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地方以断水断电断路等方式强迫搬迁，也有的地方在积极探索拆迁补偿的利民新机制；有的地方深夜偷袭民宅搞强拆，也有的地方正在推行阳光征收维护农民利益；有的地方的推土机与燃烧瓶对峙，也有的地方在强调“先安置后搬迁、先补偿后拆迁”……不同拆迁行为的背后，是执政能力的差距。沈阳能够及时废止“办法”“规定”，表面上看是响应“上位法”，其实是对自己的信任和“为人民服务”。

　　看着路上奔忙的水泥罐车、残土车、挖掘机……我们知道，在“城建控”的今天，拆迁是永远的命题。每周甚至每一天，“拆迁”都由着性子从新闻变成旧闻，再由旧闻重新搞成新闻。换句话说，“强拆”已不是新闻，而对“强拆”的问责，才是“新闻”——调查处理上半年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成了“头文字D”。

　　上周，沈阳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废止2004年5月1日起实施的《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当年6月1日起实施的《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委托管理的若干规定》。这在“拆迁”当道的今天，成为一道难得的“亮色”。对此，市政府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按国务院今年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与上位法不一致，自然要废止。这种务实的态度和求是的做派，让人觉得亲切与实在。

　　其实，在拆迁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我们理解，地方治理者的不易与艰难，但更不能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为了谁而发展。城市建设是为了人们安居乐业，拆与建也是为了人们安居乐业，和谐社会不是为了安居乐业而“安居乐业”。

　　一段时期以来，从出台“条例”到下发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再到“部署对违法征地拆迁案件”的督查工作，党和政府连出重拳，体现了坚决制止违法征地强拆、维护群众利益的决心。沈阳废止“办法”和“规定”不仅仅是响应了国务院的号召，更是主动把拆迁纳入到法制轨道。但可惜的是，很多地方权力主导地方建设，拆迁很难真正纳入到法治轨道，出现了政府与民争利等现象。换了谁都不傻，“拆”换“征收”很容易，却咋也换不了“予取予夺”的强硬本质。一个词汇的变化，一个字眼的斟酌，我们可以看做对“拆迁”的定性与定制，可惜啊，“法制”未必能“法治”。强拆悲剧大多是有权力主导的因素，所以要对违法强拆，除了加大监督问责力度，更要强化司法。沈阳废止“办法”“规定”，只是对告别强拆起了个头儿。

　　党中央早就说“把违法违规强制拆迁作为一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触碰的红线”。这就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的先决条件。因为，征地拆迁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有破有立，不破不立，对中国这样一个亟须大破大立的国家来说，拆迁是破，城建是立，而在这一破立过程中，地方治理者如何破、如何立，就成了一种必要“政治智慧”。

　　满大街的“拆”变成了“征收”，虽然不过是换了个词儿，但最要紧的是“拆迁”有了制度保障，废止“办法”“规定”是法制的进步，而如何保障“钉子户”利益则是法治的要求。《宪法》第13条既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种兼顾个体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宪法精神，必须通过一系列实施细则，在法治实践中得到体现和捍卫。这是废止“办法”“规定”的前提与基准。不管是拆迁或征收，补偿机制的合理公平、拆迁双方的行为规范、利益博弈与公共利益平衡等问题，都需要更加完善、可行的法律规定，而不是地方的“一家之言”。换个词儿容易，但转换心态、转换发展思路并不容易。沈阳废止“办法”“规定”，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可喜，但要紧跟实践。（孙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