主任唐如祥说：“现在，打招呼批条子的现象没有了，也没用了。”

    ——土地交易制度改革。合肥市在土地收储与交易中，实行统一拆迁、净地拍卖；强化土地管理委员会职能；收储与交易分开等措施，使投资者有了稳定的预期，较好地促进了土地实际价值的合理回归。通过拍卖方式投放市场的土地均价，２００５年只有６０．４９万元／亩，２００６年达到１０３．５万元／亩，而２００７年则达到２００万元／亩（一环以外）。

    ——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合肥市实行规划、立项、招标、工程管理、资金拨付、决算审计等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六分开”管理体制，加强了对项目建设过程的管理，规范了施工中的工程量变更程序，有效保证了工程质量，大大节约了资金。

    ——征地拆迁制度改革。合肥市实行“先拆违、后拆迁”原则和“三榜公示”制度，极大地降低了拆迁成本。在改革以前，拆迁成本占项目总投资成本的３６．５６％，而现在，合肥的拆迁成本只占项目总投资成本的１７．６４％。以机制设计理论著称的２００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认为，合肥市“大拆违”的成功主要是因为科学的机制保障。

    ——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等制度改革，聚集政府性资源。２００６年，合肥决定清理撤销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被称为“第二次大拆违”。共对市直３６４家单位的９８２个银行账户进行了全面清理，撤销８７８个账户。另一方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优先安排教科文卫体等事业支出的同时，安排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的资金数量明显增加。２００６年，市本级拨付市建投集团１２．０２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占当年市本级财政收入（１０８．７３亿元）的１１．０５％。２００７年，市本级财力安排２０．１４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占当年市本级财政收入的（１４１．１３亿元）１４．２７％。

    可以说，合肥大建设的最大效果，首先是成功带动了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的深入，又有力地促进了大建设的顺利进行。

    合肥这场管理层面的“大建设”，用李武好的话说：“它带来观念理念的变化，其价值难以评估。”他表示，虽然工作是玩命干，很累，但有成就感。而合肥市民的综合素质、现代意识，也在这些改革中获得提高。

    据第五届、第六届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显示，合肥整体竞争力２００５年为第３１位，２００６年为第２９位，２００７年则上升至第２６位。这种跨越式的前进，或许正是合肥市体制改革成效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