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成为困扰我国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障碍。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众多大城市的“痼疾”。尽快消除“大城市病”，不仅是城市发展自身的要求，也是我国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城市化是通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新经济地理理论，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地区聚集，不但可以缩短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在知识外溢效应和劳动分工效应的作用下，使城市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农民流入城镇的过程，有专家测算后发现，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每增加1人，GDP总量平均增加2.34万元。总体而言，在近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在15%以上。

    虽然城市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诸多的正面效应，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大城市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病”绝大多数已经得到了有效地缓解，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困扰。究其原因，发展中国家出现“大城市病”的根源并不在于宽松的户籍管理制度所导致的人口自由流动，而是城乡二元经济和地区经济差异过大所致。

    很显然，中国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依然存在，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在一些方面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在地区差异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扩大到2007年的0.21。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鹤立鸡群”，形成了极大的城市集聚效应。相比之下，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乃至周边地区的发展便成了发展的“洼地”。比如前几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就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

    在中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下，其他地区的人口源源不断地涌过来。事实上，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了一些中心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例如在北京每年的新增人口中，有70%来自于流动人口，21.7%属于户籍迁入。而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

    由此可见，要治理我国目前出现的“大城市病”，除了大城市自身需要大力加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扭转国民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模式。只有尽快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才有可能真正根除令人头痛的“大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