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提出有关城市化、生态城市、城镇化的问题。南京市市长繆瑞林认为，“面对现代化建设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和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强烈的诉求和期待，作为代表现代文明水平的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必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湖南省副省长张剑飞表示，城镇化最需要把每个细节都做好。他说，“我们现在不缺大的思路，缺的是把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好。细节跟战略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对城市良好居住环境的迫切需求不仅仅是城市执政者和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频发的雾霾现象，使得城市环境成为人们担心的最大问题。刚刚过去的2013年被戏称为“口罩之年”，也就是这一年，生态问题被激发，政企学各界对城市生态问题进行反思与讨论，“心肺之患”面临大考。也正是这一年，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以生态城市作为发展方向和目标，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生态城市发展路径。

　　生态城市建设热潮存隐忧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载体，但是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一系列问题。

　　自2010年7月，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了“低碳生态城”的概念，“生态城”这个词汇成了不少地名的后缀，从流传出的一份有关全国各地兴建“生态城”投资的预算“账单”上清晰地显现出了“热度”：2018年前马鞍山将投资790.48亿建设生态市，山东聊城则是315.65亿，还有深圳的780亿、宁波的500亿……中国的城市，多数都已经准备好为“生态城”的绿色理想埋单。

　　然而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分析，尽管当前我国各地提出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名目众多，出现了诸如“低碳生态城市”，“绿色低碳生态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等至少40种以上的名称，但每个地区都在给自己的低碳建设划定标准。在我国整体的低碳生态领域尚未建立权威性、导向性的指标体系。相关配套法规政策体系建设也不完善，正因如此，各地纷纷制定了独立的指标体系，导致标准参差不齐。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不客气地指出：“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我国不仅没有一座城市有过可以量化的减排历史，还出现了诸多低碳生态城建设中的乱象。”

　　此外，生态城市建设是需要统筹协调的系统工程。专家指出，当前城市生态建设存在“开会一起坐，行动各自干”的散乱局面，部分城市的规划部门各自为战，缺乏统筹协调，甚至出现了少数部门业绩越出色，生态大系统破坏越严重的现象。因此需要各部门协同作战，制定科学的统一规划，指挥统一的行动。

　　在“两会”上，同样有代表委员在指出生态城市目前面临的挑战，全国政协委员王玉锁明确提出，对生态城市内涵的认识狭窄、生态城市的规划仍各自为阵、建设机制落后是当前的三大突出问题。

　　如今，在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引导生态城市健康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速度，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焦点所在。

　　生态城市建设需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2014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是要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PM2.5和PM10治理为突破口，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新机制，实施区域联防联控，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同时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不仅表示出我国政府对治理城市环境的重视程度，更加为生态城市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看出，未来几年将是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高发时期，需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城市建设标准，科学建设生态城市。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城市管理研究基地研究院冯刚认为，中国需要梯度型生态城市标准。他说，从全球看，在绿色建筑、生态城市发展道路上，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德国弗莱堡号称全世界的生态城的样板，当地的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生态政策。而目前中国不能完全按照欧洲的生态城市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城市。一方面我们要顺应国际潮流，但同时，我们需要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梯度标准。

　　在“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玉锁在提案中提出了“紧制定生态城市标准，科学引导生态城市建设”他建议：首先要将资源转化率作为强制性约束指标，持续提升城市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可以将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气体能源的最大化利用作为长远发展目标，不断优化能源结构，从源头减少“三废”排放;第三要对城市废弃物设定减量化的阶梯型发展目标，强化后期治理的资源化再生利用水平。

　　同时，王玉锁还认为，应当“构建市场化导向的生态城市建设机制。根据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市场属性，将城市公共服务分类，能够完全市场化的，全部交给竞争市场，不宜实现市场化，通过政府购买，吸引各类竞争性主体提供公共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提出“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为防止城市建设无序和生态环境恶化，需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城市生态红线标准体系，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此外，生态城市建设还需系统规划、协同发展。正如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副主席王如松所言，生态城市的社会转型，急需推进决策方式从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能力建设从个体经济人向群体生态人的社会转型。城市必须将城市能源、水务、交通、工业等诸多方面统筹考虑，才能避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否则，众多主体各守己利，解决了交通问题，可能又会给带来水务、绿化等问题。

　　因此，王玉锁建议，应当探索能源、环保、水务等城市公共服务产品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打破行业壁垒，鼓励具备能力的城市单一公共服务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拓展，以更好地实施循环和系统的生态发展理念。

　　而当务之急，则是尽快完善我国城市规划的相关法律条例，打通城市各公共基础设施规划，建立统筹的生态城市建设规划。只有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机制，生态城市的建设之路才能更加通畅。各类市场主体的进入将为生态城市的建设带来雄厚的资金、技术、思路等优势，使生态城市的建设速度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