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个最重要的特大型城市——北京和上海，正为明天规划蓝图。《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开始修编，上海新一轮以2040年为期限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已经启动。在这样的时空跨度下做规划，相当于这个时代要给儿女子孙留一个空间交代。

　　不断重修城市“总规”（北京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是第七次修编），反映出中国城市发展之快，原有的规划变量和目标（如人口、人均GDP）总是提前实现，即使京沪这样的特大城市仍在快速变迁，特大城市因此带有新兴城市“变化快过规划”的特点。2013年上海常住人口2415万人，而上一轮“总规”中，到2020年常住人口预计为1850万人。北京现在的“总规”，到2020年城市总人口要控制在1800万，截至2013年常住人口已达2114.8万人。

　　参数变了，规划当然要改。

　　也有一些情况，变化之所以快过规划，是因为规划的前瞻性不够强。拿交通来说，东京的城市规划在40多年前就确定哪里要建路，哪里将来要拓宽，以确保东京任何地方的行人都不会为找公交车辆或为车辆晚点而烦恼。在这个大规划下，根据交通数据具体分析新路怎样建、旧路怎样改（一般十年会讨论一次是否改建），定出新的小计划，经城市规划审查会审查通过后正式出台新计划，灵活调整市内交通。相比起来，我们的“总规”在总揽全局上往往预见性不够。

　　另一面，变化快过规划，并不是因为规划滞后，而是因为不按规划办事，导致出现“变化”。比如，北京的望京地区变成“卧城”，是因为不遵循当年的规划，把规划改来改去，一些工业、公建用地全部转作住宅，造成望京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建筑多为纯居住社区。再加上道路格局不合理，大型商业及综合服务设施严重缺乏，使得这个近35万人居住的“新城”功能失调。

　　城市规划是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具有最大和最久的外部性。只有走出GDP锦标赛背景下的城市外延扩张模式，切实意识到城市规划的约束条件（如土地资源及绿色空间对人口及建设规模的制约、人口密度的制约、水资源的制约），回归以人为本、内涵生长、集约高效的规划思想，我们留给后代的空间才是宜居空间、品质空间和高价值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