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有关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话题受到社会关注。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引发了新一轮热议。无论“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主要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公众试图找到一个表达生存压力的话题。（10月27日《人民日报》）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也”，刚狠下心来回到二三线城市、回到老家，又卷起铺盖逃回北上广，真验证了“人生处处是围城”的论断。为何逃离北上广？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钱不够花；为何逃离二三线城市、逃回北上广？小地方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而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

    逃离又逃回北上广，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也被不少网友悲情解读，其实，逃回北上广，固然凸显了现代人的生存焦虑，以及年轻人无法安放青春的困惑，但仔细一想，并不是坏事。

    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套用这个句式，哪里更开放、哪里更公平，哪里就是我的安身之所。在大城市里生活，确实够累的，房子贵、交通难、压力大，但是机会多，人际关系相对单纯，整个城市状态更开放、更公平。正如一名逃回广州的年轻人所称，“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是的，讲人情拼关系的社会，让人烦躁；动不动就得看别人脸色，就得仰仗别人，也让人难受。回到北上广，回到相对公平的城市，凭本事吃饭，只要好好工作，就有机会脱颖而出，这确实是不少年轻人的心仪选择。

    作别二三线城市，逃回北上广，这种路径选择实际上折射出巨大的社会变化，即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办事靠关系，人们信奉“熟人好办事”，潜规则比规则管用，公平往往被蚕食……而在陌生人社会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可能永远不会谋面的人支配，按照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的话说，就是“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陌生人建筑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生命掌握在陌生人手中。”

    陌生人社会，要求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规则，都要呵护正义，都心存温暖，人与人之间诚信化。同时也要求高度法治化，权力运作更透明，民主空气更清新。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元素，人人可能受伤，成为牺牲品，公民就会抗议。因此，从二三线城市到北上广，未必就是坏事。年轻人选择北上广，选择的是较为公平的社会空间，选择的是法治，选择的是开放。这一代年轻人更有追求，更不能容忍潜规则，不愿意为讲人情、拼关系所困扰。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北上广不是天堂，大城市有时更讲关系、更拼人情。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无论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应该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对于大城市管理者来说，破解房子贵、交通难、空气污染……显得格外重要；而对二三线城市的管理者来说，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也是必需，如果不大力破除潜规则，人才都走了，或者吸引不住高端人才，城市发展后劲势必不足。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