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树敌很多。”年过八旬的周干峙平静地说。

    自1952年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进入建筑工程部(现在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前身)至今，除曾在唐山地震后短暂离开建设部任职天津规划局长两年外，周干峙绝大多数时间在建设部大院度过。不仅经历了建设部的历次变迁，亦见证了中国的城市化率从解放初的10%一路上升至今天的近50%。他自己，则凭借在城市规划领域的贡献确立了堪称“显赫”的“江湖地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料”院士、前建设部副部长、现建设部特邀顾问。

    但在过去十余年间，这位中国城市规划界德高望重的权威却频频因各种“上书”、“反对”而为公众所关注。他反对拆除西直门国务院宿舍、反对国家大剧院建设方案、反对“鸟巢”……至于在各种城市规划专家论证会上，周对城市建设追求新奇古怪、贪大求洋的反对、批评就更多。

    反对归反对。“三年大变样”式的拆迁口号、“大跃进”式的城市扩张，依旧像癌症般无可阻挡的在全国扩散开来。城市，正在以周干峙无法认同的形式发展下去，而他除了提出反对意见，无能为力。

    这背后是中国城市发展驱动力量的变迁。

    周说，过去城市规划很纯粹，领导与专家结合得很好，但现在“行政干预越来越多”，规划已经不再那么单纯。

    1. 1950年代：苏联标准

    1952年8月设立的建工部，成立初衷即是为新中国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准备。1953年确立“一五”期间的156个工业大项目后，项目如何布局——城市规划随即提上议事日程。初到建工部的毕业生周干峙，便跟随苏联专家赶赴西安，参加选厂和城市规划工作。

    北京市于1950年下半年成立的由梁思成先生等人组成的都市规划委员会，标志着新中国城市规划的起步。但当时中国的其他城市，大多尚无规划意识、城市规划人才紧缺。并且，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工业建设还需保密，做城市规划的技术人员还需具有党员身份，从而使城市规划人员更加短缺。

    彼时的西安，懂城市规划的，只有一位老工程师，且主要是做施工而不是规划。最终，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的任务落在初出茅庐的周干峙肩上。

   “赶鸭子上架。”周干峙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因为他自己学的也不是城市规划，而是学建筑学。周干峙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而最终他画出来的这版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中，工业区被放在古城之外，西安古城和古城墙得以保留。在当时拆墙成风、北京的城墙尚且无法保留的情况下，实属不易。半个多世纪后，西安市民尚称道此举“功德无量”。

   “西安没有拆城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周干峙说，西安城市规划“画图是我画的，城墙我也要保留的”，他还在规划说明书中将城墙形象地比喻为“城市的一根项链”。但城墙得以保留，主要是得益于一位老人的观点——城墙还能够防止原子弹。

    在周干峙个人职业生涯中，参与、负责西安城市规划是他后来一系列城市规划工作的成功开端。西安规划的成功，在他看来主要得益于政府官员与专业人员的密切合作。

    苏联专家的角色也不可忽视。“解放初一切听苏联专家的，他说对就按他的干，他说不对咱们就不干。”周干峙说。他自己做的西安城市规划，也是在学习苏联经验并得到苏联专家认可后付诸实施的。

    但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结合国情，建设“中国的城市”的观念亦开始萌芽，并成为此后贯彻中国城市规划始终的一股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六九之争”。

    根据苏联经验，城市住房的人均居住面积是9平方米。这一标准由列宁确定：以房屋层高3米计算，需要9平方米——亦即27m3的空气——才能保证居住卫生。但这一标准在中国遭到挑战：还有人认为，苏联人习惯关窗户，而中国人经常开窗，因此，不需9平米就足够。当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当时的人均住房面积连4平方米都不到，根本无力按9平方米的标准建设。

   “一五”期间，与西安一同规划建设的还有兰州、包头、武汉、洛阳等共八个城市，共同打下了新中国第一批城市基础和工业基础。但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再无这样规划有序的城市建设。

    2. 1980年代：解决问题的共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号角重新吹响。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理所当然的成为城市建设的先驱。

    1979年，深圳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升格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第二年，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刚刚结束天津唐山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的周干峙被国家建委派去深圳，参与主持特区的规划工作。

    作为第一个开发区，深圳规划做多大，毫无经验。

   “亏得当时有一批老干部，有一批技术人员，经过‘文革’前的工作以后更有责任心，要探索一条城市规划之路。所以脑子并没有固化，没有固定按以前计划经济的做，也没有盲目照抄国外经验，而是按照深圳的情况走一步看一步，穷尽各种可能，最后挑出最好的一种。”周干峙说，“现在看来有很多是成功的。”

    深圳最初的规划人口，时任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找人研究后，初定为70万人。但作为总规划师——虽然当时尚无这一明确的头衔——周干峙看到深圳有130平方公里的土地情况后，认为70万人太少。

    周干峙拿出的方案是，先按70万人规划，但考虑到深圳是开放城市，外来人口多，要加一部分流动人口，按120万人计算。没人反对这个方案。但在进一步研究、编制规划中，周干峙发现，深圳其实可以不止容纳120万人，可以有160万人！当他按120万人规划、160万延展画出规划图后，同样没人反对，谷牧也没有再说不行。

    在确定人口规模后，周干峙利用深圳地形狭长、河道分隔的特点，结合自然山川，从东到西，依次布置了沙头角—盐田、罗湖—上步、福田—华侨城、南头—蛇口等组团。这种带状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便于灵活调节，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同时，周干峙还预留了地铁、机场、火车站的位置，为深圳日

    后的城市交通建设大大节约了成本。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一次规划上百万人口，按规划建出来，而且建得如此完整、如此合乎功能。”如今谈起这份“得意之作”，周干峙颇为自豪。这版深圳的城市规划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际建筑师协会阿勃克朗培奖——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的颁奖者正是梁思成英国同学的学生。

    周干峙认为，深圳的规划在当时是全新的挑战，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官员和规划专家形成密切的合作。“一个总规划、一个工程项目，都是上下结合，专家跟领导结合协商。这中间不一致的地方多了，但关键是互相尊重、互相讨论，找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现在：沦为领导意志的附庸

    1994年，周干峙从建设部副部长一职卸任，但作为建设部顾问和两院院士，他仍一直活跃在城市规划领域。不过，他发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行政干预、贪大求洋、新奇古怪、大拆大建愈演愈烈。他开始不断以“反对者”的身影出现。

    仅以北京为例，进入本世纪，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大楼等一批样式奇特、颇富争议的建筑相继建成。周干峙上书反对过国家大剧院、反对过“鸟巢”。最终“鸟巢”去掉了可开启式的活动屋顶，但国家大剧院照旧建成。

    在城市拆迁中，周干峙反对过西直门国务院宿舍的拆迁计划。

    在城市规划中，近年来各地动辄抛出几百平方公里、上千平方公里的“新城”建设计划——而解放初，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亦不过150平方公里！周干峙反对、提意见，但依旧无法阻止。

    德高望重、年事已高的周干峙对此“无所谓”，但大多数规划师难以如此超脱，他们不再与官员在城市规划上争论对错，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在周干峙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规划一度“走偏了方向，追求形式、搞大、不求实际”。这使他感到遗憾。“本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思路、我们的眼界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更宽了，特别是有了自己的经验，就知道该怎么改、怎么做得更好，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时，没有注意研究究竟会碰到什么问题，思想准备不足。”

    无力的不只是周干峙。

    汪光焘曾多次向北京市提出改造西直门交通枢纽的计划，以使地铁换乘更便捷。汪光焘曾是周的下级，时任北京副市长、分管城建。但因北京市无法协调各方利益，改建最终作罢。

    对于地方城市建设的贪大求洋，甚至建设部有时也无能为力——过去部是代表中央，现在省部平级。

   “我认为不完全是简单的专业技术，也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周干峙说，“说到底，还是我们国家的改革还没有到一定程度。”

    不停的反对，不停的失败，但周干峙不以为意。

   “这就是历史。”他说，“历史不可能是完美的。”他说，自己已经看透了，已不在乎成败得失。“对历史负责，这是最主要的。”

    他相信，时间将会检验一切。 中国规划网北京7月23日电