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十年，“城市化”成了中国大地上声势最浩大的一项工程。几乎所有困扰社会的重大问题：土地、房价、经济增长模式、“中产阶级”、社会民主、腐败、“部门垄断”……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会合。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出来了：当“赢家通吃”式的“发展”模式逐渐将社会推入危机的时候，“城市化”的

  正是出于对当代中国命运的这一关切，从2010年3月8日到4月1日，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策划开展了“我们的bettercity”大型网络讨论。讨论得到了基层工作者、媒体人、都市白领、专栏作家、大学师生等普通市民的积极支持和热心参与。大家就此提出许多耐人寻思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当下主流城市发展模式的困境，自然，寻求“bettercity”的希望也蕴藏其中。

　　谁买去了我们的生活？

　　王晓明：“城市只是一处‘名利场’么？”

　　先说我住的这个小区吧。它造得相当憋气：房子之间的距离很近，道路大多细细一条，每个单元门里的楼梯都相当窄，房间的净高也很低。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房产商的第一信条，就是每一寸面积都要尽可能卖得贵，虽然小区的公共面积也分摊到各户，毕竟不如缩小公共面积、多造几套公寓赚得多。正是这个信条，让那些卖得贵的空间蛮横霸道、四仰八叉，不能卖钱——其实也能卖，不过卖得便宜些——的空间则畏畏缩缩，被挤在边上。

　　房子造好了，住户搬进来了，房产商也撤了，可他们的第一信条，却继续统治这个小区。没几年，原本狭窄的道路，就分出一半，一格一格地划了黄线，写明车牌号，成了停车场——这是要收月费的。紧接着，路边本就不宽的草地，又被切出一长溜，铺上水泥格子砖，方便汽车跨停——当然，也是要收费的。再后来，干脆不铺格子砖了，头戴大盖帽的门卫，指挥汽车直接开上草地，刹车，付钱。

　　十多年来，小区的公共面积就这样持续地缩减。这缩减换来的钱，却不知道去了何方。大盖帽门卫的眼神，越来越专一：指地方停车、抄录车牌、收钱、怒喝：“停下来停下来！侬还没付停车费！”从这吆喝声里，你能清楚地听出这样的意思：只有能提成的钱，才积极收，只有能赚钱的事，才积极做。

　　从这个小区，正可以看出城市生活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城市生活的经济的部分，和其他非经济的部分，该有怎样的比例才合适？城市的土地，是否仅仅只是一种资本，卖得越贵越好？城市的空间，是否都可以拿出去卖钱？如果不是，那不能或不应该卖钱的部分，应该是哪些？它们和那卖钱的部分，比例又该如何？再说得宽一点，城市居民“上班”之外的生活内容，是否主要就是“消费”？那些不能归入“消费”的部分，又该如何展开？当规划城市的时候，如何满足居民的非经济要求？现代都市的真正的优越性，究竟在哪儿？无数在城市长大的人，舍不得离开，无数乡村的年轻人，要搬进都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除了让人有较多的机会去赚钱和升官——在今天，升官的很大一部分好处，也还是赚钱罢，城市还向人提供了什么？还应该向人提供什么？英国作家萨克雷有一部小说，书名译作《名利场》（VanityFair），我们的城市，难道就只是一处“名利场”么？

　　一座并非名利场的城市，该是怎样的呢？还是先说我住的小区。

　　一座适合人居的住宅小区，应该是空气清新、噪声远隔，有一种安闲清静的气息的；应该有宽敞的空地，孩子们在其中自在地玩耍，而父母不会惊恐地大叫：“当心车子！”也该有宽敞的步道，大家惬意地散步，遇见相熟的邻居，就从容停步攀谈，不会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吓得跳起来；低层的门窗外，无需安装粗笨的防盗栏；高层的窗子里，不会弹出烟灰；站在阳台上，应该是满目翠绿，金秋十月，四近一片桂花香；邻人们之间，多有善意，流浪的猫狗，放心地卧在路中央，睡眼迷蒙……这样的“应该”，还可以列出许多，其中每一项，都体现人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被毁坏的绿地应该恢复：“赚钱”不能成为小区生活的第一内容，“收费”更不能成为小区管理的第一指标。公共设施应该扩展：图书室、健身器、垃圾分类箱……公共生活更应该发展：居民大会、集体投票、橱窗公示、意见征询……只有当这些都不再是徒具形式的时候，只有当房子最小、最乏权财的居民，也确信他的意见能被大家听到、认真对待的时候，小区里才会有普遍的信任和善意，大家也才会真正将这里看成自己的家。

　　小区并不只是小区，它门外就是大马路，小区里面的几乎每一样现象，都通向整个城市的状况。有时候，你可能不得不退回来：外面灰沙太大，还是先把小区扫干净吧！但你其实很清楚，小区里的脏乱差，大半都来自大马路。因此，事情从身边做起，眼睛却要看到远处，当在住宅小区里反抗地产商第一信条的时候，最后的目标，是清楚地指向整个城市，指向那信条的各种扩大版，是要打破它们对城市规划和市民生活的强横的支配。痛心于家门口草地的残破，愤怒于南京路上某家书店的被逼关门，一看见邻家老太打扫楼梯，就赶紧提着水桶出门相助，在街头目睹有人仗势欺人，就毫不犹豫地出言批评——当这种种感受汇成一路、互相激发的时候，当这融会和激发令无数市民拍案而起、赤诚相对的时候，这城市的“Better”——借用世博会的英文主题词——也就不远了。

　　Guinness(网友)：“资本剥夺了什么？”

　　“一座适合人居的住宅小区，应该是空气清新、噪声远隔，有一种安闲清净的气息的；应该有宽敞的空地，孩子们在其中自在地玩耍……”，这大概是大多数人对理想住宅的想像。在城市里，这种想像是否可能？以上海为例，比如碧云国际社区，算得上是比较接近这种想像的——然而，也是房价最贵的小区之一。很残酷，理想是用金钱铺垫的。房地产商拿钱买了地，在有限的土地上楼造得越多越能赚钱，这是资本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你想要更宽敞的空地，想要更多的绿化，那么请支付更高的价钱。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往往是：有钱人推窗闻到桂花香，他们的小孩在私家花园里奔跑玩耍；而穷一点的人推窗看到的是前面楼房里的住户家里的电视，或住在高架边忍受噪音和尾气；当然还有更穷的人，可能连窗都推不开。

　　当然你可以说地少人多是中国的国情，不可能每个人都享受清新的空气和宽阔的绿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来进行分配呢？按经济学家的逻辑，最有效的办法，价高者得，这样还能避免腐败。可是，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听腻了这一套，资本的逻辑果真应该横行无阻吗？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历来是稀缺资源，难道真可以用价高者得来解决吗？那些在外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的人，期盼着过年与久别的家人一聚，你能用更高的票价将他们拒绝吗？无论贵贱，回家是他们的权利。同样，作为城市的居民，作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居民，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认为：无论贵贱，拥有一片绿地是我们的权利？对于一座城市该有多少绿地、该如何来分配这些绿地，是房地产商更有权利来决定，还是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位居民？

　　在上海，虽然我们也看到一座座面目可憎的高楼拔地而起，破坏了街区原本的风格，看到路越修越宽人行道却越来越窄，看到大学一个个被迁到郊区，但毕竟我们还有延中绿地、徐家汇公园和一个个或新或旧的街心花园。在二三线城市，资本更是以一种令人不忍卒睹的方式改变着城市的面貌。我出生在长江边的一座以轻纺工业为支柱的小城市，曾经也是道路干净、花园灿烂、小巷蜿蜒，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衰败。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兴起，整个城市面目全非。从我家到江边，大约步行十多分钟的距离，以前天气好的时候，我能在阳台上看到江面；如今我家楼前一片平房已经全部拆掉，被一座座前胸贴着后背的高楼替代。从前我生活过的极具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一条马路，被浙江房地产商全部买下，变成你在任何一座城市都能见到的那种索然无味的商业街。那些小巷子、街心花园，再也没有了。资本不仅剥夺了我们的权利，也剥夺了我们的记忆。如今再回家，我甚至很难说这还是一座城市，除了房子，所剩无几。

　　我们几乎可以说，一座城市是否适合居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生活必须加速度吗？

　　闵冬潮：“‘快城’与‘慢城’”

　　2008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快城、快客”，与《慢速生活》书中的“慢城”形成鲜明对比。

　　先看什么是“快城”？在有关双年展的报道中，对“快城”做了如下说明：“快城”是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惊奇与魔力。如果说，“快城”是上海现代化的发动机，那么，“快客”就是上海现代化的动力源。所以当代艺术将提供一种记录、一种观照和一种反思。尽管策展人看到了在与城市化相应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宏大背景下，城市急速膨胀，人口快捷流动等问题，想以人为对象和主题，来思考城市是否能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问题。然而，在把“快城”、“快客”定位为“发动机”和“动力源”的思路下，这种展览提供给大家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城市发展的过去与现在的“记录”，缺乏的是一种对“快”的反思。

　　什么是慢城？简单说来，慢城运动（Cittaslow）是继多年前在意大利发起的慢食（Slowfood）运动后发展起来的。慢城对美好城市的理想是：“完美的理性城市以这样的方式设计，使效率、宁静、秩序以及它的居民的幸福最大化，而犯罪、混乱、罪恶、肮脏、疾病等等最小化”（引自《慢速生活》）。

　　然而，慢城或慢速生活当然不是说“任何事情都要慢，越慢越好”；也不是说，全世界的城市都适合建成“慢城”。“慢城”对我们的启发主要在重新思考城市发展的速度问题，快与慢的关系问题，并且看到时间与社会的关系，看到时间中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在当代文化中，存在着快慢时间之间的不一致，而在单纯追求效率、速度的现代社会中，是以快时间吃掉慢时间为代价的。例如，社会的边缘群体，如外来农民工、低收入群体、失业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等，虽然他们构成了人口的重要部分，但他们经常被排除在“快时间”之外，因为他们大多不是“快城”中的“快客”，可能因此被“快城”所忽略，导致了在速度上的不平等，由此变成社会的不平等。而“快城”中的“快客”也因为长期生活在高速与高压之中，最后也会成为“快时间”的牺牲品。因此，如果我们对“快城”不进行深入地反思，我们可能会离美好城市、美好生活渐行渐远。

　　正如快与慢不是绝对的，“慢速”与“速度”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设计城市发展时必须为“美好生活”建造必要的空间环境和网络，考虑到“慢速”与“速度”的多样性，发挥地方的“个性”和人们的“创造性”。例如，我们既要建造更高效的公共交通设施为去机场节省时间，也要为骑自行车的人留出必要的非机动车辆的道路；政府既要为“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速度，也要大幅度降低“外来媳妇”这类边缘群体在上海落户的年限。

　　边走路边想事情，脚步就会不自觉地放慢。有意识地放慢速度，为“快城”这个“发动机”擦擦泥、上上油，才能使城市与生活bet鄄ter。“磨刀不误砍柴工”、“慢工出细活”就是这个道理。

　　宣晓凤：“在效率的挤压下”

　　初来上海，我就十分不习惯这里没有午休时间的作息制度（不过现在已经基本适应），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这种作息制度背后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更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在上海，人们好像无形之中就被卷入了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当中，不容你个人停下来歇息一会儿，每份工作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你就好像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严格的制度不允许你拖拖拉拉影响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行。于是，人们都拼命地和时间赛跑，没有时间去休闲和娱乐，更加没有时间去和朋友联络感情，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生活中的奢侈品。

　　确实，对于上海的金领阶层，奢侈可能不是香奈儿高级时装、兰蔻化妆品或者是宝马汽车，反而是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一种休闲自得的生活状态。所以，目前各一线大城市里出现了父母代为子女相亲的现象。在上海的人民公园里，我特地仔细地看了看那些悬挂在大树上的征婚牌子，其实那些征婚人士（我主要关注的是女士）的自我条件都比较优越，一般不是公司的高管就是留洋归国的博士，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更加让我吃惊的是，她们对于男方的要求，除了年龄的限制比较明确以外，其余都比较模糊，也就是说这些“剩女”更多关注的是情感的价值。物质的优越并不能实现女性对于幸福的定义，连恋爱的时间都被剥夺了，于是只能去参加各种相亲会，然后找个差不多的人就闪婚了，大量的工作不允许他们过多地关注个人的情感生活，这样的结果最终是带来城市的高离婚率。

　　这样的城市生活怎能不令大家警醒和反思呢？目前在欧洲的发达国家中，像伦敦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都在倡导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人之所以工作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现状，当人成为工作的机器时，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追求效率没有什么可非议，但是假如为了效率而失去人类享受生活的乐趣，无疑更是买椟还珠。

　　城市越大越好吗？

　　green（网友）：“城市太大，我们太边缘”

　　这个城市负载着那么多人，有外地的，有本地的。我们每天带着梦想与忍耐，或者是麻木与漠然，挤着公交地铁，为生存而奔波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许，我们也可以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坐下来，静静思考一下，我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上海太大，而我们又太边缘。我们并非有中心－边缘之类的等差心理，而是一些切实的问题困扰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住在外环以外的我们，但凡出门去看一个住在城里的朋友，往返就得三四个小时。我的先生如果期待每天都可以回家看自己的儿子和老婆，就必须得付出每天往返五个小时的代价。距离往往暗示了你与这座城市的亲密程度。有朋友在聊天时，不经意的就流露出了这种远近亲疏的区分：“今天上午我们上海这边下雨了，你们那边下了吗？”

　　我们的确可以享受到相对完备的城市设施和教育医疗。但是我们大约会在“好医院”的大厅排上两三个小时的队，等候的往往是医生为时大约五分钟的不耐烦的解答。

　　所以，我有时纳闷的是，我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能不能与家乡亲戚朋友的生活做比较？我们因为各种原因，通过努力或机缘辗转来到这个大都市，我们所希望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理想与现实还有多少距离？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距离？“美好”的城市生活是咫尺可及的存在，还是海市蜃楼的影像？这是一个城市的问题，还是中国式发展的结果？

　　“上海”在哪里？

　　冷空气（网友）：“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某年，我在上海的居民区里度过第一个暑假。小区门口不起眼处放着一个小纸箱，上面写着：安徽灾区捐款。突然想到这是汛期，本省某地又遭水灾了。若在家，每天傍晚都盯着电视上的汛情通报，屏幕上闪着警报的江河的地形图让人心揪得紧紧的：城陵矶水位、鄱阳湖水位、洞庭湖水位……虽然家处丘陵地区不会被淹，也不一定只是为了关心时事，心忧天下，对于生在这个流域中的人，长江实在是我们心之所向。这几乎是自然形成的结果，地理由水文描画。山上的水流往何处，山就属何处管辖，人们沿河流而居，道路顺河流而行，城镇在河流汇合处发育。即使再小的河，人们都知道，最终是汇入长江的。人的脚步也是顺着河流的，沿着河埂上小学，到河口汇合处上中学，再顺着大河而行，才能吃到长江里的银鱼。到了上海，竟然会忘了汛期这回事，晚上会看着ChannleYoung消磨时光。

　　长江到了末端，已经不是组织这里人生活的关键。黄浦江组织起这座城市的生活，就像长江在重庆、武汉和九江这些城市的作用。一个芜湖人和一个九江人碰到一起会有亲切感，因为他们有对长江的认同，他们脑中的地理感觉首先是长江连结成的。长江对于上海与其说是河流不如说是土地，更何况长江三角洲也已经由地理概念变为经济概念。我问过一个上海人，他说自己的地理感觉毋宁说是由海岸线构成的，自小知道自北向南四大名卫：天津卫、威海卫、金山卫、镇海卫。至于与内陆的联系，因为家旁边是运河，所以更多的来自运河，而不是长江。

　　很早以前，民心没有这么分裂，也没有这么多意气，全国人民都认“上海厂”。1983年的纪录片《话说长江》第24回《黄浦江畔》叙述的关键词是传统、革命和工业。“不夜城”是工厂的机器日夜运转，工人连夜加班的“不夜城”，片尾是“万吨海轮下海”，豪情万丈。在上世纪80年代，这凝结着几乎全中国人民奔向大海和未来的豪情。

　　这些年，“上海厂”已经不是上海的标志，制造业渐渐转入内地。上海越来越以金融、商业和各种新兴产业为标志。在这样的上海很容易忘记自己与内地的联系。就像大多数上海人日常不知道长江口的泥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样，每天在开灯的时候也不容易想到三峡，开煤气的时候想不到来自西部，只知道是从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买来的。除了黄浦江和东海冲淡了长江，还有些什么因素让我们感受到“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城市是“我们”的吗？

　　资深青年（网友）：“所谓排外”

　　上海人的排外闻名遐迩。不过排外并非上海人的专利。几乎在每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在每一个人口迁入区——比如上海之于非上海的其他地方，长三角相对于非长三角，江南相对于江北，沿海相对于内地——我们都不难发现，当地居民中存在对非当地居民的排斥。也许深圳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本身是个移民城市，本地居民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没有做过实际的调查，感觉中是这样）。于是就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一个对排外不满的人，换个地方，他自己可能也排外。比如，我是学习工作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当上海人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某种上海人的优越感的时候，我很不以为然。记得我毕业后租住的第一处房子是在一个工人新村。那栋楼住的都是上海人，而且大部分是整天在楼下小路上摆张桌子不是扑克就是麻将的一族，似乎都不用上班，他们靠什么为生，我始终没有搞明白。我由朋友带着第一次去看那个房子的时候，他们惊叹地说，“啊？他一个人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其实，那不过是三十多个平米的一套一室半的纯毛胚房。后来在那里住下来，进出总免不了要绕过他们的牌桌，于是经常享受他们的注目礼，以一种成分复杂的眼神，尤其是他们知道我的工作之后。有一次，经过这样的牌桌时，听到他们说：我们读书读不过外地人……外地人多少苦呀……所以读得出……是的呀，我儿子就是不肯读书……。虽然说真话大概会挨批，我还是得说句真话：我对那样的调调当时和现在都实在不以为然，在条件稍稍许可以后，就搬离了那个地方，因为住在他们中间，我觉得不舒服。

　　回到老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城市之一），要感慨的已经不是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非。现状不断刷新和吞噬你曾经的记忆，似乎要把你折磨到失忆才罢休。不仅很多熟悉的街道房子店铺在千城一面的城市改造中不复存在，原本独具特色的饮食也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输入而变得东西南北中混搭，方言让位给海内海外通吃的普通话和英语。我不止一次地感到沮丧，因为曾经让人觉得熟悉和亲切的地方，那些让人身心妥帖、让人由衷地觉得他属于这个城市的环境和氛围的东西正在淡去。我知道让我沮丧的根本原因并非那些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士，但他们几乎是我所能指得出来、并且能听得到我的不满的唯一对象。我看不惯某些上海人的作派，可当我回到自己家乡，我的心态又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既是被排斥分子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排外分子，这让我反过来思考所谓地域意识，所谓排外。说到底，排外不过是源于自恋，是得不到满足的归属感或占有欲的另一种实现形式罢了。至少这样的解释对我适用。如果城市的发展有更人性的方式，而不是不由分说地把我的归属感剥夺殆尽，我怎么会心虚到要去迁怒于所谓外来人士；如果某些地域和城市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对广大的其他地域（包括其他城市和更广大的农村）的某种剥夺和压制的基础上，而是有更公平的方式，使每个人能发自内心地为自己的家乡而骄傲，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非要抢着做那被排斥的外来人士？如果无论城市或乡村，都能给它的居民（无论是土著还是外来人士）提供足够的资源（物质的和文化的），使得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对每个人来说成为可能，在这里或那里，在家乡或异乡，又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中国规划网上海8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