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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市政建设理念，无论是民本思想，还是对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以及对生态环境再生产的深谋远虑，都是建立在他对儒道释三家文化观念的深切体悟的基础上。 宋朝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唐代10万户的城市只有10多个，北宋时期增加到40个。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剧增，城市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与需求日益突显，市政建设成为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曾先后担任多地的知州，他在市政建设方面一些成功的经验和理念，对当今城市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1 对民生的关注，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生存权的关注，是苏轼施政的重要出发点，并具体地落实在其城建举措中。 城市汇聚了众多人口，饮水问题关系到城市中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地处沿海的杭州，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杭州本为钱塘江潮水冲击而成的一块陆地，水质苦涩，难以下咽。 唐朝名相李泌在杭州任刺史时，曾建造六口大井，分布在城区各处，引西湖淡水，供全城饮用。 后来，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进一步治理西湖，疏浚六井，解决杭州人民的饮水问题。  北宋嘉祐年间，知州沈遘又“增置一大井”，当地人称为“沈公井”。但是天长日久，六井与沈公井渐渐淤塞废置，杭州居民又处于甘水难得的境地。 苏轼于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时，曾与知州陈襄一道亲力擘画，加以整治。熙宁六年春竣工。这一年，江淮以南大片地区遭遇大旱，而杭州城依然水源充足。然而，十八年后苏轼再莅杭州担任知州，发现各处水井又已废坏，终岁枯竭。于是寻访当年参与修井工程的僧人，重新加以修缮。并吸取熙宁年间的教训，将引水管道由竹管改为瓦筒，以求坚固耐久。并于一向离井最远的地区新打了两眼井，使得西湖甘水遍布全城。更多苏轼解读：www.yangfenzi.com/tag/sushi 和杭州一样，广州水质咸苦，全城饮水困难，只有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人家才能饮用到牛王山的泉水，底层百姓则只能饮用咸苦水，春夏之交往往因此引发疾疫流行。 苏轼晚年贬居惠州，已无权直接参与地方行政决策，但他写信建议将离城约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的泉水引入广州，使全城贫富同饮甘凉，并详尽地谈到工程实施与维护的诸多细节，将自己的施政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广州知州王古，积极促成了广州的引水工程。 重视人民的生命与生存，是中华文化具有永恒魅力的价值体现之一。无论是强调“德唯善政，政在养民”的儒家，还是珍爱个体生命与生存的道家，抑或是主张万法平等，对世间一切有情生命皆心存爱惜的佛家，皆无例外。 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皆濡染极深。可以说正是道家珍爱生命的意识、儒家推己及人的思想、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三者紧密结合，使得苏轼在城市规划中处处体现出民本理念。 2 苏轼在进行市政建设时还特别注重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元祐年间杭州任上对西湖、运河与六井的整治。 中唐以前，杭州“居民稀少”，自李泌引西湖水作六井，由于水源充足，城市才日益繁荣起来。因此，西湖的存留对杭州城市发展至为关键。 自北宋立国，杭州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西湖便无人管理。 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时，湖面已经淤塞了十分之二三，元祐年间再至，则已淤塞了一半以上。 照这一惊人的速度，当地父老担心“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杭州六井仰给于西湖，治六井必治西湖，而治理西湖其所获益又不仅仅在于保障六井能有充足的水源。在一篇奏章中，苏轼列举了西湖不可废的五大理由，其中四条分别从日用、农业、酿酒业、交通几个方面，指出西湖对于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他对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认识。 由于湖水不足，运河不得不用江潮补给，“潮之所过，泥沙浑浊”，又造成运河的淤塞。若三五年不加疏浚，则所有船只出入艰难，严重影响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因此，长则五年，短则三年，必须加以疏浚，而这又带来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 由于运河贯穿城区达十四五里，每次疏浚都会扰乱正常的城市生活，市民无不深受其苦，城市面貌也遭到极大破坏。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中，苏轼了解到，潮水淤塞运河不过是近三五十年来才有的现象。 究其原因，一则是西湖堙塞，“湖水不足于用，而取足于江潮”；二则因后人不理解前人用心，轻易废弃隔绝钱塘江与西湖的两道堰闸，这才导致了运河的淤塞。所以，治运河同时必须治西湖。 在苏轼的统筹安排下，这项综合性大工程分两步完成：元祐四年十月至元祐五年四月，“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以上”；元祐五年四月至十月，开西湖同时治六井。短短一年之内，杭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湖面貌亦焕然一新，水草淤泥全部铲除，湖面豁然开朗。 城市生态环境需要治理，更需要维护。在综合整治杭州运河、西湖、六井的同时，苏轼还对生态环境的再生产进行了深谋远虑的规划。在任杭州知州时所作《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一文中，他详细地陈述了维护杭州生态环境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佛家、道家等东方古老哲学中深蕴有各种生态智慧，尤其是道家，不仅强调“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同时也强调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看待宇宙。 苏轼对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以及对生态环境再生产的深谋远虑，正是建立在他对儒道释三家所共有的整体自然观的深切体悟的基础上。 3 在历届地方官任上，苏轼还曾给后人留下许多富于审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城市景观。如密州超然台、杭州西湖、徐州黄楼等。在这些城市景观的营造过程中，苏轼所突显的一些建筑理念，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苏轼善于充分利用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来构建城市景观。如密州超然台。在《超然台记》一文中，苏轼仰观俯察，将古老的陈迹一一点醒，在他生动而富于联想的描述下，悠远的历史纷呈眼底，鄙陋的密州，单调的超然台顿时变得丰富而厚重，从而引来众多名流的题咏和追捧，最终成为千古名胜。 此外，他还善于依据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条件，变废为宝，构建城市景观。著名的杭州苏堤便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建成的，这也体现了道家因势利导的传统。治理西湖时，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如山，如何处置这些淤泥，也是治湖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苏轼亲自来到湖上，周视良久，想到西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遂突发奇想，用无处安置的湖草、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贯穿南北。为了沟通东西湖面，便于舟船往来，又在堤上建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桥，沿堤种满芙蓉、杨柳，“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这座既实用又美观的长堤，至今仍是西湖最著名的景观之一。 正是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深刻领悟，苏轼不过分强调人定胜天，而是道法自然，因势利导。尊重历史、尊重自然，从而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做到实用性与审美性兼顾，避免失误，造福于民。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西湖十景”之“三潭印月”“苏堤春晓”，即是著名的例子。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一往无前地征服自然，带来了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而与此同时，环境与生态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因此，20世纪以后的整个世界，是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世界。 苏轼在进行城市建设时所秉持的理念，与现代城市生态经济学观念有诸多相通之处。那么，生活在千年之前的苏轼何以能够如此“超前”呢？这恰恰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化根基。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是苏轼的思想“超前”，毋宁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中华古老文明与智慧的再发现、再认识。 作者简介 崔铭，女，1963年1月生于湖南南县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韩国檀国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2011-2012年）。 主要从事宋代文学研究。著有《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与王水照教授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欧阳修传：达者在纷争中的坚持》（与王水照教授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参编《历代文话》（王水照教授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郁贤皓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主编《大学语文》（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橄榄》、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论丛》、韩国汉阳大学《中国言语文化》、《复旦大学学报》、《求是学刊》、《中国诗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1982年至1986年，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课程，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至1995年，在湖南省益阳师专（今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任教；1995年至2000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获文学博士学位，是从王水照先生；2000年至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2002年至今，在同济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