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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城迷失？ 国际权威，坐观虚火，谆谆告诫，不免扼腕叹息；外资巨头，相机而动，中外联姻，总能盆盈钵满。 中国当下的生态城建设可谓“风急火旺、屡挫屡勇”。 西谚有云：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就。当生态城建设演化为一场狂飙，不得不令人担心种种可能的迷失。 倒掉的“带头大哥” 国际媒体唱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经枯萎。 “这是公元2010年的上海，田园牧歌式的东滩码头上，微啜一口咖啡，眼前游艇来去。”梅嬉蝶曾经这样描述东滩生态城可能的美好。2010年，这美好一幕已然镜花水月。 梅嬉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博士，生态城的经济社会影响是她的研究旨趣所在。 2005年，中国两个高调出场的生态城项目吸引了她的目光：上海东滩与辽宁黄柏峪。“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东滩的生态城规划在全球的业界和公众中掀起了狂想。”梅嬉蝶原以为，“它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城的”。 东滩一度深孚众望。这座规划86平方公里的“零碳”城，由中英两国最高首脑签署合作备忘录，上海市政府全资拥有的上实集团负责开发，担纲“鸟巢”、“水立方”等项目设计的英国奥雅纳公司负责整体规划。 “我们2006年就已经按照要求把总体规划和可持续指标递交给了上实，但是很遗憾这个项目没有按照预期走下去。”英国奥雅纳公司全球设计总裁彼特·海德说，背后原因是什么，他们也不清楚。 奥雅纳所不清楚的原因，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东滩主要卡在了政策上。”原上实集团首席规划师董山峰告诉南方周末。上实最终未能将东滩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农转非’实现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来。” 法国索格利公司可持续城市发展经理Antoine Daval以为，“对于中国趋之若鹜的生态潮，东滩会是一个安全阀。”这家公司如今是多家地方政府生态规划时的座上宾。 然而，东滩并没有成为一个“安全阀”。与它一样宣告搁浅的，还有曾因实践“从摇篮到摇篮”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自诩为“世界第一村”的辽宁黄柏峪。这个由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发起的示范项目最终因缺乏投资和无视民意而迅速“从摇篮走到了坟墓”。“包括美方合伙人在内的多家机构没准备投多少钱，他们只是许给四百多户家庭一个梦想。”曾在黄柏峪进行田野调查的梅嬉蝶说。 “带头大哥”已经倒掉，《纽约时报》、法国《解放报》等国际媒体据此唱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经枯萎。 纷争世界第一 “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生态城的标准出现。” 旗手已成浮云，地球上的第一座生态城花开何处？ 今天看来，答案似乎写在了渤海湾荒凉的30平方公里盐碱滩上。距离天津市区45公里的中新生态城，风车立起，路网织就。“在我所知的目前所有在建的生态城项目里，天津是最有希望成功的。”全球生态城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的澳大利亚生态城市协会创始人保罗·道顿如是乐观。 然而，太多的地方并不甘心拱手。距离天津100公里的唐山曹妃甸，规划七十余平方公里的国际生态城正暗中较劲，力图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生态城市的示范和样本”。而在北京，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城”的门头沟也在紧锣密鼓，宣称在100平方公里的地块上建成“第一座真正意义的数字低碳生态城”。 东滩之后，至少两位数的中国城市铆足了劲，力图拔得头筹，他们多立足“生地”，意欲变废为宝，多为政府倾力，国企包揽，多为地产云集，产业配套，多为联姻海外，以洋为师，只是，“即便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生态城的标准出现”，保罗·道顿说。 这似乎并不重要，无论天津中新，还是曹妃甸，都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自握话语权。曹妃甸生态城一个包含了141项生态技术指标的体系已经完成，涵盖了新能源、绿色建筑、水处理、垃圾处理及利用、交通、信息系统、绿化生态、城市景观等各个方面，无微不至。 在被誉为“生态城之父”的芬兰教授埃罗·帕勒海默眼里，“第一座真正的生态城是一个标本，而标本的造价往往比后来者要昂贵得多”。 而中国的城市似乎从不担心昂贵的造价。苏州生态城投资250亿，北京门头沟中芬生态城投资1500亿，仅在2010年，天津中新生态城即确保年内完成投资170亿……他们正竞相成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逐鹿中国试验场 “我们在黄柏峪可能会失败，但能从中获得丰富的数据为美国借鉴。” 崔志文的办公室窗外，一米见方的土地上，立着三盏样式各异的风能和太阳能互补路灯。“它们可能是三家公司的，都是想拿过来试试。”这位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政策研究室主任说。 路灯推销商只是个小角色。事实上从无到有的平地造城运动让整个世界都按捺不住前来中国一试的欲望。 据崔志文称，曹妃甸谋划之初，包括英国奥雅纳、瑞典SWECO等多家国际知名的规划设计公司都曾伸来橄榄枝。梅嬉蝶做过的一项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曾有来自美、英、法、日等国的多家设计公司为东滩生态城制定了超过60项总体规划。 在无人识得生态城真面目的时候，谁的方案被率先采纳不仅意味着数额不菲的咨询费，也意味着在业界的强大话语权。英国奥雅纳的一位前职员透露，类似上海东滩这样庞大的规划项目，咨询设计费是个千万级的数字，而所谓的中外联姻，实质上多为中方雇佣，即使项目搁浅，外方公司依旧包赚不赔。 “仅对设计公司而言，每一个失败的生态城的经历都可以用来为他们赢得新的合同。”梅嬉蝶说。英国奥雅纳即便在东滩失败后仍坚称，“我们设计生态城的模型已经得到了完善并被应用于全球其他生态城项目。”而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美方理事长威廉姆·麦克唐纳更直接，“我们在黄柏峪可能会失败，但能从中获得丰富的数据为美国借鉴。” “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城市规划的长期市场。”法国索格利公司经理Antoine Daval说。 “想来试试”的不仅仅是概念的设计和规划者。在已经搁浅的辽宁黄柏峪项目中，巴斯夫公司“想来试试”自己的膨胀聚苯乙烯隔热板，英国石油公司“想来试试”自己的太阳能光伏装置，美国威猛公司“想来试试”自己的压缩土砖，威廉姆·麦克唐纳则“想来试试”自己的“从摇篮到摇篮”的理念。 一份中法工商会的内部刊物显示了法国企业的算盘：威利雅、苏伊士环能集团的水处理技术，阿海普、索格利等公司的绿色工程咨询，阿海珐的无碳核电，阿尔斯通有害排放气体的收集储存……“他们在中国可持续城市规划的市场上都有牌可出。”该刊物称。 中国为何会被如此看好？ “西方土壤里造不出生态城。”曾参与过东滩、万庄和天津等多个生态城规划的董山峰说，西方已趋完结的城市化决定了他们只能改造生态社区，平地而起一座新城只能是幻想。 而即便改造生态社区，在国外亦是阻力重重。生态城概念的发明者理查德·瑞杰斯特告诉南方周末，在其所在的伯克利，人们一边谈论气候变化带来的痛苦，一边拒绝谈论与生态城有关的土地利用、建筑设计等任何话题，“他们担心任何可能的改变所带来的风险”。 在“生态城之父”帕勒海默看来，中国有更好的可能性来实现一些大胆、激进的计划。“在西方，媒体的聚焦令政客变得谨小慎微。任何快的、新的、冒险性的尝试对一个政客的政治生涯来说都是危险的。而在中国，官员有更大的自主性来拍板。” 残缺的明日之城 “一只老虎，如果只有三条腿、一只眼、半个肺会怎样？很快饿死。” “我相信中国建设一个生态城的愿望是真诚的。”作为“生态城”一词的发明者，瑞杰斯特的理想是一座不打折的“全景”生态城，他的定义很简洁，“一座与自然平衡的城市”。这座城市里没有小汽车，只消耗很少的能源，所有的建筑徒步可及，有大量土地供动植物栖居，穷人也能住得起，人类的艺术、科技和生态智慧在此表达…… 瑞杰斯特说，“但就像在美国一样，小汽车仍被大力推广、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建筑缺乏想象力等可能令这些美好的愿景变得一文不值。” 梅嬉蝶并不笃信，“别搞错了，生态城可不是什么慈善项目，所有参与其中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想要、也需要牟利”，“当黄柏峪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项目，参与其中的NGO、政府机构和他们的商业伙伴都从舆论上或资金上有所收获，他们从中变得‘可持续’了。” “我们应当拒绝那些唯一目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赚钱的参与者。建设一座真正生态城的参与者必须同时是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帕勒海默谆谆告诫中国的实践者们。“有的生态城就是炒作，打着这个旗号来提高影响力。”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教授直言。事实上，以生态城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项目并不罕见，云南洱海国际生态城、郑州新田生态城因此被诟病。而即便不是单纯的房地产开发，中国通往真正生态城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观念、体制、政策、资金、技术，一个都不能少。 崔志文告诉南方周末，曹妃甸生态城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体制。作为整个项目的中枢——生态城管委会的资质并没有被上级部门认可，独立的财政体系也无从建立，这势必导致招商引资的困难。对一个造价昂贵的“示范”标本而言，缺钱、缺项目无疑是头等大事。 最被看好的天津中新生态城，也不乏烦恼。“有些决定已经被修改了，很明显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自言最早将生态城概念带给天津的帕勒海默有些惋惜，“它本来不应该在生态上有任何的折中妥协，但是这个项目已经走得很远了。” 王如松担心，现在天津中新生态城的产业用地仍嫌不足，而没有产业支撑，纯粹是房产项目的话，就无法实现就地上班，最终可能成为北京回龙观、天通苑那样的“睡城”。“天津还没有失败，但它是残缺的。”在瑞杰斯特眼中，中新生态城的建筑设计缺乏可称为生态城的特征，而只许诺2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实在糟糕透顶。 在瑞杰斯特看来，不完整的生态城意味着人们永远无法知道真正的生态城会如何运作，也注定不会成功。“一只老虎，如果只有三条腿、一只眼、半个肺会怎样？”他的答案是：“很快饿死。” 中国规划网北京11月26日电 (责任编辑：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