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从地方官员的口中说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从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上——已然“跑偏”。 
    但另一个数字却也预告着城市化的步伐似乎已“时不我待”：到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说明城市化“成效显著”？还是会成为中国城市难以承受之重？ 
    城市化本身没有错。可是，当贫困县的“新城”建设最终成为了“烂尾楼”，当强拆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当拥堵的交通让城市人愁眉不展，当良田在轰隆隆的城市化浪潮中成片消失……没错，此时此刻，是时候停下脚步，回头来检视一下中国城市化该怎么走了 
    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 
    伴随着国家财政税收等政策的调整，由政府而非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成为了与国外有别的“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 
    面对民间对强制拆迁的挞伐之声，中国地方官员终于说话了，不过是以匿名的方式。 
    10月12日，一个署名“慧昌”的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为强拆辩护。而自从他抛出“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后，其文章和博客就吸引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和评论。 
    一个月前，宜黄刚刚发生了被强拆户自焚并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其中当地官员对拆迁户钟家姐妹的围追堵截和对死者的抢尸大战还未从人们的记忆中褪去，这位化名官员的“直抒胸臆”，显然为人们了解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提供了一个窗口。 
    “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因此，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该官员在文中的反问，令65岁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陡感悲凉。“一个强盗逻辑。”他说，“把过去对反动派的打压用到对自己的人民身上，这对吗？” 
    换言之，只有强拆才能推进城市化步伐？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霞辉谈及此事时坦言，现有的中国城市化之路即将迈进“死胡同”。 
    数字上的城市化 
    刘霞辉负责的课题组今年4月发布了首部《宏观经济蓝皮书》，研究表明，“中国将在2013年达到城市化增长率的最高点，此后将在2011-2016年之间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这意味着，接下来几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最为快速的发展阶段。而直至2030年左右，城市化率达到约68%，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步伐才进入相对稳定阶段。
    另一数据也说明了高速城市化阶段的到来。中国社科院7月发表的《2010年城市蓝皮书》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到2015年将超过50%，城镇人口也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如果按照“城市化”的地理学科释义：这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是一个农村用地向城镇用地转变的过程。那么，数字的变化无疑代表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里程碑意义。
    延续这一发展趋势，世界银行称，到2020年，中国市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数量将突破80个。 
    但若目光抽离出数字，刘霞辉和夏学銮却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们说，城市化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地由市场推进的过程，“但现在已经变味了”。 
    强拆乱象何时了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并非从一开始就“变味”。 
    据刘霞辉回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重新起步。初期，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规模不大。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农村人口快速进城，“纯粹是补充城市劳动力的不足”。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当时农民进城是非农产业增长的内在需要，城市以每年1000万人的速度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 
    不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成了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很多地区受地域限制不可能享受出口的好处。于是国家通过推进城市化，推进建筑业和制造业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刘霞辉说。此外，伴随着国家财政税收等政策的调整，由政府而非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成为了与国外有别的“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 
    而两种类型发展轨迹最大的不同在于，“非自然”的政府主导之路往往将民众利益与政府利益尖锐地对立了起来。 
    无法遏止的强拆乱象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就在“宜黄强拆导致自焚”风波尚未平息之际，“广西警察协迁竟如‘鬼子进村’”的报道令人们心头又是一紧。 
    据媒体披露，10月8日，为了拆迁几个村庄，广西北海市有关部门不惜动用防暴警察等，于凌晨5点将睡梦中的村民铐上拖出家门，然后搬东西、拆房。北海市政府还强行推出了“株连拆迁”措施，意为拆迁户若未签署协议，家属工作就会被暂停，彻底使强拆后的村民失去生计。 
    “如果政府不退出土地拆迁的环节，那么自焚悲剧即便颁布新拆迁条例也难以消退。”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警告道。 
    在“人民内部矛盾”尖锐激化的时刻，宜黄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观点，清晰无误地表明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眼中的城市化异形逻辑。 
    中国速度“造城”潮 
    “我无法判断这是不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只能说这显然不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在中国，这条道路快要走进死胡同了，未来能否寻到出路也无法得知。”刘霞辉表示。
    而当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捆绑到一起后，与地方财政收入和政绩挂钩的城市发展就充满了商业的喧嚣和自我膨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对国内掀起的“造城”潮进行过详细调研，据他介绍，从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就是直辖市和各省省会。2003年至2004年，“大规划”曾达到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之风不久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市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纷纷上马。 
    2005年，陆大道多次写信，向有关方面直陈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城市规划中出现的盲目追风，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趋向，他认为“已经出现的城市化大跃进，使城市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 
    不过，少数学者的努力未能减缓畸形城市化的步伐。 
    今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以古城西安为例，这里计划10年内初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预计到2020年，都市区总面积将达到9036平方公里，人口由现在的965万增长到1280万。 
    “中国得到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183个准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地级市’，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不客气地批评道。 
    而当“大跃进”之风刮到贫困县，“造城”盛宴更发人深省。今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历时10年“建新城”计划被曝光：这个财力只有3000多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结果留下了一堆“烂尾楼”…… 
    “现在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步伐完全搅乱了市场节奏，城市多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刘霞辉总结道。 
    危险的农村 
    在城市用地有限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必然意味着农村土地的悄然减少。 
    “我们那儿早就没什么田地了。”家住北京亦庄开发区附近的“的哥”马师傅热情介绍着亦庄的发展变化。他总是羡慕地看着马驹桥一带繁华的商业景象，末了说一句：“以前的耕地都变成商品房了。” 
    陆大道曾这样描述土地扩张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用地出现了三次大规模扩张。以2001年开始的第三次过度扩张最为严重。 
    一份建设部门的数据显示，1991年-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万亩，2001年则增加了300多万亩；部分沿海地区城市2010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 
    而过去10年间，各类建设滥占耕地现象愈演愈烈。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但他们往往不急于建房，使得一些优质耕地被圈定为建设用地后，长期陷入闲置状态。 
    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2005年耕地面积为1.21万公顷，仅比上一年减少了6.5%。但如今在卫星地图上，绿色面积相对较多的是5个位置偏北的乡，其他9个主要乡镇呈现一片灰白。当地居民痛惜地告诉媒体，万顷良田被铲平闲置5年后，方建成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商业区和别墅。而直到今日，温江还有两块未被利用的荒地。 
    另在河南省商城县西城区，数十栋风格相同的小别墅错落有致地在路边排成一排，组成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别墅群”。 
    “别墅群”的用地，也是当地“最好的田”。村民们哭诉道，这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责任田，被强制以每亩3.3万元的价格征收，政府随后又将其卖给了开发商，“价格至少翻了10倍”。
关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作家王军把这种情形形容为“两把剪刀”。他表示，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与被拆迁市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又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城市化与“城市病” 
    可是，在不断挤压和占据农村土地的城市，也没有为迎接蜂拥而入的流动人口做好充分准备。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病”正在蔓延开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短缺等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通通呈现出了“城市化大跃进”之后的臃肿和不堪。而如何应对？成为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最大难题。 
    今年4月25日，北京大兴区南五环边的老三余村召开了一个现场会，北京警方宣布，在此“试点推行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消息一经报道，被外界概括为“封村”。 
    虽然事后证实，所谓“封村”，不过是进出人员实行登记管理，村民们还一致对外表示，“‘封村’后感觉治安好了许多”。 
    但财经评论员叶檀提出更深的忧虑：“所有这些举措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的户籍改革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封村’的成本虽低，代价是固化二元结构，僵化社会阶层，使政府之手更深地介入所有的个人事务。” 
    于是“封”住的村，无异于一个封闭的“城中村”。“如果城市无法真正吸纳人们迁移所带来的新人口，那么它的城市化就是不稳定的。”刘霞辉建议，必须完善城市的功能，能够使流动人口获得适宜居住的个人收入。 
    但当城市管理、交通拥堵、高房价等问题一股脑涌现的时候，已驶入高速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城市，还有多大的容量适应尖锐矛盾的逐步消减？ 
    有人乐观，10月18日，一直关注于“本职工作”的房地产商潘石屹于微博中记录道：“北京土地中心网站显示，2010年10月－12月，北京市拟入市经营性用地50宗、建筑面积956万平米。北京有如此多的土地集中排队上市并不多见，这表明政府希望缓解供地压力、完成年度土地供应计划。这才是真正缓解房价压力的基本办法。” 
    在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小的现实中，如何保证经营性用地里没有耕地的流失？所以，未来可能真的是一个没有农村的、凌乱的中国社会。 破碎的道路和满街乞丐考验印度当局的城市管理政策。 无产阶级曾是治愈英国“城市病”的主干力量。 城市化过程中，日本为避免农民失地后再失业，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当“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从地方官员的口中说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从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上——已然“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