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空置率过高，没有人气，没有产业，夜晚经过，大街小巷黑灯瞎火---这样的城市被形象地称作“鬼城”。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都有“鬼城”，比如底特律这样的城市，晚上连路灯都不亮，也算是“鬼城”。但中西方又有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鬼城”多为旧城，有一大把年纪了，它们从辉煌的年代变成“鬼城”，一般都在挣扎多年之后。中国却有不少刚建的新城，年纪轻轻，正当发育成长，却转瞬衰败凋零，沦落为“鬼城”，令人扼腕。

　　为什么有那么多新城变“鬼城”？原因有很多，但以下三类人的作用，一般都少不了。

　　第一类是这些城市的最高管理者。这些城市管理者们，大多贵为一市之长，原先就有魄力的，自然而然要再上层楼、再加把劲，显示出更多的魄力；原先是副的，或者从别的地方调来的，那更要显示出主政一方、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魄力。拆旧城、建新城一般是这些领导们新官上任三板斧中的一招。他们建新城，从来不搞小打小闹，必须大手笔。

　　一个小城市本来只有20万人口，是个紧凑型的宜居城市。但让这些市领导们一去，这个地方一定会小鸡变大凤凰。在他们眼中，新城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又好又美的蓝图，新城一定要成为区域中心、国内中心甚至国际中心城市，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开始了。他们一边干，还一边说。有的说，不造新城对不起当地人民；还有的说，一年半载再造一个××，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时不我待。

　　第二类是做房地产的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理解的造新城，就是建楼房、卖楼房。在建楼、卖楼的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得以全面实现。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没几样产业能经久不衰，而房地产算作是其中之一吧。

　　房地产商关注城市表面的物理形态，他可不会去管这个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产业培育问题、人口数量与素质提升问题。市长们急于让一片新城平地而起， 房地产商们急于通过开发快速再发一笔，双方目标不谋而合。市长搭台，开发商唱戏。哪里有搭台子的，哪里就有唱大戏的；哪里有新官上任，哪里就会群集一批房地产商。对城市而言，市长与开发商都非常强势，他们唱响了他们心目中的城镇化主旋律，也就是：城镇化无非就是新城建设，新城建设无非就是房地产开发。

　　第三类人是各类“师”与各类“家”们，其中有拿执照的规划师、有项目咨询专家，也有某些学院派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不一而足。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市长与开发商提供各种证据，做各种背书。

　　市长点个调子，要造一个全省皆惊、举国有名的新城，咨询专家们就能找出理由来说，这个地方值得再造新城再领风骚，道理是一去二三里、八九十枝花；学院派们就能从古典派、现代派，从空间与产业、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上指出本该如此、早该如此，不如此天理不容；执业规划师们当然愿意大尺度、大面积地进行规划。原因无他，规划费跟面积有关系，江湖上的名声也跟规划多大的新城有关系。

　　新城推手，还有许多类型的人，但大致上看，就上述这么几类。这其中，市长是拍脑袋的人，开发商是拍腰包的人，而各种规划与论证的专家基本上就是拍巴掌的人---他们让新城方案一致通过。

　　这三类人有不同的立足点，但也有非常多的交集，即只关注他们个体的利益，关注眼前的利益，漠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些人的推动之下，新城必然飞速崛起，必然大厦林立，必然富丽堂皇。

　　一些缺乏严格论证的新城建设，由于城市内在的产业发育严重不足、人口集中度明显不够，最终无以为继，沦为“鬼城”。而不少新城在建设过程中，资源配置过度扭曲，埋下了地方债务隐患，威胁到金融安全，已经到了不可不治的地步。

　　新城变“鬼城”，究其根本是特殊的利益群体与利益结构已经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这种利益不完全是商人与各路专家们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市长们对于政绩利益的诉求。

　　如此看来，如何根治新城病，关键是要形成公开、科学、多元的公众参与、决策、评判与纠错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屡屡让新城“见鬼”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