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鹏眼里，大城市，是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地方。从皖南小镇来到南京11年，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个字：奋斗。读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问他眼里的幸福是什么，他竟一时语塞。
    每年，都有大量像程鹏这样的外来人口怀着爱和向往涌进这里；同时，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压力、生活压力、越来越冷漠的亲情及人际关系……当这些“城市病”爆发时，生活在这里的你，有着多少幸福感？离开，不舍；留下，太累太辛苦！幸福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
    而对南京这座城市而言，“打造幸福”也成为一个迫不及待的课题。从规划到投资到体制与保障，无一不考验决策者的能力。
    病症之高房价
    12人共住100平米“蚁巢”
    幸福指数 ★☆☆☆☆
    数字 三五年内建成9万套保障房
    程鹏是80后，大学毕业后不肯回安徽老家，在南京一家公司已经工作7年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只是这座城市的“借宿者”。虽然老婆孩子都有了，一家三口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到现在仍然在租房。
    说起房子，程鹏就懊恼不已。2006年，毕业已经3年的他，和女朋友谈婚论嫁，两人开始看房。东挑西选，不是嫌远就是嫌贵，又觉得房价可能会跌，结果相中一套，犹豫了一个月，每平方米7300元的价格一下飙到了9000多元！手头原先准备的首付已经远远不够，只好作罢。
    最后，两个人在租来的房子里领证结了婚。
    “我现在已经不敢想买房子的事，”程鹏说，现在他的收入虽然比以前高了不少，每个月能拿到五六千元，但这与高高在上的房价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不吃不喝两三个月才够买1平方米稍微像样点的房子，而学法律的老婆，工作先后换了几次，收入极不稳定，家里有了孩子，开销又增加了很多，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更别提攒钱买房了。
    江颖则是一名典型的“蚁族”。去年毕业的她，现在在珠江路一家电脑城工作，每个月收入1700元，单独租房子住根本不可能，所以，她住在新庄一间“蚁巢”里，100平方米的三房两厅，主卧和次卧各放三张高低床，分别住着五个女生和五个男生，还有一个很小的书房，反而宽松些，因为只住了两个男生，当然价格也贵一些，别人是300元每月，小房间的床是400元每月。江颖的目标是争取每月挣3000块钱，“这样我就能搬出去住了”。
    和丈夫一起从河南来到南京打工的方红，住得就更远了，她在新街口一家美容店打工，夫妻俩和几个老乡一起合租的房子却远在江心洲，“以前总盼着从农村走出来，没想到真进了城，还得跑到农村去住，”她笑笑，话语中透出无奈。
    问起他们的幸福感，程鹏苦笑，“太累了，我的幸福指数很低，估计五颗星的话，最多打两颗吧。”江颖和方红倒是充满希望，“收入还可以，客人多的时候1个月能拿将近3000块钱呢。”虽然对居住、交通都非常不适应，不过，方红还是觉得比呆在老家好得多。
    不过，记者从政府部门了解到，以后，南京新毕业的“蚁族”以及外来务工人员，有望住上租金便宜的公租房。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部署了“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编制相关工作，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为住房保障对象，打算通过3～5年时间，让这三类群体圆上安居梦。南京目前四大组团式保障房建设已经启动，规划建设近1000万平方米的保障房，为不同层次的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以公共租赁房为主，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人才公寓、中低价商品房等近9万套各类保障房。预计明年，就可以进行公租房的申请登记工作。
    病症之就业难
    一星期连赶了五场招聘会
    幸福指数 ★★☆☆☆
    数字 76.92%的大学生想在大城市就业    
    “年轻时不拼一下，老了就没机会了。”这是盐城男孩宋亮解释自己漂在南京的原因。2009年，从南京工程学院本科毕业后，宋亮就一直处于“骑驴找马”的状态。他有一份工作，在一家私企里负责网络管理，但工资不高，一个月才一千多点。所以，不安于现状的他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工作。
    “我是个男的，这些钱养活自己还凑合，可是我以后得养家呀。”于是，工作之余，宋亮只有一个“爱好”——投简历、逛招聘会，最离谱的是有一个星期连赶了5场。“从来南京上大学的第一天起，就没打算回去。大城市毕竟机会多。”心甘情愿在南京漂着的宋亮昨天又报考国家公务员，他相信自己会和许多过来人一样，最终在南京扎下根。
    在南京念大学的季薇，毕业后在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企业做宣传工作，很辛苦，晚上、周末加班是家常便饭。“工作是为了什么？干嘛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累？”每天疲惫不堪地回到租住的小屋，季薇总会这样问自己。
    物价飞涨，可是口袋里的票子却不见多，这对于“月光族”季薇来说，生活压力越来越重。终于工作了两年后，季薇辞掉了南京的工作，在家人帮助下，回山东老家进了事业单位，既体面又清闲，钱也不比南京拿得少。然而，没过几天，季薇又觉得不舒服了。
    “在南京上学工作，呆了六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一回老家，这也不习惯，那也不适应。”季薇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老家的工作让她“闲到发慌”，这样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老，没啥奔头，还是以前忙碌的生活充实。就这样，在家里呆了还不满一个月，季薇就又迫不及待地辞掉了很多人羡慕的新工作，重返南京，但与以前不同，她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觉得紧张忙碌的工作有目标、很快乐。
    这种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再到大城市的就业回潮现象，其实也是大城市病的一种表现——恋上大城市，就像季薇一样，再次回到大城市后让她再苦再累也觉得快乐。
    今年，南京师范大学的一支社会实践小组奔赴北京、上海、南京三大中心城市进行了大学生就业调查。调查显示，有76.92%的大学生有在大城市就业的打算，而其中64%的大学生不是当地人。由此可见，大城市的魅力依旧不减，哪怕交通再拥堵、房价再高涨，不少大学生也可以容忍，似乎在他们眼里“漂在大城市就是一种幸福”。
    实际上，这些漂在南京的毕业生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战，背后还有政府支持和鼓励。例如，去年，南京市委市政府曾出台文件，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据了解，目前南京大学生创业最高可获50万贷款。
    病症之上学难
    捧着一堆钱就怕学校不收
    幸福指数 ★★☆☆☆
    数字 34.9%的南京家庭为孩子择过校
    在大城市能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这其实也是不少人选择大城市的原因。但其实，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被摊薄，这带来的结果是，在大城市上好一点的学校，必然越来越难。然而，“进不了好小学，就进不了好中学；进不了好中学，就进不了好大学；进不了好大学，孩子这辈子就完了。”这句话表达了不少大城市家长的心声。于是，买学区房、交择校费、送孩子上辅导班……似乎从有了孩子那一刻起，家长们就围着名校团团转。
    放着160平米的仙林大房子不住，却贷款买了每平米近3万元、只有50多平米的小房子住，这对自愿“蜗居”的夫妻无奈地表示，“这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黄女士在南京某高校工作，对孩子的教育十分关注。女儿刚满两岁，她就和老公商量着在琅琊路小学附近买套学区房。面对每平米接近3万元的高房价，夫妻俩当时一咬牙，毅然决然地贷款买了一套56平米价值150多万的小房子。
    光买房子不行，得住在里面，现在学校查得很严。一家三口已经够挤了，黄女士还找来父母帮忙带孩子。为了腾出卧室的床给父母睡，黄女士和老公只能在客厅睡折叠床。如今，女儿已经如父母所愿，进入琅琊路小学读小学一年级。为了留出空间给女儿写作业，黄女士将家里的餐桌也换成了折叠桌，专门为孩子买了写字台。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而嘉嘉的父母为了儿子能进入鼓楼区一家以“升南外”而著名的小学，交一万五的择校费时，眼皮眨都没眨。这钱还不是想交就能交的，能交出去才是本事。嘉嘉妈妈在孩子还有两年才上小学时，就开始四处活动，托关系找朋友了，花了不少人情钱。托了一圈关系之后，又苦等了足足八个月，才终于获得交择校费的机会。
    据悉，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去年对南京13个区县进行的一份“居民家庭教育消费专题调查”显示，在有在读生的家庭中，34.9%的家庭有过为子女择校的行为，家庭收入越高，择校比重越大。即使是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仍有29.3%的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是勒紧裤腰带为孩子择校。
    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其实也是大城市病的一种表现。在大城市，孩子上幼儿园简直比上大学还难还贵。家长为孩子入托而排队等号几天几夜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司空见惯。还有几万元的择校费更是令普通家庭难堪重负。对于那些外来打工的子弟，上学是一件难事，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更是一种奢望。
    病症之环境污染
    住在河边却不敢开窗
    幸福指数 ★★☆☆☆
    数字 183亿元投入“雨污分流”
    这个月初，金晔休假去了趟西藏，回来后，她就拼命想逃离这座城市。站在东郊的紫金山上，她仰起头想欣赏美丽的星空，然而努力寻找也只看到寥寥几颗。“西藏的夜空，满天都是亮晶晶的星星，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银河！”
    空气污染以及光污染，早就让南京的夜空黯然失色。白天，南京城里也经常弥漫着似雾非雾的“薄纱”，让人呼吸起来觉得很不舒服。就拿眼下的空气质量来说，这个季节本该秋高气爽，然而这十几天来，已经出现了好几次轻微污染：10月8日起，连续3天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在100以上；10月12日，打了个擦边球，指数刚刚好100，名义上算是“良好”，离污染仅一步之遥。最终靠着降雨救回了濒临危险的空气质量，然而没两天，10月15日、16日又是连续两个“脏天”！
    影响我们呼吸质量的主要有三大“元凶”：汽车尾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工业排放，以及遍地开花的工地造成的扬尘污染。而这些，都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在快速发展中，大城市的“肺”和“肾”也遭到侵害，变得不太健康。
    吴先生的家住在福建新村，旁边就是金川河。虽然气温已经不高，但打开窗子，还是能闻到有些异味从河道飘过来，河水泛着浑浊的淡绿色。“楼下刚搞了个小花园，挺漂亮。现在从我们家窗户看出去，景色不错，但是只能看不能闻。”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河水是清亮亮的，可以见到小鱼小虾，水还可以淘米洗菜，后来由于污染，渐渐就变成了黑臭河。
    不光是金川河如此。南京的城市内河，以及玄武湖、莫愁湖等城市湖泊全都患了“病”。去年，南京市环保局梳理出31条亟待整治的黑臭河道；而玄武湖等湖泊，也曾一度被蓝藻爆发、水草疯长等病症困扰不已。
    涵养水土调节小气候的湿地，相当于城市之肾；绿地则是城市的肺，然而，随着城市的开发建设，一些山体被开挖破坏，原本成片的绿肺被蚕食，变得支离破碎。
    记者了解到，针对城市里的各种“环境病”，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包洪新表示，南京的空气质量将在2014年青奥会之前和国际标准接轨。正在推出一系列环保计划。两年内对梅山钢铁、江北化工和六合工业区域进行全面整治，燕子矶内的化工企业也全部关停。为了城市之“肾”恢复健康功能，近年来，南京一直在引长江水为河道湖泊“洗肾换血”，这只是治标，眼下正在进行的雨污分流工程则是治本，大概用三四年的时间，投资183亿元建立起一个覆盖主城的雨污分流管网。建成后，城市里的污水将直接送进污水处理厂，不会再跟着雨水泄洪一起冲进河道湖泊。而今年该工程的重点就是整治一湖一河，即玄武湖和金川河。
病症之亲情变远
    女儿问去外婆家还是去“你家”
    幸福指数 ★★☆☆☆
    数字 “跟父母在一起最多再有30来次”
    “爸妈年纪大了，我们还能见多少次面？”有一次，陈琳看到这样一个帖子，忍不住泪流满面。发帖网友表示，“以前总觉得孝敬爸妈的机会还很多，可仔细一算，爸妈能再活二十年，我每年平均回去一两次，跟他们在一起最多就30来次。”
    “这分明讲的就是我，”陈琳说，这个帖子像一根针插进了她的胸口，让她感到很自责。但频繁回家又不现实，他能做的，只是多给爸妈打几次电话。
    还有一部分人，想法设法要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想等爸妈退休后，把他们接过来住。但现实是，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南京的房价高不可攀，买一套大户型谈何容易？朱宏俊就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贷款买了一套大房子，把守寡的母亲接到了南京。不料，母亲“水土不服”，根本就融入不进这个城市。看到母亲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他最后还是决定让母亲回到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乡下去了。
    即使生活在一个城市，真正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又有多少呢？李梅每天下班很晚，周末又要马不停蹄带儿子上各种学习班，“我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样，哪有时间去探望老人？”
    别说见父母了，很多夫妻都难得见上一面。周英就是典型一例，她和孩子都在南京，老公却被外派到上海两年了！每个周五，老公乘动车回宁探亲，周日晚上再回去。“我们也希望天天团聚，可是工作怎么办？”周英说，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她和老公都不敢贸然丢掉手上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
    令她心酸的是，有一次她发现儿子画一家三口时，画面上丈夫拎着包准备出门，忙得晕头转向的她，头顶冒火，正在教训儿子。
    其实，就算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也有不少“周末夫妻”。平面媒体的夜班编辑就是典型，他们每天凌晨才回家，到家时老婆和孩子早已经熟睡，第二天早晨老婆起床上班，他们又没醒。只有在周末不加班时，他们才能很奢侈地与家人吃顿饭！有一次，有一位男编辑跟一位女同事开玩笑，说：“我每天跟你讲的话，比我老婆还多。”此外，那些“两班倒”、应酬频繁的人，一周也是难得与爱人见上一面。
    亲子之情与生俱来，但由于现代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年轻的父母大多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工作及不断学习提高中。亲子间的接触，也不像过去那般频繁了。
    “父母把我女儿管教得很好，那些发生在别人家隔代教养中，因娇宠过度而造成不好好吃饭、任性、骄横、霸道等的坏毛病，我女儿身上一丁点都见不着。”王丹说，把女儿交给父母她很放心。
    本以为在外婆家备受宠爱孩子很幸福，结果有一天她送女儿去娘家的路上，女儿抬起头问她：“妈妈，我今天从幼儿园放学后，是回外婆家还是去‘你家’？”这句话让她很心痛，原来孩子被接来送去少了一份归属感。

    病症之剩女多
    如果在老家，就不用顶着压力做剩女
    幸福指数 ★★★☆☆
    数字 结婚年龄平均延长了5岁
    28岁的何清，在自己msn的签名档里隐晦地写着“在路上”，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她是剩女。
    从26岁见第一个相亲对象算起，她已经见了12个人，国庆后的这十多天里就见了两个。因为盐城的妈妈打电话来放了狠话，如果今年回家过年时还不带个男朋友回来，就别回家了。所以，她只能提速。
    成为剩女，何清也很无奈，有时候她也想，就凑合着吧。可转而又想，将来要在南京生活，不得不考虑硬件条件。如果在老家，情况就不同，毕竟生活压力没有南京大，不需要扛着那么多要求去找人，要容易得多。
    南京本地姑娘压力也不小。30岁的王旻有份能自给自足的工作，家里有房有车，但自嘲“啃老”的她现在也是低不成高不就。她说，不能找跟她一样的啃老族，要找潜力股，这样将来两人的生活才会有保障。
    根据民政部门的数字，南京青年的登记结婚年龄已发生改变，过去20岁至24岁登记结婚的人最多，现在则延后到25岁至29岁，据鼓楼区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南京市居民平均结婚登记年龄为男性30岁、女性28.6岁。
    现代红娘事业部主任徐向荣介绍，现在男女会员数的比例大约在3：7，女性中1978年～1982年的人群尤其多，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悬殊是因为男女在择偶方面的需求不同，男性一般看重对方的自然属性，比如样貌，而女性则看重对方的社会属性，比如社会地位，“女性的择偶观念反映出了大城市的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压力大，女性才会更加寻求有钱和有权的条件优越的男性，找不到的，就只好剩下了。”
    人口学院社会学博士崔效辉认为，在大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收入比较高、身处社会中上层的女性，一方面拥有独立、平等、自由等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在婚恋中又对异性有比较高的要求：学历高、收入高、个子高等，始终高不成低不就，最终，一小部分“白领、骨干、精英（白骨精）”就成了剩女。
    越来越多的育龄女性选择晚生孩子或者不生也是大城市病的一个特征。白领杨女士夫妇两人月挣8000元，按说不算少，但是她结婚3年还是不敢要孩子。“生了孩子，就要给他最好的，吃的穿的玩，然后就是学区房、高昂的学费……我们给不起。”
    南京计生部门曾对全市育龄人群婚育意愿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调查对象中表示不生育下一代的家庭占5%左右。在生二胎方面，南京每年符合“双独”条件的家庭至少上万个，但向计生部门发出二胎申请的“双独”家庭只有100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